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是一部“中国读本”

赵启正

“中国读本”这本书有13亿页，一个外国人不可能读全，只能读几页，认识几个中国人，于是就认为这就是中国人了。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应当珍惜自己的公共外交机会，为公共外交做出贡献。

我认识一位上海的书法家，多年在国外传播中国书法，不仅给韩国人、日本人讲解，也给欧美人讲解。他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通过书法研习建立了很好的友谊，通过书法，潘基文表示更理解中华文化了。其实，如果尽心，每个人都可以有为公共外交做贡献的机会。

当代的公众已经不只是公共外交的“受众”，更成为积极参与公共外交的“主体”。与传统的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外交相比，这种以公众为主体的新式公共外交的实际影响力，不仅补充了前者，不少时候还甚于前者。也正因此，许多国家把公共外交提升为全球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美国1999年就设立“公共外交副国务卿的职位，英国在2002年也设立了类似职位。在许多国家，由民间主动承担的公共外交更是风生水起。

今天，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构成了国家的整体外交。当然，公共外交领域里，政府也是外交主体——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就是近年中国举行的标志性公共外交活动。而其他如民间团体、社会组织、社会精英等，乃是公共外交的中坚力量，广大公众则是基础，他们在外交的重点、方式上各有例重，形成了互补之态。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和世界有某种隔绝，外部世界对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感到陌生，甚至有神秘感。加之冷战思维的残余，影响了西方政治力量和媒体对中国社会制度、经济、文化的观察和评论，以致国际舆论中的中国形象与中国实情严重不符。开展公共外交是中国的迫切需要。

公共外交的目的是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进而影响外阁政府对本国的政策，实质上属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当不同文明之间缺乏足够的对话或者对话不对称时，则有可能产生重大的误解甚至冲突。中国的公共外交本着求同存异的和谐理念，力求通过不同文明间的对话，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共同繁荣这与有的国家在公共外交中以打压他国的手段来推销自己价值观和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有着本质的区别。

现在，我们每年出境旅游的人大约是8000万人次以上，普通游客未必意识到自己在进行公共外交，但他的言行却带来了公共外交的效果，有正面也有负面，比如礼貌、友好就有正面效果，大声喧哗、不守秩序就有负面影响。公共外交并不要求人人都去谈政治话题，去解疑释惑，实际上，谈吐得体、举止有度就是正面的公共外交。所以，公共外交的效果不仅仅是对外说明中国，反过来也帮助公众树立正确的爱国观，让公众明白做好自己就是一种爱国，你的言行就是在表达中国。

(有删改）

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俗文化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深厚传统，而民俗文化学在中国则是随着整个社会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其深厚根基则是在几千年的本土文化之中。据史料记载，起源古老的节日风俗乃至一切民间习俗，它们的成因一般说来总是与原始社会中一个部落、一个部族或后来的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最根本的共同愿望密切相关，往往是因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最初总有一种功利目的。而当风俗一旦形成便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有它自己的生命流程，随着人类世代的绵延，风俗不断被补充、被修正，并被代代相传。由于生存环境的变迁，后代的人们往往不能理解远古祖先创造这些习俗活动的真正动机，遂根据各自的生存条件和状况，对这些习俗作出新的、合乎逻辑的解说，这样就造成了或附会了许多有关习俗的解释性民间传说。可见，传说的附会总是在习俗形成之后，实际上是为了延续或加强这一习俗才发生的。

端午节作为我国传统节日，无疑是中华民族最具深厚文化底蕴的民俗丈化之一。端午也称端五、端阳。此外，端午节还有许多别称，如午日节、重五节、五月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节、诗人节、龙日节，等等。起初，端午节是 从南方吴越地区传播开来的祭祀龙图腾的民俗节日，因此可以称为龙的节日，是对龙图腾的祭祀，是先民希望证明和显示自己的“龙子”身份，以此祈求龙保佑健康与安全，从而达到驱邪、疗病或祷祝丰收等目的。可见，端午这个节日，远在屈原出世以前已经存在，而它变为屈原的纪念日，又远在屈原死去以后。为什么传说端午起源于屈原投汨罗江自杀？其根源于民众生活的某种实际需要，而用某个传说来解释它。正如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中提到的，除屈原外，介子推、曹娥、越王勾践的遭遇也都曾和端午节发生过关系。其实，在中国的漫长历史里，民间流传的端午习俗传说一定还要更多更复杂，经过淘汰才留下了上述几种保存于古籍之中，又经过多少年的流传传到今天，现在人们已不再把端午习俗与介子推、曹娥、勾践并提，而只与屈原相联系了。不但在汉族地区如此，在少数民族中也是如此；不但在大陆如此，在香港、澳门、台湾，甚至在国外的华裔中也是如此。这就是说，屈原的传说战胜了其他所有的传说，与端午节俗建立了最牢固的联系。屈原的品质，显然更符合我们民族的理想。中华民族在节俗和传说的长期流传中，集体地选择了屈原，是存在于一个民族集体意识的深处，存在于融汇了这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审美意识、伦理观念乃至社会政治理想而形成的民族精神的精髓之中。

端午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伴随着人类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发展而变化。从早期单一的辟邪驱瘟主题，逐步发展到兼顾辟邪驱瘟和纪念先贤，两个主题并重。其中既包含着我国古代天文学、医学知识，也体现着人民的忠孝观念。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端午节民俗中具有迷信性质的辟邪色彩逐步淡化，游戏娱乐成分（特别是其中龙舟竞渡游戏）逐步增多。可以说，同我国其他传统民俗节日一样，端午节的演变过程记录着中国人走过的历史脚印。

深沉的民族感情于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培育。当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外来文化大举入侵，许多人沉醉于“圣诞节”“愚人节”等洋节，渐渐淡忘了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传统节日。作为中华儿女，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保持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民族节日在文化上的传承。今天，我们必须用实际行动捍卫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心怀敬畏，责无旁贷。

紫禁城内最著名的水源便是金水河，为了与天安门外的外金水河区分，也被称为内金水河。当你穿过午门，走入太和门广场，第一眼看到的便是自西向东流满的金水河。与几乎笔直的外金水河不同，皇宫内的金水河呈现出柔美的弧线，若登上午门城墙俯瞰，会发现这弧线仿佛一张长弓，而河上的5道飞虹就像5支蓄势待发的箭。5座金水桥不仅极具美感，也传达着统治者对仁、义、礼、智、信的精神追求。

古人营造宫殿在选址上会考虑风水问题，一般会选择背山面水的位置建造皇宫等重要建筑。虽然可以从风水角度闲释出很多有利于国君、天下的选址理由，但实用因素不可或缺。水，使是要最优先考虑的。自然水源如果难以直接利用，人们便会开河凿渠将水引入宫城，这种规模的引水工程早在汉代就出现了。

据清代《日下旧闻考》记载：“北京青龙水为白河，出密云南流至通州城。白虎水为玉河，出玉泉山，经大内，出都城，注通惠河，与白河合。”白虎是四象神兽之一，代指西方，文中“经大内”的白虎水使是金水河的源头。这条宫廷内唯一的河来自北京西北部的玉泉山，西方属金，金生丽水，“金水河”之名由此得来。

这条河从紫禁城的西北流入，笔直向南流满，河水西面是太监居所，河水东面则是内宫墙，一墙之隔便是后宫嫔妃的寝宫，这段金水河仿佛一扇屏风，将后宫与宦官居所分开。

若展开一张故宫地图，我们会看到金水河经过笔直向南的河段之后，河水特向东流，河道也风格大变，从西到东可谓九曲十八弯，第一个大弯就是从武英殿前绕出一条弧线，这座宫殿在明清时期曾做过皇帝的外朝便殿，一国之君在此斋居、召见大臣、会见宗亲，虽然远离中轴线，但其地位颇为尊贵。明末，1644年春，闯王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兵败山海关，六月初在武英殿仓促举行称帝典礼。清兵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最初也是在武英殿处理军政事务。今日的武英殿早已没有了军政大事带来的紧张和喧嚣，如果你来到门前有河流过的武英殿，踏上紫禁城中最美的断虹桥，一定会感受到这里因水而生的清凉和宁静。

绕过武英殿，流至太和门广场的金水河，是人们最热悉的一段流域，但你可能并不知道，明代时，这里并非如此沉静肃待。那时，金水桥下栽种荷花，盛夏之时也有莲花映日、鱼观荷叶的生机炒趣。

金水河进入故宫东区之后，走向更加曲折，据说这种设计除了能给皇宫增加美感，还有更重要的消防考量。明朝宦官刘若愚的《明宫史》记载：“是河也，非谓鱼泳在藻，以资游赏，又非故为曲折，以耗物科，盖恐有意外火灾，则此水赖焉。”明代天启六年（1626）武英殿失火，就是凭着“金水”将火扑灭。清代太和殿、太和门、乾清门等地也都发生过火灾，在没有灭火剂的古代，自然只能依赖这流过大内的白虎金水。

（选自《百科知识》2019.4.28）

高崧墓志与《兰亭序》

日前，南京东郊东晋名臣高崧墓葬有重大发现，其中出土的两方珍贵的楷书字体砖质墓志，重新引发了60年代就王羲之《兰亭序》真伪之辩的话题。这两方楷书实证资料，纠正了过去“晋代不可能出现楷书、草书”的说法，也为《兰亭序》的真伪之争画上了一个句号。

东晋名臣高崧卒于公元366年，夫人谢氏卒于公元355年，而王羲之卒于公元361年，可以说，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日前发掘的高崧墓中出土的两方墓志，上书“晋侍人、建昌伯、广陵人高崧”等字，虽仍有由隶入楷的痕迹，但已与现代意义上的楷书十分相近。墓中还出土了铜砚、墨等书写用具，说明书法在当时已比较流行。高崧墓志作为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楷书实证资料，在中国书法史上意义重大。

在与高崧同时代的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以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最为著名，因而，《兰亭序》的真伪之争也最令人关注。据史载，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与42位朋友到山青水秀的山阴兰亭（今浙江绍兴市郊），饮酒赋诗26首，最后由王羲之乘着酒兴，用鼠须笔在蚕茧纸上写了脍炙人口的《兰亭序》，全文28行，324字，字字精妙。王羲之对自己的这一作品十分珍惜，并作为传家之宝，直传到七世孙智永禅师的弟子辨才手里时，那已经是唐代了。唐太宗得到后，十分高兴，让人临摹了多本，分别赐给太子、诸王、近臣，从此《兰亭序》摹本散落人间，而真本则被唐太宗殉葬昭陵。这就是《兰亭序》的传说。

首次对王羲之《兰亭序》提出质疑的是著名学者郭沫若。他根据当时60年代南京出土的东晋王兴之夫妇、谢鲲等墓志均为隶书字体这一事实，推断晋代根本没有成熟的楷书、行草，特别是王兴之是王羲之的族亲，可见，《兰亭序》应属伪作，现存王羲之草书是否真迹摹本，也值得怀疑。但这一观点引起了南京著名书法家高二适的反对，他认为现存《兰亭序》应为王羲之真迹摹本，不仅因为当时就有楷书、行书的记载、传说和故事，而且流传至今的许多碑贴摹本也可证明楷书字体在六朝已经形成，并趋向成熟。由于高二适的声望远不及郭沫若，观点不能发表，高老就把文章交给他的老师、国学大师章士钊，章士钊又呈给***主席。毛主席还专门作了批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这场学术争论影响很大，但双方争执不下，最后郭沫若说：“还是以后等考古发现吧！”

今天，东晋高崧墓志的出土，为《兰亭序》的真伪之争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