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旅行青蛙》里，藏着巴赞的电影理论

陈思航

近日，一只面无表情的青蛙在各大社交网络流行起来，唤醒了无数人的母爱与父爱。它来自日本HIT-POINT公司制作的手机游戏《旅行青蛙》。这样简单、休闲的一款游戏，竟登上了苹果应用商店免费游戏榜首位。它为何让玩家蜂拥而至？

借助电影创作的“窗户论”，青蛙游戏将画外空间的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引导着玩家们通过脑补进入自己的角色。当青蛙不在家中的时候，玩家们难免要想，现在它踏上了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玩家们不免揣测它的心情，它在旅途上可能遇到的朋友，和它将要带回来的伴手礼。当玩家们凝视着两个一成不变的场景时，总是免不了要陷入遐想——没错，遐想。当玩家所能“掌控”的仅有两个场景的时候，遐想注定是没有疆界的。

“画外空间”被频繁地运用于电影创作之中，这可以从著名电影理论家巴赞的“窗户论”说起。巴赞认为，电影银幕是一个观察世界的窗口，在这窗口之外，是无限延伸的世界。换句话说，在巴赞的电影观中，世界就在那里存在着，摄像机所做的，仅仅只是选择窗口的位置。

优秀的电影创作者，永远不会放过对画外空间的运用。首先，它可以使叙事更为完整，譬如观众们最为熟识的画外音，经常在影片的关键处起到推进、暗示、评论剧情的作用。画外空间也可以使电影画面富有层次、扩充影像的意涵。在某些时候，画外空间甚至可以替换成观众们所处的空间，由电影中的角色直接向观众发话。

但是，《旅行青蛙》主要利用了画外空间的另一种更为重要的特性：诱发玩家(观众)的联想，增强作品与玩家的交互性，从而丰富玩家的体验。而在女性主义电影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可以更多地看到这种手法的极端形式的体现。例如，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印度之歌》中，大多数的戏剧性动作都发生在画外或者镜像空间之中。女性主义影片是对主流影片的逆反，它们要求观众主动地参与到影片的“创作”之中，用联想补足影片的叙事，而不是随着创作者的叙事流被动地摇荡。

《旅行青蛙》虽为一款游戏，也将画外空间的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它是一张精致的镂空纱，引导着玩家们填补着场景之外的空缺，从而进入自己的角色：一位户外旅游的爱好者，能够更为生动地想象出青蛙翻山越岭的过程；一位热爱考据的游戏迷或许会穷究游戏的算法，从而精确地定位青蛙旅行的目的地。而很多人提到的关于亲子关系的热议，想必也是更多发生在中国玩家的群体中，因为我们有着更为紧密的家庭关系与集体感。

毋庸置疑，在一款优秀的游戏中，可以嵌入动人的故事、电影化的画面与动听的音乐。游戏与电影一样，能够吸收各门艺术之所长。而使游戏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特征，则是它更为突出的交互性。对画外空间的运用，无论是在游戏还是电影中，都是对交互性的增强，使观众与玩家更积极地参与到作品的“完成”中来。但是，不同的是，在电影中，观众对画外空间的联想，削弱了创作者的控制力，而在游戏中，这种联想则削弱了玩家的控制力。

控制者的不同强有力地体现在主流商业电影和角色扮演类游戏之中，它也可以说明这两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盈利模式。当观众走进影院，观看一部好莱坞商业巨制时，震撼的特效、紧凑的剪辑、不断推进的叙事拖拽着观众不断向前，迫使他们经历一次感官的洗礼；而当玩家们进入一个主流角色扮演游戏时，他们付费充值是为了使自己的角色更为强大，能够在游戏中叱咤风云。当然，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背后都是庞大的资本在运转着，听凭摆布的受众们也是文化工业中的一环——这正是阿多诺所批判的艺术的商品化。

我们当然需要一些不同的东西。当我们从“控制”中解脱出来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同一个艺术品，而艺术也使我们得以用不同的视角反思我们自身、反思这个世界。《印度之歌》静态的影像与极少的对话，让我们得以体认一种新奇的女性语言；而《旅行青蛙》的独特玩法，也使玩家在面对小窝时无尽的遐想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那只独特的青蛙。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

早在夏商周时期，古代先贤就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

中国古代的“礼”和“乐”起源于远古的原始崇拜。《礼记》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其贡献礼品、击土鼓而作乐，便是最早的礼乐仪式。到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虽然帝王的领袖地位和递相禅让产生了“礼”的意识，但是礼的制度还未产生。到了夏朝，由于“天下为家，各亲其亲”，于是“礼义以为纪”，礼仪制度才逐渐建立起来。但夏礼因文字记载和考古材料的缺乏，已难知其详。商礼由于殷墟考古的大量发现，以及《史记》有较多的记载，则已彰彰可考。到了周代，礼制集前代之大成，逐渐完备和成熟起来，因为这时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礼乐制度，而且赋予礼乐以丰富的人文内涵。“乐”在周之前也已有不少歌舞产生。到了周代，“乐”的内容不断丰富，形成了相应制度，设置了专门的机构来规范和管理乐舞。

在礼乐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周公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制礼作乐，不仅将远古至殷商的礼乐加以改造和发展，形成系统化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而且注入“德”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伦理的深刻内涵。孔子是发展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继承、推广和宣扬礼乐文明，整理、传播了记载古代礼乐文明的儒家经典“六经”，并且，他以礼乐为解说对象，着力彰显礼乐文明的精义，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

“礼”是人性的基础。《礼记》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 是人类文明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区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标准。礼使人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谦让；使人区别事物或行为的是非，懂得什么是该做和不该做的。“礼”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礼乐文明更强调通过礼教，使社会规则内化为人的内心尺度，通过让他们知礼、守礼，达到社会和谐的境界。

“乐”的社会作用重在和谐精神。《礼记》曰：“故乐者，审一以定和，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乐”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它的作用是使人们各安其位，和谐相处。“乐”也有陶冶情操，移风易俗的功用。《孝经》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乐教有陶冶心性，使人快乐安宁，生命长久之功。因此，孔子要求人们要听雅乐，远淫音。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秩序也。”秩序与和谐是礼乐文明的主旨。“乐者为同，礼者为异。”是说乐的作用在于协调上下，礼的作用在于区别次序。然而，礼和乐虽有形式、功用上的不同，但却是相辅相成的。在远古传统中，礼即人文，是涵盖一切，包括乐在内的。到了周代，礼、乐虽各有制度，但是乐毕竟仍是礼制的一个方面，乐的“和”也是为实现礼而辅助、服从于礼的。乐之“和”能够弥合礼之“分”所造成的心理差距。孔子等儒家常将“礼”、“乐”相提并论，就是因二者之结合，能起到平衡与调和的作用。

先秦礼乐文明经历代沿革，具体内容有变而主旨不变。摒弃旧礼中的贵贱之分，汲取礼乐文明的秩序、和谐理念，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具有现实意义。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山峦

筱敏

⑴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被历史称之为贵族革命。那是一个极其黑暗极其龌龊的时代，除了匍匐于王权靴下的草芥，任何生命都不能生长。然而，恰恰是窒息生命的统治，使自由成为一种焦灼的渴望；恰恰是腐质土的堆积，迫使一种名叫崇高的生物直立起来，以流血的方式，不顾一切地生长。

⑵为废除农奴制，为反抗专制制度，一群心怀使命感的贵族青年站到了起义队伍的前列，并且沿着这条因自由的火把而延伸的道路，走到了绞刑架下或者西伯利亚矿坑的底层。要理解这种崇高的生命必须有同样崇高的心灵。一位政客说：欧洲有个鞋匠想当贵族，他起来造反这理所当然，而我们的贵族闹革命，难道是想当鞋匠？这样一种无耻的“幽默”，除了表明其躯壳能增长腐质土的堆积，其灵魂卑贱地受着王权专制的役使之外，难道可以给予崇高的生命些许蚀损么？

⑶百余名十二月党人戴着镣铐到西伯利亚去了，并将在苦役和囚禁之下终其一生。他们的罪证是对祖国的忧虑和挚爱，对奴隶的关注与同情。在那条被他们的歌声和镣铐敲击过的驿道上，那条漫长的，永无终了的，直插入蛮荒和苦难的驿道上，远远地追踪而来的，是他们年轻的妻子。

⑷俄罗斯妇女的形象，常常使人想起山峦，有傍晚时分的落霞裁成披巾裹住双肩，以整整一生的坚忍，伫立眺望的山峦。而脚下的土地古老并且厚重，以致夜因眺望而退缩，终竟成为一颗露珠，在她浓密的发丛中消失。她不会告诉你，她是否感觉到了冰冷。

⑸这些年轻的女性，这些在乳母的童谣里和庄园的玫瑰花丛中长大的女性，这些曾在宫廷的盛大舞会上流光溢彩的女性，这些从降生之日起，就被血缘免除了饥馑、忧患和苦难的女性。歌剧院中不曾演过，噩梦中也不曾见过，那些属于旷古和别一世界的悲剧，突然集中在一个流血的日子里，利刃一样直刺入体内。生活因此断裂。狂泻的泪水，突然就把她们冲到春季的彼岸了。

⑹如果没有经历过苦难，如果没有用自己的肌肤，触摸过岩壁的锋利和土地的粗砾，我们凭什么确知自己的存在呢？如果没有一座灵魂可以攀登的峰峦，如果没有挣扎和重负，只听凭一生混同于众多的轻尘，随水而逝，随风而舞，我们凭什么识别自己的名字呢？面对昏蒙了数百年的天空那一线皎白的边幕，那一线由她们的丈夫们的英勇而划开的皎白的边幕，选择难道是必要的吗？

⑺她们的选择不假思索，因为她们的爱是不假思索的。

⑻像踏过彼得堡街角的积雪，她们踏过沙皇那纸特许改嫁的谕令，在“弃权书”上，签署她们从此成为高贵的标志的姓名：放弃贵族称号，放弃财产，放弃农奴管理权，甚至放弃重新返回故乡的权利；——难道那一切是人的真正的权利吗？那些虚荣的玩具曾经掏空了多少生命？在目睹了男人们英勇的佩剑刺穿天幕，流泻出一线自由的颜色之后，她们就从庸常走向一种崇高的义务。怎么可以忍辱屈膝，把青春重新搅拌入豪奢的腐朽和华贵的空洞呢？

⑼那一年的冬天，日照极短，枢密院广场的落日惨红，如同一环火漆，永不启封地封存了轻盈的过去。从此，她们站到悲惨和苦难之中了。——到囚徒那里去！女性的爱，其最本质的激情是母性。于是她们一夜之间成长为山峦。就让病弱者和受难者靠在她们肩头吧，她们的臂弯里，不是有一种浴雪的乔木在生长么？

⑽自从那一个冬天，她们把自己的终生交付予荒漠，并且把一个充满女性柔情的人的单字书写在荒漠，她们就成为有资格为自由而受难的人了。

⑾当她们以永诀的伤恸吻别熟睡的幼子，以微笑排开威吓和阻挠，任由恐怖和厄运箭矢一样穿过她们身心，孑然跋涉数千俄里，来到她们丈夫身边的时候，——爱情，还仅仅是一个花朝月夕的字眼吗？

⑿灵魂是因痛苦而结合的。惟有一种博大的痛苦，有力量抗拒时间的流逝，恒久地矗立在历史深处，注视着驿道上后世的跋涉者们迷茫的眼睛。

⒀贝加尔湖，西伯利亚硬利的冻土上，竟然有莹蓝得如此温软的贝加尔湖。贝加尔湖神圣的寂静呵！

⒁即使泪水在眼眶里已经结冰，俄罗斯妇女的山峦之内，奔流的不依然是热血么？

中国文化在文化拯救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误区。

第一是生吞活剥，比如当下流行的汉服运动。穿上那些被简单复制的汉服，就像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演员。当年的上海裁缝们引进了满族直筒式旗袍的概念，然后加以彻底改造，测量人体的18个尺寸，从而打造出东方窈窕淑女的身体曲线，而这才是有价值的传承方式。

其次是文化造伪。浙江某商人要重建圆明园，这个消息让许多人目瞪口呆。你不可能使用原来的建材，也无法还原传统的工艺，结果势必弄出一堆低劣的赝品。还有就是民族节日，借元宵节推销汤圆，借端午节推销粽子，借中秋节推销月饼，这不都是商人进行文化造伪的例证吗？

道德过度也是一个需要反省的问题。一方面道德匮乏，一方面却又道德过剩，最典型的例子是那些针对个人道德的人肉搜索事件。人肉搜索是一柄双刃剑，在社会正义方面，比如说对贪官的追踪方面，它扮演过非常正面的角色。有些贪官被摘掉乌纱帽，就是缘于网民的人肉搜索，它是民间政治监督的有效手段。但是对普通公民的搜索和道德围剿，我认为还是过度了。搜索权力的边界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是需要尽快加以界定的。

篡义阐释往往也是灾难性的。我们今天阐释古代文献时，一定要注意原典的初始语义，当然你可以在这个前提下发挥，但不能严重脱离原义。《论语》中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是儒学现代化的价值瓶颈，今天很多人要继承儒家传统，却从这句话里发现它是愚昧落后的东西。为了完成儒学的现代化，必须对这句话开刀，加以全新阐释。于是就有人说，这句话表明孔夫子对妇女和儿童的尊重，因为“小人”可以解释为儿童，“难养”的意思就是要尊重他们，好好地伺候着他们，这不是非常符合现代价值观吗？但是“小人”在孔子的语典里是有特定含义的，它有时是指底层百姓，但更多是跟“君子”相对，指那些道德卑下的人。你怎么能把“小人”随意阐释为“儿童”呢？

对历史器物的胡乱开发，常常会制造出新的文化笑柄。奥运开幕式上“击缶而歌”，就是一个典型的礼制错误。这个缶从先秦以来就是专用的丧器，庄周死了妻子，“鼓盆而歌”，敲的就是这种玩意儿。秦国也流行过击缶作乐，那是因为它虽然军事上很强大，音乐和文学却很低级，六国都瞧不起它。汉灭秦之后，缶就只剩下丧器的含义了。到现在湖北民间还有丧歌队的传统，正在申请文化遗产，也就是集体击缶，专门给死者唱挽歌。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让几千个士兵在那里奋力击缶，在下请问导演先生，你到底想说什么？

（摘编自朱大可《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