“生民”政治的当代意义

姜志勇

“民”是国家构成的基本元素，也是政治制度建立的基础，一般来说，不同的政治制度都是建立在不同的“民”之理论上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计的哲学王统治的国家是建立在把“民”分为普通人、兵士和卫国者三个阶级且只有卫国者才能有政治权力的理论预设之上的。雅典城邦制度中“民”分为公民、自由人和奴隶，只有公民才是城邦的主人，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更为值得思考的是，“民”之理论的变化也是政治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和动力，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天赋人权、人是具有天赋权利的人等现代“民”之理论的形成，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变迁的重要特点也体现出“民”之理论的不断衍变，产生了包括国民、公民、新民、人民等表述“民”之不同内涵的词语，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家们都把“民”之理论的重新诠释和解读放在建构新的政治制度的突出位置。

儒家“生民”政治对于“民”的理解是“民”生于“天”，“君”立于“民”，“君”为民“用”，“君”“民”平等，但它又不同于自由主义对“民”的理解。自由主义理解的“民”是政治上平等、具有不可侵犯的天赋权利的“民”(公民)。“生民”对“民”的理解除了考虑政治上的平等之外，还关注经济问题。在西方契约论中，政治上平等的人不论穷富都一致欣然签订财产权不可侵犯的契约，而在“生民”政治中，国家诞生时就具有保障弱势群体生存的重要职责。在这个意义上，“生民”相较“公民”来说其涵义更丰富，在“生民”的理论基础上会更容易建立福利制度。“生民”政治的涵义包含“生民之道”，儒家的“生民之道”在关注弱势群体生活上类似西方的福利政策，都要求通过政府干预来保障弱势群体的生活。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福利政策面临保守主义的激烈批评，弗里德曼认为“福利计划会减少自由，一个社会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诺齐克认为“国家在最初产生时所履行的保护功能是唯一能被证明其合理性的功能，任何扩大政府职能的企图都会侵犯个人权利”。保守主义者对福利政策的批评主要是其对自由的侵犯，这种自由是拥有财产的权利和自由，因为保障穷人的福利必然要向富人征税，而这是启蒙时期的契约论所没有规定的，无论是霍布斯、洛克还是卢梭，其契约论都是平等的人签订契约，这些平等的人是政治上平等的，没有考虑经济上的不平等。这就为今天福利政策的提出留下了理论上的难题。加之福利政策的实施在现实中所造成的一些问题，例如新的特权阶层的出现、财政负担加重、人们对政府的依赖增强等，使得保守主义者拥有更多批判的理由。相对于西方的契约论，“生民”政治的理论预设了“生民之道”，保障民生是政府的天生职责，也是“生民”政治自身理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实施“生民之道”不需要像新自由主义者那样去寻找理论支持。当然，相对于“公民”在理论研究上的深刻及现实涵义拓展方面的丰富，关于“生民”的研究要粗糙得多，但这不能掩盖“生民”这种“民”观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即使在和“公民”理论比较时也依然存在。

以上对“生民”理论的分析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生民”因其具有独特政治涵义而在后来的历史中逐渐被遗忘。因为这种“民”是和大一统的国家专制制度不相应的，但在21世纪的当代，封建专制制度早已被革除，在维护民权、实行民主、保障民生成为时代要求的情况下，重新重视、研究“生民”政治，是否能对中国今后的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有所启发、助益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且从以上分析来看，“生民”因其是中国儒家本有的概念，对它的研究也能为民主与儒家思想的相接、相通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切入点。

(选自《被遗忘的政治理想——儒家“生民”政治思想研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