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五霸七雄等诸侯国各自为政，一方面竞相发展生产，注重商品流通，一方面兼并弱小，掠夺土地和财富。特别是对大量技术工匠的掠夺占有和铁工具的推广应用，促进了各种手工业的交流提高，各方面竞争的成就对纺织材料、服装裁剪工艺和装饰艺术，也无不发生重大影响，从而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服饰局面。

②春秋战国时期,以丝麻为原料的一般纺织生产,空前繁荣起来。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又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河南陈留的花锦，山东齐鲁的冰纨、绮、缟、文绣，风行一时，比普通绢帛的价格高出20多倍。南方吴越生产的细麻布，北方燕代生产的毛布、毡裘，西域羌胡族的细旃花嚴，无不精美绝伦。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发现一批古丝绸织物，品种之丰富包括了春秋战国时期锦、绣、编组、针织等主要门类，其中通幅大花纹织锦表明那时已具有相当完善的提花装置和先进的织造工艺。同时周代往日珠玉锦绣不鬻于市的法规终被突破，这就更促进了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③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即便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商代以来，雕玉工艺不断发展，不断有精美线雕、透雕、高浮雕和圆雕艺术品问世。至西周由于“礼制玉”确定，读书人又渲染玉有七德或十德，兴起小件佩玉。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所以“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

④春秋战国学术界“百家争鸣”的空气对当时文化学术的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精美服饰的流行。

⑤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在形式上，值得注意的一是深衣，二是胡服。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可能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古人称道深衣“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主持礼仪活动)，可以治军旅”，认为它是一种完善服装。据记载，深衣有4种不同名称:深衣、长衣、麻衣、中衣。从出土文物看，江陵马山楚墓出土实物的衣式具有代表性。这种长衣男女通用，应是服装史上备受推崇的深衣。

⑥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推行胡服骑射。胡服，指当时“胡人”的服饰，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有较大差异。特征是衣长仅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其衣制实与中原奴隶或其他劳动者短衣相类同，而从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实物看，当时内地已有绵椅，《说文》解作“胫衣”,前面连腰，棕红绣绢裤面，锦边小口裤脚，两侧附装饰绦带，与胡服之别尤在于后面开裆。

⑦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猎人衣裤多扎得紧紧的，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装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

(摘编自沈从文《中国服饰史》)

文物,承载着民族的历史,维系着文化的认同。代代先人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往往都曾跨越漫长岁月,躲过无数浩劫。因朝代更迭、兵燹战乱而流散的书画典籍、工艺精品,不计其数。即便进入现代社会,文物也未能远离风险。日前,巴西国家博物馆突遇大火,拥有200年历史的博物馆同2000万件馆藏文物被火海淹没,留给世界一声叹息。这是对人类文明的一次重创,也是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一记警钟:文物保护,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等遗憾发生时才想起找原因。

如今我国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然而文化遗产能否得到科学合理的保护,依然要画个问号。就可移动文物来说,展览策划越来越丰富,但文物安全保护意识则有待提高。特别是在些基层文保单位,由于资金、人员不足,管理意识不到位,藏品库房分类混乱,甚至连库房基本温湿条件都难以保证。而就不可移动文物而言,有些地区存在文物保护完全让步于城製市经济建设的现象,甚至出现“破坏性修复”。前有云接寺清代壁画被重绘成“现代动画”,后有辽宁绥中用少量水泥抹平“最美野长城”。督促落实“修旧如旧”“最小干预”“不改变文物原状”等修缮原则,推广预防性保护的理念,任重道远。

当然,最好的文化遗产保护,不仅要落实安全管理責任,更要从文化遗产的收藏、研究、展示、修复、保管等多方面蓄力。故宫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摆脱了将文物修复工作视为土建工程的传统思维,在修缮文物古建的同时,开展33项研究课题,涵盖宫廷史、建筑史、工艺史等多方面内容,以期将保护转为记录,让研究成为常态。在国外,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已廷向更广范围,不仅包括对文物古迹保护前、中、后期的调研、监测与评估工作,还包括对文物古迹周边人文、自然环境的整体性规划和保护。

更进一步说,保护文化遗产不应只局限于文物本体,还应致力于挖掘其文化价值,为社区营造、城市建设、文明养成提供营养,以日本古刹为例,其建筑虽为国家文物受到保护,但仍可用作宗教活动场所,部分区城还可作为博物馆,陈列寺庙精华,以供游客参观,既实现了活态保护,发挥了一定社会功能,也增强了城市文化底蕴。对文化遗产进行合理活化利用是一种保护,对其进行恰当数字化处理研究是一种保护,将其全面开放呈现给公众也是一种保护。这一类的保护,也需要公众素质的水涨船高。不在文物古迹上乱写乱刻,对文化遗产常怀敬畏之心,也是一种力所能及的保护。

(马苏薇《让文化遗产传承不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取得重大进展。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7年底的3046万人，年均减少1370万人。到2020年，我国将告别农村绝对贫困，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目标也将实现。2016年，全国592个贫困县中已有28个摘帽；2017年，又有125个贫困县申请摘帽，目前正在进行评估。但是，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和贫困县摘帽，并不意味着农村贫困的消失，农村贫困在2020年后仍将以相对贫困和多维度贫困的形式存在。特别是，如果目前的脱贫工作质量不高，一些贫困人口即使现在脱贫了，将来也有可能返贫。因此，衡量脱贫攻坚成效，关键要看能否做到不返贫；而做到不返贫，就要实现脱贫攻坚成果可持续。

一个地区可持续脱贫，需要建立起可持续的脱贫机制。可持续的脱贫机制，主要是指在制度上形成保障贫困户脱贫后不会返贫的机制，在新的贫困出现或出现返贫现象时具有能够有效兜底的制度保障。例如，教育扶贫特别是在深度贫困地区发展学前教育、提高义务教育质量，不仅是防止新的贫困产生的有效机制，还是防止返贫的重要制度保障。在当前脱贫摘帽的决胜阶段，建立起可持续的脱贫机制、确保可持续脱贫非常重要。

一个地区可持续脱贫，需要脱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看一个地区是不是实现了真正脱贫，不能只看发展了多少脱贫产业、农民收入短期增加多少，更要看脱贫产业能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比如，有的地区贫困人口收入提高较慢，主要原因是产业单一，贫困人口的收入主要是农业特别是种植业。这类地区贫困人口可持续脱贫的出路就在于，发展多种产业，实现收入多元化。要深入实施贫困地区特色产业提升工程，因地制宜加快发展对贫困户增收带动作用明显的种植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特色手工业和乡村旅游，积极培育和推广有市场、有品牌、有效益的特色产品。与此同时，要对发展扶贫主导产业面临的技术和市场等风险进行评估，制定防范和处置风险的有效措施。

一个地区可持续脱贫，还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各地应积极探索政府主导、各种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扶贫救助机制，探索符合贫困群众特点的综合性脱贫机制。要激励企业积极参与扶贫，落实国有企业精准扶贫责任，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公益扶贫。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加快建立社会组织帮扶项目与贫困地区需求信息对接机制，确保贫困人口发展需求与社会帮扶有效对接。同时，积极组织动员各类志愿服务团队、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开展扶贫志愿服务。

（摘编自李小云《脱贫摘帽重在不返贫》，《人民日报》2018年08月26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