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私”说起私，我们就会想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俗语。但这里所谓“私”的问题却是个群己、人我的界线怎样划法的问题，我们传统的划法，显然是和西方的划法不同。

西方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体，团体是有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这种格局不妨称之为团体格局。家庭在西方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朋友说他要“带了他的家庭”来看你，指的是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在中国，这句话模糊得很，“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子侄等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近的人物。

为什么我们对“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概念这样不清不楚呢？因为我们的社会结构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推的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势力的厚薄而定。像贾家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就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小团。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

在孩子成年了住在家里都得交膳宿费的西方社会，大家承认团体的界限，进入团体得有定的资格，资格取消了就得走出这个团体。在他们不是人情冷暖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在西方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

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已，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以礼克服，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从已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有一个“已”作中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团体不能抹杀个人。

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族，为了族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这和《大学》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在条理上是相通的，不同的只是内向和外向的路线、正面和反面的说法。这种差序的推浪形式，把群己的界限弄成相对性，也可以说是模棱两可了。

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在西方社会里，做人民的无法逃于该团体之外，像一根柴捆在一束里，他们不能把国家弄成为每个分子谋利益的机构。于是他们有宪法、有法律、有国会。在我们的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可以着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已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行。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有删改）

蔡元培作为民国时期教育界、学术界先驱人物，其红学成果备受瞩目，出版于1917年的《石头记索隐》不仅是红学史上的标志性作品，即便置于“民国学术”经典之林，亦当之无愧。

受蔡氏基本研究思路的启发，索隐红学著作以后竟不断出现，影响较大的当数景梅九所著《石头记真谛》，出版此书正是山河破碎的前夜，作者在自序中表现出沉痛的民族情绪“不意迩来强寇侵凌祸迫，亡国种族痛突激心潮……颇觉原著者亡国悲恨难堪，而一腔红泪倾出双眸矣”，需要指出的是，《石头记真谛》只是将文本索隐当成手段，而终极目的则是为服务于民众救亡伟业。景梅九将蔡元培以来运用《红楼梦》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的做法推向了极致，同时也将红学与政治进一步挂钩，从而推动了新索隐派向以后的红学社会历史学派理论的转型。

这就发生一个令人深思的学术命题：以科学方法为指导的“新红学”考证派，为什么竟不能阻止红学索隐著作在整个民国时期的不绝如缕，其影响甚至还绵延至当代？这就需要将红学索隐派放到《红接梦》研究史上给以客观、辩证的定位。应该看到，“索隐”方法的较早运用本在史学领域，如《史记索隐》等史学专著，探求本事、史料还原，还是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从文化渊源上考察，索隐派走的是“今文经学”的传统治学路数，“今文经学”对“五经”中的《尚书》《春秋》等史书的阐释有一定合理性，然而运用到文学领域如对《诗经》的解读，就有以意逆志、牵强附会之嫌。当索隐方法引申到红学领域后，其原始出发点本想约束《红楼梦》评点、题咏、杂评家们释义的发散性，操作方式上也是指向作品情节的考证，与主流红学倡导的“回归文本”方向的努力比较接近，这无可厚非，但由于受“今文经学”治学路数的影响，这一派却很容易在解释作品时陷入误读和主观臆测。

其实不管《红楼梦》中存在多少真实的历史信息，它一旦被天才的作家所整合，就自然形成了新的意义单位，与原来的所谓“本事”已无甚关联；而当时能与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索隐派形成对垒的最重要民国时期著述，除胡适外，自然非俞平伯《红楼梦》莫属了。这部著作属于新红学产生之初最重要的奠基代表作，于1923年在亚东图书馆出版，写这本书的起因是俞平伯与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出版的《红楼梦研究》则是《红楼梦辨》的修订本，修订的原因是作者认为原书存在一些错误，即本来的错误和发现新材料而证明出来的错误。尽管原著修订后更名再版时增加了些新篇目，但《红楼梦辨》还是一本不可回避的著作。《红楼梦辨》初版肯定与上世纪50年代特殊时代环境下又增订再版的《红楼梦研究》思路不同，这种不同还不仅仅是删除了胡适的序言。通过对原著初版、增订再版前后变化的细致深入考查，可以见出作者红学观念移步换形的轨迹走向。

（节选自赵建忠《影印红学要籍的学术意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许多批评家主张散文不得放弃“边界”。即使古代散文不存在一个稳定的散文文类，现代散文也到了建章立制的时候。然在我看来，散文的“边界”可以撤除；换言之，诗、小说、戏剧之外均可成为散文。事实上，这就是我认定散文疆域的参照坐标。诗的节奏、押韵以及铿锵语调具有严饬的形式感——这一切无不展现出摒弃世俗的美学高度；散文则是流水般的叙述话语，而且，这种叙述话语松弛、从容，直面琐碎卑微的日子，充满日常的烟火气息。因此，散文与小说时常面目相近，甚至不分伯仲。考察二者的区别，许多人聚焦于“虚构”：散文必须纪实，小说允许虚构。为什么小说拥有虚构的特权而散文不得染指？在我看来，与其说小说占有了虚构之利而将笨拙的纪实扔给了散文，不如考虑二者的分疆而治带来了什么。小说必须有偿使用虚构，它通常以传奇性、戏剧性和悬念回报虚构——即以想象打破庸常现实的平淡与乏味。相反，散文不屑于虚构，它的自信是洞悟平淡背后的玄机与妙趣，以内心的起伏取代情节的跌宕。不言而喻，以上粗糙的概括忽略了许多例外，这犹如放弃细节的精雕细琢换取基本轮廓的浮现，仅仅列举几个有限的参照标识，散文的“边界”勘察远未精确。王若虚的《文辨》曾经对于文体发表了一个睿智的观点：“定体则无，大体须有”，意即各种文体规范并非僵硬的教条。必要的时候，文学必须有勇气破门而出。

（选自南帆《文无定法》，有删改）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世界上各个民族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历史传承，或用文字记载，或以神话和传说等方式口头传承。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数千年来，历代史学家为记述和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了不懈努力，留下了珍贵的学术遗产。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深入研究历史，其中也包括推动我国考古学发展。

考古学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利用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研究历史。考古学研究人类过去的生活，探讨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进程、特点与规律，为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借鉴。考古学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研究，只有依靠考古发掘获得的资料才能不断深入。可以说，考古学与文献史学是推动历史学发展的两个车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考古学是具有自身特点的学科：考古学是一个交叉学科，是哲学社会科学中与自然科学关系非常密切的学科；考古学研究对象的真实性和解释的多样性，决定了考古学更加需要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更加需要严谨科学、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学风与学术精神；考古学的研究区域和内容既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又往往具有国际性，适于开展国际交流；考古学的研究年代虽然非常久远，但与当今时代又密切相关，在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古城保护利用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我国生态环境多样、文化丰富多彩，许多考古学研究方法与手段都有用武之地，往往能产生更多成果；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生生不息，许多生活习俗、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依然存在于中华民族的肌体之中，民众对考古学具有亲切感和浓厚兴趣等。

新时代推动我国考古学更好发展，应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考古学研究的资料是实物，但这些实物资料除了诸如甲骨文、金文的文字资料，通常不能直接反映历史事实，大都需要考古工作者进行阐释。不同的人对同一资料可能作出完全不同的阐释。因此，考古学研究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到考古为国家、民族和人民服务。学术无国界，学者有立场。考古学研究要以传承文明为己任，在一系列涉及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必须坚守底线，与历史虚无主义及其在考古学上的表现作坚决斗争。三是坚持考古学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的发展方向。推进科学化，就要大力发展科技考古，加强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使考古研究手段更加科学化。推进国际化，就要树立全球视野，推动我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交流互动，并加大考古“走出去”的力度。推进大众化，就要通过举办公共考古讲座、开展考古研究成果的普及宣传等手段，让考古走进寻常百姓家。

新时代，我国考古学要发挥优势，在深化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提高我国考古学的国际地位，在国际上掌握更多学术话语权，努力把我国建成世界考古研究强国。

(节选自王魏《我国考古学具备更好发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