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平常心

李美皆

当文学创作可以进行定量定性的技术分析，文学批评可以进行火候时长的测量控制的时候，其实文学创作和批评已经被消解了。所以，面对技术当道的评论话语，我不能不发问：当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我们在关注什么？

文学首先是感性的、通往心灵的东西，一部作品出现了，它或多或少打到了你内心的某个点，你对它有感觉，你对它有话说，才能形成批评。没有这一基本前提，批评家的技术再精湛，都是不适用因而无效的。文学批评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并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讲；首先具备读者的审美水准，再来着眼复杂深奥的批评。如果没有前者却强行切入后者，那就好比不会走还想跑。真不能想当然地断定批评家都具备了一个合格读者的水准，有的或许懂文学，但转头去写评论又是另一回事，好像一个死魂灵附体，所操持的话语体系令其离文学骤然远去。这样的批评和批评家是没有灵魂且毫无魅力的，甚至蹩脚或自欺欺人，很难与作品和作家形成声气相通或彼此激发的良性互动。文学创作是灵动的，文学批评也不该是一张死硬的驴皮。评论家自身懂得人心和人性、具备文学的审美和评判能力，是真正好的批评产生的前提。

我不认为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有那么重要的作用。这两个行当，其实经常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批评远远当不了创作的家。有时甚至是鸡同鸭讲，那就不如不讲。有哪个作家是看着批评的风向标去写作的呢？那他可能不是一个好作家。中国文学的高峰，都不是由于批评的先遣而出现的。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甚至还不明确小说是个什么东西。由于审美趣味和能力的差异，批评家对于作家作品误判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当下批评主要的误判不是批判错了，而是表扬错了。有人担心批评家批判错了挫伤了作家积极性的严重后果，但我认为更需要担心的是表扬错了的严重后果。即便真是批判错了，也大可不必恐慌，想想看，既然再怎么拔高的赞美都不会使作家愤怒，就说明他们抗赞美的能力是很强的，心态是不错的，内心是坚强的，那么，略微有点假以辞色的批判，也不会使他们瞬间脆弱下来以至于一蹶不振吧？拿出五分之一抗赞美的能力来抗批判，绰绰有余了。既然错误的赞美不会使作家愤怒，错误的批判理应不至于使他们不快。

文学批评与创作一样，也在经历着大浪淘沙的考验，不必担心，是金子终究会留下来的。关于如何批评以及如何引导批评，太多急于找出真理的探讨反而可能导致迷失“本心”，我的态度是：顺其自然，不必焦虑。

（选自2017年5月10日《文艺报》，有删改）

①变乱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发生。人民很容易受到变乱的侵扰，而传统中国以农为生的人民，其个别抗拒外患的能力原是很脆弱的。因此，当变乱骤生时，只好逃入筑有城墙的城镇中避难，或群集乡村险峻之地以自卫。城镇在传统社会里，不仅是商业、文化的活动中心，更是统治权的象征，权力的必需品，亦即政治与军事中心。因而其选择的地点，也是依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而决定的。乡间村聚，平时皇权并不能深入而有效地统治，是绅权的基点．一旦变乱发生，中央统治权威沦丧，地方武力基于自卫的需要而凝聚。其后，在维护地方权益的原则下，具有独立发展的倾向。于是在政治上，遂面临中央与地方势力争衡消长的现象。

②综琨地方自卫武力的历史发展，可以分成二期：宋朝以前中国地方权势较高，此时的地方自卫武力都靠领导者个别领导，各团体间缺乏制度及明确的组织办法可循，而有显著的自发性。因此，自卫武力所能发挥的力量受领导者能力影响很大。宋朝以后，自发性自卫武力固然继续存在，但自宋代实行保甲法后，保甲制度深入民间，成为平时维护地方治安的警戒力量，养成地方互助合作、守望相助的精神，也培养了地方士绅的影响力．一旦外患盗贼骤起，而政府缺乏平乱的实力，或缓不济急时，转而鼓励民间在政府督导下自组武力。民间可以很快地从平时警戒的保甲，转变成战时防御的自卫性团体，而且逐渐地制度化、组织化，南宋时代的忠义巡社和清朝的团练便是其型的例子．这种官督民办的地方武力的逐渐加强与制度化，可以看出政府介入地方的势力连渐加强，正可说明宋以后中央政府权威的增强及地方势力退缩的趋势。

就社会而言，历代地方自卫武力，基本上是地方小康完善之区的民众，当外患侵凌，盗贼横生，以致政治社会举起纷扰不靖之际，为维护生命财产及个人利益，本着互助合作、守望相助的精神，在乡绅的领导下，凝聚团结而发展出从事抗敌御侮的武装团体，对绅权的伸张有助长之势。其所据的防卫据点，多为没有城墙而形势险峻的坞堡与山水寨。除此之外，原为民间拒敌据点的坞堡或山水寨，由于颇能发挥拒敌的效果，后来进一步被历代政府所采借，成为政府边防上的重要据点，当历代外患或内乱兴起时，地方官往往先施行坚壁清野，继之移治于险要的山水寨继续抗敌，这都是仿行民间武力的做法。

——节选自黄宽重《从坞堡到山水寨—一地方自卫武力》，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