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是彰显于天下的大德，这种大德乃是对人的善本性加以发扬光大所形成之德。明德作为一种基本的道德，实质上是中国价值观的内核精神，它体现在中国不同时代的不同价值观之中。

在远古的尧舜禹时代，明德体现为一种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价值观。夏商西周在弘扬远古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天命观和宗法制度为基础、以维护王权统治为中心的价值观。它在进一步强调德治的同时凸显了社会规范的作用，以礼治作为德治的主要手段。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形成了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皇权专制主义价值观，它旨在维护皇权专制统治，但作为其核心内容“三纲五常”中的“五常”，以及作为礼治和法治基础的德治等，亦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明德内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正在培育并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明德的基本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丰富和创新性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明德在现代文明时代的体现，彻底破除了传统价值观的王权制及其宗法制和天命观基础，使其中的许多糟粕被剔除，优秀的内容得到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取和继承了不少合理的传统价值观念，包括整体为重、以民为本、以德治国、教化为先、其命维新、和而不同、天下情怀等等。在继承其合理内容的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一些根本性的传统价值观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是在弘扬明德和优秀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以个人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生态全面改善为主旨，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以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为治国方针。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作为明德传统内涵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升华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这种升华进一步彰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明德根本精神和崇高境界的继承与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尚在培育中的价值观，它也是一个开放的观念价值体系，需要不断从传统文化中和世界文明中吸取营养和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批判吸收了一些外来的先进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在从传统价值观和外来价值观中汲取滋养的同时拒斥、剔除其中的消极因素，才能创造性地把明德发扬光大传承下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出了“培根铸魂”的重大课题。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根”就是数千年以来生生不已、绵延发展的明德，它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道德追求和精神标识；“魂”则是正在引领中国走向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是当代中国文化的鲜活灵魂和不竭动力。培根就是要厚植明德，铸魂则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风尚、涵化人心。今天，厚植明德就是要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不断完善它，使之真正成为当代中国人民之魂，成为当之无愧的当代明德。以明德培根铸魂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而学者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担当。学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构建者、阐释者，也承担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风尚和涵化人心之责。新时代的学者要担当起这一神圣使命，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应有贡献。一方面，要有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勇气和功力，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另一方面，要承担起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履行以德化人、以德育人、以德培元的使命。

（摘编自江畅《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无丑不成戏，无丑亦不成班。然而世人以为丑角不入行，连配角都算不上，不过是插科打诨而已。其实不然，丑角的唱念做打皆有独到的功夫，且无不有绝妙的特定程式。至于丑角的意义，司马迁在《史记》中专写《滑稽列传》，并在《太史公自序》中认为俳优“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故而“谈言微中”“谈笑讽谏”，进而“合于大道”，体现了古之“优谏”精神。

丑角的历史恐怕要比“正角”久远得多。戏曲的雏形源自西周乐舞和秦汉百戏，其中包括民间杂耍。所谓秦之“侏儒”，汉之“俳优”，唐之“巷鹘”，元明之“丑”，显现了丑角演变的轨迹。其中，丑角戏在盛唐才渐至巅峰。这是因为唐明皇李隆基多才多艺，洒脱好玩，还亲自操刀写曲本，如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即为玄宗对“胡部新声”加以润色而成；他还时常充作鼓手琴师，更喜欢粉墨登场，嗜演丑角。

唐代的“梨园”原为长安光化门北禁苑中与枣园、桃园、樱桃园并存的果园，李隆基常在此请李龟年、雷海青、黄旛绰、公孙大娘、李仙鹤等名伶演戏，剧种有全能戏、歌舞戏、参军戏和傀儡戏，兴之所至少不了也“客串”一把，后来干脆创办“梨园”戏班，开教坊，封伶官，设“坐部伎”“立部伎”，自称梨园“崖公”，“梨园”遂成戏曲的代称并风行起来。

很多人认为唐玄宗喜演丑角，不过是为逗杨贵妃开心罢了。这未免太小看大唐雄主的气魄。在笔者来看，唐明皇敢演且擅演与皇上身份完全相反的丑角，源自他不同凡响的喜剧精神和器量，其胸襟、气度，无不与博大包容的盛唐精神相匹配，足可傲视古今。众所周知，现实世界拥有严酷的、森严的等级秩序，朝廷拥有铁定的无上权力，芸芸草民只能被动地服从权威、教条和禁忌。

然而人类并不满足于铁定的现实世界，仍需要戏仿的、自由的虚拟世界，帝王也不例外：一则想象彼岸世界以寓存死后的灵肉——皇陵不过是它的投影而已；二则纵情艺术世界以欢娱精神——音乐、绘画、舞蹈和戏曲，无不成了他们戏仿的艺术形式。

丑角“乔作愚谬之态，以供嘲讽”（王国维语），要么自嘲，要么讽世，必有不惧出“丑”的戏谑胆量和讽喻智慧。一国之君哪怕是在禁苑梨园演丑角，其个性、气度和胸襟也是极罕见的。

后世丑角的特权和戏班的规矩，譬如丑角脸谱也源于盛唐：一国之君扮演丑角被认为有失皇威，于是演出时在其面部挂上玉片以遮掩，此后丑角脸谱即勾画“豆腐块”以代之。又譬如戏班唯丑角为大；大衣箱、道具箱不得随便坐，只有丑角可坐；丑角没勾画脸谱，其他演员不得化妆；赶庙会唱戏，戏班子要向“戏祖神”（唐玄宗被奉为“戏祖神”）磕头跪拜，丑角可免，等等，皆与唐明皇演丑角有关。

（节选自《财经》2016年第34期苍耳《丑角杂谈》）

上帝、数据和故事（有删改）

（1）关于“大数据”有句名言：“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

（2）在这句话中，大数据俨然成了一个新的“上帝”，人容易在如此理解里被大数据所管控，不时地失去自我主体位置，最终导致认知和改造世界的迷惘与失误。

（3）通俗理解，“大数据”即是“大量”的数据。它解决了以往小部分数据时，必须由局部去推测整体的困难。如在大海航行时，航行者发现冰山一角，以往必须借助某种“算法”，去推测冰山的大小；在冰山“大数据”可得到时，整个冰山便容易把握，航行者不需要任何“算法”去推测。而且，如果数据可以“大”到无所不包的“全量”时，人类就能够呔大地提高趋利避害的准确性。试想，当你一眼就看清全部冰山，你自然就能够准确地安全航行。可见，大数据特别是“全量”的数据具有直观、结构清晰的特点，人类通过它，能够迅速把握事物的整体、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势。毫无疑问，大数据是人类一种功能强大的工具。

（4）“功能强大”常常是被人们夸大的基础，而夸大的最高境界就是将被夸者置于神龛之上。当大数据经拥戴走向登峰造极时，它作为人的工具的特性便急剧弱化；相应地，它被赋予了某种超越工具的特性，大有替代人作为主体的部分作用。收集数据也好，分析数据也罢，特别是使用数据，本来都是人作为数据的主宰者所为。然而，大数据的神化，让这一切转化成了人在数据之下的被动适应——收集的数据越“大”，事物的直观性、整体性就越强，发展的趋势似乎就越容易把握，问题的解决办法似乎就越明了，数据自身的主体功能似乎就越发突出，人对数据的使用就越容易被数据对人的指挥所替代；而数据的指挥越是强势，人就越容易屈从于数据的管控，这又会刺激起人们更多地去收集“更大”的数据，进而叠加性地加固数据对人的指挥。在这样的格局之下，人退居于次位。

（5）这不是一种逻辑演论。在现实生活中使用“大数据”的人们，已经有了“宁可相信数据，也不相信人”的初步理念。例如，一些公司招聘新员工时，完全依赖于各种类型的考试成绩单和就读学校、学历、学位等组成的“大数据”，“准”比尔·盖茨、乔布斯类人士，肯定进入不了选择范围。在法律界，用“大数据”来分析人的犯罪倾向，并预测犯罪行为，提前给予监控，这实际上是对未来的犯罪可能而非实际犯罪行为进行惩罚，显然有损于人的尊严；犯罪学上有“犯罪性”和“犯罪”的区分，前者只是犯罪心理倾向，大量存在于人们之中，并非只有犯罪的人才有，即使用“大数据”分析某人的犯罪性，也不能认定犯罪行为一定发生。过于绝对地依赖和笃信数据，不仅在具体事项里会出差错，重要的，是人的主体性被侵犯，不论他们是招聘者还是被招聘者，也不论他们是“犯罪”的怀疑者还是被怀疑者。这些情况正符合西方人关于人的“异化”之说。

（6）其实，就人类说话的方式而言，除了数据，我们还有故事。故事和数据的不同，在于数据很大程度上是已经存在甚至于记录下来了的真实信息，而故事则可能含有前者，还可以去“虚构”或是“创造”。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人们的交流和交往，少不得数据，也少不得故事。有时候，故事的重要，还在数据之上。

（7）人类历史的宝贵财富《圣经》，它就是由故事组成的。其中有数据，有他类信息，更有某种“上帝”赋予人类的精神期盼——实质是人类对于自我的认知和价值理念的创设，或者说，是人类精神世界里的一种意识形态构建。正是这样的构建，创造了西方世界的文明史基础。《圣经》的历史地位高度，自不待言。

（8）华夏文明的历史何尝不是如此？许多历史学家，只能依据历史留下来的有限资料或“数据”，去分析、推测甚至于想象历史的过程，构建某种历史观或是意识形态。我们当下看到的华夏文明史，有真实的历史记录，更多的则是历史“故事”的创造。在某种意义上讲，历史中的大多数细节，不是历史中人的言行自然记录，一定是他人或史家的推测或“虚构”。延续着中华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传统或价值观，并不因为这些“虚构”而失色。相反，正是它们，组合成了较为清晰的文明色谱，让后人承接了文化的精髓而繁衍了强大的华夏民族。

（9）现代计算机、网络、传感和移动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创造出了大数据的时代。当下人类历史的许多细节，已经被有形和无形中存在的设施所自动记录，并且由庞大的存储系统保留下来，不再需要史家的“虚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从纯粹技术的角度讲，这是可能的。可以想象，当人类一切的言行，自然界的所有变化，都能够时时刻刻地被传感器、移动网络和存储设备所收集时，历史本身的“大数据”就已经集合起来，“虛构”历史细节的空间就没有了。

（11）然而，即使是史家完全没有必要去“虚构”历史，也无法不去“创造”由史而来的价值观、信仰或是在精神层面上完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于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和延续的正向理念。现代的数据可以是很大，但它们不会自动地生成价值评说和善恶区分，更不会自动形成某种意识形态。由大数据组成的历史经历，有其自身的存在逻辑，却未必是人类走向未来的合理存在，如一味追求经济速度的发展经历，并不表明人类美好未来会在此种速度下到来。只有人类自身和谐、圆融地发展，与大自然和谐共存，才是人类的长久发展之道。当历史的细节不需要“虚构”时，人类历史的信仰和价值观，仍然还是需要创造的。事实上，以往史家“虚构”历史细节，根本不是就“虚构”而为，而是冲着信仰和价值观来的。

北大人的精气神儿

(1)在过去的几年间，我编撰并出版了三种有关北大的书籍（《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和《北大精神及其他》），因而被热心的读者想当然地目为“校史专家”。其实，我愿意像五四新文化人那样，持“爱美’’(a.mateur)的心态发言与著述，却不想将自己的思路与职责定位为“宣传北大”， 引以为傲，  保留自我反省批评的权利与义务。当然，也不无将北大作为思考当下中国教育及思想文化状态切入点的意味。话一出口，马上意识到，这种既喜欢谈论“老北大的故事”，又保持一定距离，以便于反省与质疑，其实正是北大人的共同特征。

(2)在我就学或访问过的众多国内外大学中，对母校有强烈认同感的，比比皆是；但像北大师生那样，喜欢借谈论校史上的奇人逸事寄托情怀的，却不多见。北大最值得骄傲的，并非那些看得见摸得着、可用数字或图像表达出来的图书仪器、校园风光、获奖项目、著名学者等，而是流传在口耳间、充溢在空气中、落实在行动上的“北大精神’’。至于什么是“北大精神”，历来众说纷纭，最表面的一点是，北大人推崇个性与气质，在专业成就之外，颇有刻意追求“特立独行”的倾向。

(3)面对众多有关北大人“眼高手低”的讥评，我从不申辩，因这大致符合事实，但又不便“有则改之’’。“心高气傲”与“志向远大”，其实很难截然分清。锉钝了北大人的锋芒，你还能指望其“铁肩担道义”？抑制了北大人的狂放，又哪来科学研究中不时突发的奇发妙想？任何一所正规的大学，都需要严格的规章制度与稳定的教学秩序；但不是每所大学都能像北大一样，容许甚至欣赏才华横溢因而可能桀骜不逊的学生。谁都知道，无规矩不成方圆；可一旦有了规矩，必定对个人志趣与才情造成某种压抑。如何在规矩与个性间保持某种“必要的张力”，让处于成长期的大学生既感觉如鱼得水，又不至于误入歧途，对于教育家来说，是个极为棘手的难题。在我看来，理想的大学应该是为中才设立规则，为天才预留空间。不因追求管理方便而“一刀切”，也不因标准化教学而“取长补短”，让不同性格与才情的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表现，需要名师之襟怀坦荡，更需要作为整体精神氛围的“兼容并包”。这种山高水长任其发展的境界，在我有限的视野里，北大庶几近之。

（4）北大百年庆典时，曾有不少记者希望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北大精神”面对此类热切的追问，我从来都是答非所问，转而介绍起“北大精神”是如何被一代代北大人所建构起来的。不承认北大精神可以“一言以蔽之’’，其实蕴涵着一种古老的思路：大象无形。而且，北大必须自我革新；北大传统不应凝固不变，北大精神更有赖于二代代北大人的呵护、承传与发展。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我认同乃至赞许年轻学子谈论“我们北大”时得意的神情一一那与其说是夸耀，不如说是承担。

(5)比起波光潋滟的未名湖、古朴庄严岛博雅塔，以及近年崛起的百年纪念讲堂和理科楼群等有形景现，我更看好北大人的自尊与自信。踏进燕园，你很容易为这种有历史感因而显得深沉、有现实关怀因而显得生动的“少年气象扩所感动。更为难得的是，这种“少年气象”，既属于稚气未脱的本科生，也属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生活在如此气韵生动的校园文化中，你不会因此而摆脱人生的众多困惑，却很可能平添一股肉搏这虚空与烦恼的精气神儿一一这正是北大真正诱惑人的地方。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