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写作的兴起与文学的新变化

张颐武

最近，大冰、卢思浩、张皓宸、沈煜伦、苑子文、苑子豪等年轻畅销书作者的新书，在短期内占据了当当、京东等图书销售排行榜的半壁江山。而“80后”的张嘉佳更是成为最近最引人注目的作家。这些人在传统的纯文学领域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关注，但他们在“80后”、“90后”的读者中都引发了相当大的反响。这些以“90后”为主的作者很多都是以篇幅短小、语言幽默与温和的小感伤相结合的方式来表现日常生活，这些作品有一点像过去的所谓“小小说”。但他们的写作很接近短小的段子，用一个小故事来表现温情和感伤的混合复杂的情绪。

这些作者的作品受到年轻读者的欢迎绝非偶然。一方面是生活环境的影响。“90后”生活在中国发展比较顺畅的时候，温饱有余，受过较好的教育，没有遭遇大喜大悲，过着庸常的生活，日常生活中失个恋可能就是大事。反观过去，牺牲、苦难、生活的艰窘都是稀松平常的事。他们的体验和前几代人不同，但同样有许多生活的挑战。因此写作是在当下的环境中出现。另一方面则是读者的需要，这些作者面对的读者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他们面临结婚生子、毕业就业、考试升学，有着人际关系、抗压能力不足等一系列的困扰，需要有文学作品来给他们更多的抚慰和激励。

与韩寒、郭敬明这些早年成名的“80后”作家相比，张嘉佳等虽然年龄接近，但写作显然和他们不同，他们和“90后”的作者的写作相当接近。“90后”作家出来较晚，他们经历了长期的市场磨炼，从写段子开始，对市场的运作很熟悉，有高度的敏锐性。他们的作品中反叛性不强，就是生活的平常性，人物也是不好不坏，有点小感伤、小同情，又有调侃机智，似乎对社会看透了的感觉。没有大喜大悲，写的就是生活中恋爱失恋等小波澜，这也是全球的中产生活的一种常态的表达。韩寒、郭敬明接触现实和“90后”还是有所不同，当时的文学界对这几位作者有相当的关注。但今天的新的作家则似乎仅仅存在于一个新的阅读空间之中，似乎完全和传统的文学界井水不犯河水，是完全平行发展的。

有人就此说到纯文学不存在了，这显然是不合乎实际的。文学随着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分化，一部分是纯文学，另一部分是通俗文学。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期间又产生了网络文学，目前这三部分是平行发展。莫言、刘震云、苏童等都在写作，纯文学仍然是很庞大的一块，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90后”以及以张嘉佳为代表的一些“80后”作家的作品都和纯文学关系不大，这也是客观存在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些年轻的畅销书作家，主流文学界和批评家们很少发声。当下这些年轻畅销书作家写的短小故事和段子，跟传统文学的结构模式不一样，没什么可比性，而且传统的纯文学在“90后”当中也没什么影响力。

现在看来，虽然当下的“90后”作家和纯文学没有多少关系，但日后会有“90后”纯文学作家的出现。现在的“90后”写作能否成为经典也要看时间的检验，谁能脱颖而出，哪部作品能够流传千古，还要时间和历史去检验。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节选自2016年1月13日《天津日报》）

中国新诗为何处境“尴尬”

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从商周的四言，到楚骚汉赋、汉魏乐府、隋唐律绝和宋词元曲，可谓灼灼其华，蔚然大观。千百年前的黄钟大吕，至今犹萦绕在苍穹。然而中国新诗在诞生近百年后的今天，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它既没能与国际接轨，又与中华古典诗词曲赋的优良传统脱节、断裂，割断了传承关系，令广大读者望其兴叹，最后只好弃之而去。中国新诗为何会处境“尴尬”呢？

首先，是由白话新诗至今未能构建审美规范更无法达成审美共识造成的。无论是《诗经》中的“风雅颂”，还是楚辞、乐府、律诗、宋词、元曲……不论其诗体形式怎么演变，但都是讲究韵律的，作品都具有节奏美、旋律美和韵式美。由于白话“新诗”“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胡适《谈新诗》)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自其诞生以来，这些便成为其发展的严重弊端和障碍。

其次，是由某些诗人一味地强调诗体形式而忽略主题思想造成的。诗歌是文学形式美的一种体现，但形式美只是诗歌的美丽外衣而已。过分地强调诗体形式，从而否定主题思想的意义，如近年来所谓的技术主义、玄学派、立体主义、构成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就像失去了土壤的禾苗一样，必将枯萎。

最后，是由当代诗人在商品经济时代的退缩和自闭造成的。同古典诗词曲赋相比，当代诗歌在题材内容方面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其一，迫于现实社会生存的巨大综合压力和人类因物质文明进步而带来的精神困惑，当代诗歌的内容越来越局限于私人性的东西，正日益失去处理重大社会题材的艺术能力，这就使得它日益减少获得公众关注的机会，而只有在少数未被现代社会物质化的心灵当中获得知音；其二，随着诗人们从社会文化中心退却，科技英雄、商业英雄和娱乐英雄取代了艺术家的中心地位，诗歌越来越被推挤到社会的边缘，诗人们成了一个不被社会关注的自我封闭、自我肯定、自我满足、自我安慰、自我陶醉的奇怪群体，这更加加剧了他们的自闭倾向；其三，当诗人们精神的价值已经从崇高、纯洁、美好、自然过渡到了喧嚣、乐趣、庸俗、时尚的方向，于是平庸困扰着诗歌界，诗歌的阵地越来越虚弱。

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国新诗只有志存高远，发扬其应有的精神文化提升作用，既在主题内容方面深度切入自己的时代，又在诗艺表现方面继承并发扬光大中华传统诗词曲赋艺术，随时代、社会、语言的变化而不断创新改进，让中国新诗界尽快构建审美规范并早日达成审美共识。这样，中国新诗才能够既有技艺的美感又有时代的气息还有历史文化的内涵，并因此而融入中华诗歌的历史长河之中，从而有机会成为新时期的经典诗歌作品而流传于世。

 (选自《长空诗话》，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