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素质与背诵《论语》《道德经》

中科院院士杨叔子先生说：文理分科只能教出“1/4个人”，这话说得不错。现在教育 越来越畸形，为什么自称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办起教育来越来越背离马克思所说的要培养 全面发展的人呢？真是咄咄怪事。

文理分科，始自上个世纪50年代，那时一切向苏联学习，把以前办得还不错的高等教育 搞了一个院系调整，这一大手术伤筋动骨，有些院校至今没有缓过劲来，以清华大学最典型。 许多研究性的大学，办成纯理工、甚至是纯工科的大学，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和应付全国统一 的高考，于是在高中阶段开始文理分科。我是1957届的高中生，在1959年就开始了文理分科。 这种做法不仅在高中时代就剥夺了学理工的同学接触人文学科的机会，而且到了理工科大学 或纯工科的学院（如北京的八大学院），再也感受不到人文的气息，一天与符号、公式打交 道，培养了许许多多单面人。

这些年来，许多有人文素养的理工科的老教授谈起此事无不痛心疾首，而喜欢津津乐道 数学家苏步青如何写得一手漂亮的旧体诗；地矿学“开山大师”丁文江，如何广泛涉猎人文 学科领域，对现代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诸多问题，都进行过有益的探索。我想，杨 叔子先生大约就是这一类理工科教授，不同的是杨先生不仅感慨，而且还在积极地致力于改善。

然而改善理工科学生人文素养，提高人文科学生的科学理念、科学兴趣绝不是一朝一夕 的，也不只是少数高校教授的事，甚至不单纯是学校的事，而是全社会的事。人文素质应该 从孩子的学前就受到关注，家庭是第一关。当然不是逼迫孩子学这学那，而且家中有一 种 文明氛围。建国五十多年来，受教育面扩大了，受教育的人大大增加，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了， 然而，为什么我们的感觉却是文明下降了呢？为人处事，接人待物，用杨先生的话说怎么就少了点“文气”呢？关键在于人文素质的降低，这不仅体现在学校里，更多的还反映在社会上。

提高人文素质要从小学做起。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50年来中小学文科教育之弊， 其中提到过去我们把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然而，语文难道只是单纯地教学生写文章吗？ 我认为不是，语文课应该担负起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任务。举凡传统上优美的诗文，古今中 外进步的、具有博大爱心的、有代表性的著述都应该让孩子接触到，篇幅巨大的也可以做一 些节选，哪怕尝鼎之一脔。中小学教育有12年，长久地浸润其中，其素质必然会受到熏染。 到了大学我主张无论文理医农都要有“大一国文”作为必修课，让学生从成年人的角度理解 人文精神，培植人文素养，懂得社会的责任。读这些多了，必然是心胸开阔，“腹有诗书气 自华”，杨先生说的“文人气”也就来了。过去研究性的大学所实行的通才教育也是建立在 有一定人文素养的中学毕业生基础上的。几十年前痛批过通才教育，后来好像也未为之正名。

当然，这些说起来，好像有些迂缓，但人文素质的“素”，正像《中庸》所说“素富贵 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的“素”一样，是一种长期的行为。把外在的东西变成一个人 内在的“气”，而且能向外发散，这需要长期的浸润熏染。用一些机械方法让他口诵、默写、 甚至倒背如流，大约也只是“入乎耳，出乎口”，“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

我欣赏杨叔子先生一些惊世骇俗的大胆作为，例如，他要求博士研究生在上台答辩前先 要背《老子》，后又增加背诵《论语》前七篇。过不了《论语》和《老子》关，休想从他手 里毕业。这些反映了他对单面的畸形教育的挑战。实际上，这种不满是许多人都有的，大家 只是说说就算了，可贵的是他就敢把这种不满化为行动，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实施。如果这种 做法作为象征性的行动是值得张扬的，但对他的博士生人文素质提高有多少帮助、对整个教 育中的人文教养的缺欠有多大补益是值得推敲的。

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并不等于已经铸就的、一成不变的“文化的陈迹”，而是要在永不停息的时间长流中，不断以当代意识对过去的“文化既成之物”加以新的解释，赋予新的含义。因此，文化应是一种不断发展、永远正在形成的“将成之物”。显然，先秦、汉魏、盛唐、宋明和我们今天对于中国文化都会有不同的看法，都会用不同时代当时的意识对之重新界定。毋庸置疑，在信息、交通空前发达的今天，所谓当代意识不可能不被各种外来意识所渗透。事实上，任何文化都是在他种文化的影响下发展成熟的，脱离历史和现实状态去“寻根”，寻求纯粹的本土文化就不可能也无益处。正如唐宋时期的人不可能排除印度文化影响，复归为先秦两汉时代的中国一样。因此我们用以和世界交流的，应该是经过当代意识诠释的、能为现代世界所理解并在与世界交流中不断变化和完善的中国文化。

要交流，首先要有交流的工具，也就是要有能够相互沟通的话语。正如一根筷子在水中折射变形一样，当中国文化进入外国时，中国文化必然经过外国文化的过滤而发生变形，包括误读、过度诠释等；外国文化进入中国也同样如此。常听人说唯有中国人才能真正了解中国，言下之意似乎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全都不值一提。事实上，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莱布尼兹都曾从中国文化中受到极大的启发，但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文化只能通过传教士的折射，早已发生了变形；今天我们再来研究伏尔泰和莱布尼兹，却又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别样的理解。这样，就在各自的话语中完成了一种自由的文化对话。这里所用的话语既是自己的，又是在对方的文化中经过某种变形的。

当然也还可以寻求其他途径，例如可以在两种话语之间有意识地寻找一种中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就可以是这样一种中介，如文学中的“死亡意识”“生态环境”“乌托邦现象”等，不同文化体系的人对于这些不能不面对的共同问题，都会根据他们不同的历史经验、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做出自己的回答。只有通过这样的对话，才能得到我们这一时代最圆满的解答。在这种寻求解答的平等对话中，新的话语就会逐渐形成，这种新的话语既是过去的，也是现代的；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在这种话语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世界各民族就会达到相互的真诚理解。

(摘编自乐黛云《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