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于一发

[奧地利]卡尔·施普林根施密特

我们想：让姑妈把秘密公开吧！我们虽年幼，但毕竟长大了，好歹快成年了，有什么事不能对我们说呢？埃弗里纳姑妈真不用对我们保什么密了。就说那个圆的金首饰吧，她用一根细细的链，总是把它系在脖子上，我们猜想，这里准有什么异乎寻常的缘由，里面肯定嵌着那个她曾爱过的年轻人的小相片。也许她是白白地爱过他一阵哩，这个年轻人是谁呢？他们当时究竟怎样相爱的呢？那时情况又是如何呢？

这没完没了的疑问使我们纳闷。

我们终于使埃弗里纳姑妈同意给我们看看那个金首饰。我们急切地望着她，她把首饰放在平展开的手上，用指甲小心翼翼地塞进缝隙，盖子猛地弹开了。

令人失望的是，里面没有什么照片，连一张变黄的小相片也没有，只有一根极为寻常的、结成蝴蝶结状的女人头发，难道全在这儿了吗？

“是的，全在这儿，”姑妈微微地笑着，“就这么一根头发，我发结上的一根普普通通的头发，可它却维系着我的命运。更确切地说，这纤细的一根头发决定了我的爱情。你们今天这些年轻人也许不理解这点，你们把自爱不当回事，不，更糟糕的是，你们压根儿没想过这么做。对你们说来，一切都是那样直截了当，来者不拒，受之坦然，草草了事。

“我那时19岁，他——事情关系到他——不满20岁。他确是尽善尽美，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爱我。他经常对我这样说：我该相信这一点。至于我呢，虽然我俩间有许多话难以启口，但我是乐意相信他的。

“一天，他邀我上山旅行。我们要在他父亲狩猎用的僻静的小茅舍里过夜，我踌躇了好一阵。因为我还得编造些谎话让父母放心，不然他们说啥也不会同意我干这种事的。当时，我可是给他们好好地演了出戏，骗了他们。

“小茅舍坐落在山林中间，那儿万籁俱寂，孤零零地只有我们俩，他生了火，在灶旁忙个不歇，我帮他煮汤。饭后，我们外出，在暮色中漫步，两人慢慢地走着，无声胜有声，强烈的心声替代了言语，此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们回到茅舍，他在小屋里给我置了张床。瞧他干起事来有多细心周到！他在厨房里给自己腾了个空位，我觉得那铺位实在不太舒服。

“我走进房里，脱衣睡下。门没上栓，钥匙就插在锁里。要不要把门栓上？这样，他就会听见栓门声，他肯定知道，我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太幼稚可笑了。难道当真需要暗示他，我是怎么理解我们的欢聚的吗？话说到底，如果夜里他真想干些风流韵事的话，那么锁、钥匙部无济于事，无论什么都对他无奈。对他来说，此事尤为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我俩的一辈子——命运如何全取决于他，不用我为他操心。

“在这关键时刻，我蓦地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念头，是的，我该把自己‘锁’在房里，可是，在某种程度上说，只不过是采用一种象征性的方法。我踮着脚悄悄地走到门边，从发结上扯下一根长发，把它缠在门手把和锁上，绕了好几道。只要他一触动手把，头发就会扯断。

“嗨，你们今天的年轻人呀！你们自以为聪明，聪明绝顶。但你们真的知道人生的秘密吗？这根普普通通的头发——翌日清晨，我完整无损地把它取了下来！——它把我们俩强有力地连在一起了，它胜过生命中其他任何东西。一俟时机成熟，我们就结为良缘。他就是我的丈夫，多乌格拉斯。你们是认识他的，而且你们知道，他是我一生的幸福所在。这就是说，一根头发虽纤细，但它却维系着我的整个命运。”

“你争取睡一会儿。”苏艾说，“我要去叫贝尔曼上来，替我做那个隐居的老矿工的模特儿。我去不了一分钟。在我回来之前，千万别动。”

老贝尔曼是住在楼下底层的一个画家。他年纪六十开外，有一把像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上的胡子，从萨蒂尔似的脑袋上顺着小鬼般的身体卷垂下来。贝尔曼在艺术界是个失意的人。他耍了四十年的画笔，还是同艺术女神隔有相当距离，连她的长袍的边缘都没有摸到。他老是说就要画一幅杰作，可是始终没有动手。除了偶尔涂抹一些商业画或广告画之外，几年来没有画过什么。他替“艺术区”里那些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青年艺术家充当模特儿，挣几个小钱。他喝杜松子酒总是过量，老是唠唠叨叨地谈着他未来的杰作。此外，他还是个暴躁的小老头儿，极端瞧不起别人的温情，却认为自己是保护楼上两个青年艺术家的看家凶狗。

苏艾在楼下那间灯光黯淡的小屋子里找到了酒气扑人的贝尔曼。角落里的画架上绷着一幅空白的画布，它在那儿静候杰作的落笔，已经有了二十五年。她把琼珊的想法告诉了他，又说她多么担心，唯恐那个虚弱得像枯叶一般的琼珊抓不住她同世界的微弱牵连，真会撒手去世。

老贝尔曼的充血的眼睛老是迎风流泪，他对这种白痴般的想法大不以为然，连讽带刺地咆哮了一阵子。

“什么话!”他嚷道，“难道世界上竟有这种傻子，因为可恶的藤叶落掉而想死?我活了一辈子也没有听到过这种怪事。不，我没有心思替你当那无聊的隐士模特儿。你怎么能让她脑袋里有这种傻念头呢?唉，可怜的小琼珊小姐。”

“她病得很厉害，很虚弱，”苏艾说，“高烧烧得她疑神疑鬼，满脑袋都是稀奇古怪的念头。好吧，贝尔曼先生，既然你不愿意替我当模特儿，我也不勉强了。我认得你这个可恶的老——老贫嘴。”

“你真女人气!”贝尔曼嚷道，“谁说我不愿意?走吧。我跟你一起去。我已经说了半天，愿意替你效劳。天哪!像琼珊小姐那样好的人实在不应该在这种地方害病。总有一天，我要画一幅杰作，那么我们都可以离开这里啦。天哪!是啊。”

他们上楼时，琼珊已经睡着了。苏艾把窗帘拉到窗槛上，做手势让贝尔曼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他们在那儿担心地瞥着窗外的常春藤。接着，他们默默无言地对瞅了一会儿。寒雨夹着雪花下个不停。贝尔曼穿着一件蓝色的旧衬衫，坐在一口翻转过来的权充岩石的铁锅上，扮作隐居的矿工。

第二天早晨，苏艾睡了一个小时醒来的时候，看到琼珊睁着无神的眼睛，凝视着放下来的绿窗帘。

“把窗帘拉上去，我要看。”她用微弱的声音命令着。

苏艾困倦地照着做了。

可是，看哪!经过了漫漫长夜的风吹雨打，仍旧有一片常春藤的叶子贴在墙上。它是藤上最后的一叶了。靠近叶柄的颜色还是深绿的，但那锯齿形的边缘已染上了枯败的黄色，它傲然挂在离地面二十来英尺的一根藤枝上面。

“那是最后的一片叶子，”琼珊说，“我以为昨夜它一定会掉落的。我听到刮风的声音。它今天会脱落的，同时我也要死了。”

“哎呀，哎呀!”苏艾把她困倦的脸凑到枕边说，“如果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替我想想呀。我可怎么办呢?”

但是琼珊没有回答。一个准备走上神秘遥远的死亡道路的心灵，是全世界最寂寞、最悲凉的了。当她与尘世和友情之间的联系一片片地脱离时，那个玄想似乎更有力地掌握了她。

那一天总算熬了过去。黄昏时，她们看到墙上那片孤零零的藤叶仍旧依附在茎上。随夜晚同来的是北风的怒号，雨点不住地打在窗上，从荷兰式的低屋檐上倾泻下来。

……

那天下午，苏艾跑到床边，琼珊靠在那儿，心满意足地在织一条毫无用处的深蓝色肩巾，苏艾连枕头把她一把抱住。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小东西。”她说，“贝尔曼先生今天在医院里去世了。他害肺炎，只病了两天。头天早上，看门人在楼下的房间里发现他痛苦得要命。他的鞋子和衣服都湿透了，冰凉冰凉的。他们想不出，在那种凄风苦雨的夜里，他究竟是到什么地方去的。后来，他们找到了一盏还燃着的灯笼，一把从原来地方挪动过的梯子，还有几支散落的画笔，一块调色板，上面和了绿色和黄色的颜料，末了——看看窗外，亲爱的，看看墙上最后的一片叶子。你不是觉得纳闷，它为什么在风中不飘不动吗?啊，亲爱的，那是贝尔曼的杰作——那晚最后的一片叶子掉落时，他画在墙上的。”

“你争取睡一会儿，”苏艾说,“我要去叫贝尔曼上来，替我做那个隐居的老矿工的模特儿。我去不了一分钟。在我回来之前，千万别动。”

老贝尔曼是住在楼下底层的一个画家。他年纪六十开外，有一把像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上的胡子，从萨蒂尔^①似的脑袋上顺着小鬼般的身体卷垂下来。贝尔曼在艺术界是个失意的人。他耍了四十年的画笔，还是同艺术女神隔有相当距离，连她的长袍的边缘都没有摸到。他老是说就要画一幅杰作，可是始终没有动手。除了偶尔涂抹一些商业画或广告画之外，几年来没有画过什么。他替“艺术区”里那些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青年艺术家充当模特儿，挣几个小钱。他喝杜松子酒总是过量，老是唠唠叨叨地谈着他未来的杰作。此外，他还是个暴躁的小老头儿，极端瞧不起别人的温情，却认为自己是保护楼上两个青年艺术家的看家凶狗。

苏艾在楼下那间灯光黯淡的小屋子里找到了酒气扑人的贝尔曼。角落里的画架上绷着一幅空白的画布，它在那儿静候杰作的落笔，已经有了二十五年。她把琼珊的想法告诉了他，又说她多么担心，唯恐那个虚弱得像枯叶一般的琼珊抓不住她同世界的微弱牵连，真会撒手去世。

老贝尔曼的充血的眼睛老是迎风流泪，他对这种白痴般的想法大不以为然，连讽带刺地咆哮了一阵子。

“什么话!”他嚷道，“难道世界上竟有这种傻子，因为可恶的藤叶落掉而想死?我活了一辈子也没有听到过这种怪事。不，我没有心思替你当那无聊的隐士模特儿。你怎么能让她脑袋里有这种傻念头呢?唉，可怜的小琼珊小姐。”

“她病得很厉害，很虚弱，”苏艾说，“高烧烧得她疑神疑鬼，满脑袋都是稀奇古怪的念头。好吧，贝尔曼先生，既然你不愿意替我当模特儿，我也不勉强了。我认得你这个可恶的老——老贫嘴。”

“你真女人气!”贝尔曼嚷道，“谁说我不愿意?走吧。我跟你一起去。我已经说了半天，愿意替你效劳。天哪!像琼珊小姐那样好的人实在不应该在这种地方害病。总有一天，我要画一幅杰作，那么我们都可以离开这里啦。天哪!是啊。”

他们上楼时，琼珊已经睡着了。苏艾把窗帘拉到窗槛上，做手势让贝尔曼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他们在那儿担心地瞥着窗外的常春藤。接着，他们默默无言地对瞅了一会儿。寒雨夹着雪花下个不停。贝尔曼穿着一件蓝色的旧衬衫，坐在一口翻转过来的权充岩石的铁锅上，扮作隐居的矿工。

第二天早晨，苏艾睡了一个小时醒来的时候，看到琼珊睁着无神的眼睛，凝视着放下来的绿窗帘。

“把窗帘拉上去，我要看。”她用微弱的声音命令着。

苏艾困倦地照着做了。

可是，看哪!经过了漫漫长夜的风吹雨打，仍旧有一片常春藤的叶子贴在墙上。它是藤上最后的一片了。靠近叶柄的颜色还是深绿的，但那锯齿形的边缘已染上了枯败的黄色，它傲然挂在离地面二十来英尺的一根藤枝上面。

“那是最后的一片叶子，”琼珊说，“我以为昨夜它一定会掉落的。我听到刮风的声音。它今天会脱落的，同时我也要死了。”

“哎呀，哎呀!”苏艾把她困倦的脸凑到枕边说，“如果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替我想想呀。我可怎么办呢?”

但是琼珊没有回答。一个准备走上神秘遥远的死亡道路的心灵，是全世界最寂寞、最悲凉的了。当她与尘世和友情之间的联系一片片地脱离时，那个玄想似乎更有力地掌握了她。

那一天总算熬了过去。黄昏时，她们看到墙上那片孤零零的藤叶仍旧依附在茎上。随夜晚同来的是北风的怒号，雨点不住地打在窗上，从荷兰式的低屋檐上倾泻下来。

…………

那天下午，苏艾跑到床边，琼珊靠在那儿，心满意足地在织一条毫无用处的深蓝色肩巾，苏艾连枕头把她一把抱住。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小东西。”她说，“贝尔曼先生今天在医院里去世了。他害肺炎，只病了两天。头天早上，看门人在楼下的房间里发现他痛苦得要命。他的鞋子和衣服都湿透了，冰凉冰凉的。他们想不出，在那种凄风苦雨的夜里，他究竟是到什么地方去的。后来，他们找到了一盏还燃着的灯笼，一把从原来地方挪动过的梯子，还有几支散落的画笔，一块调色板，上面和了绿色和黄色的颜料，末了——看看窗外，亲爱的，看看墙上最后的一片叶子。你不是觉得纳闷，它为什么在风中不飘不动吗?啊，亲爱的，那是贝尔曼的杰作——那晚最后的一片叶子掉落时，他画在墙上的。”

（注释）①萨蒂尔：古希腊神话中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是长有公羊角、腿和尾巴的怪物。

在钉子上

[俄]契诃夫

一群十二品文官和十四品文官刚下班，在涅瓦大街上慢腾腾地走着。今天是斯特鲁奇科夫的命名日，他正带着他们到他家里去举行命名日宴会。

“马上我们就要大吃一顿了，诸位老兄！”过命名日的人想象着吃喝的乐趣，说。“我们可要大吃特吃了！我的好妻子已经把馅饼烤好。面粉是昨天傍晚我自己跑去买来的。白兰地已经有了，……是‘沃隆佐夫斯基’牌的。……我妻子恐怕已经等急了！”

斯特鲁奇科夫住的地方非常远。他们走啊走的，最后总算走到了他的家。他们走进前堂。

他们的鼻子闻到馅饼和烤鹅的香味。

“你们闻到了吗？”斯特鲁奇科夫问，高兴得直笑。“脱掉大衣吧，诸位先生！把皮大衣放在那口箱子上！卡嘉在哪儿呀？喂，卡嘉！全班人马都到齐了！阿库丽娜，你来帮着各位先生脱大衣！”

“这是什么？”这群人当中有人指着墙上问道。

墙上有一颗大钉子，钉子上挂着一顶新制帽，带着亮晃晃的帽檐和帽章。文官们面面相觑，顿时脸色发白。

“这是他^①的帽子！”他们窃窃私语道，“他……在这儿？！”

“是啊，他在这儿，”斯特鲁奇科夫含糊其词地说，“卡嘉在招待他。……我们走吧，诸位先生！我们到外面小饭铺里去坐坐，等他走掉再回来。”

这群人扣上皮大衣的纽扣，走出去，懒洋洋地往一家小饭铺走去。

“你家里所以有鹅的气味，是因为你家里正好坐着一只鹅^②！”档案副管理员放肆地说，“必是魔鬼把他支使来的！他不久就会走掉吧？”

“不久就会走掉。他在我家里至多不过坐两小时。哎，我饿了！等他走了，我们先喝一杯白酒，吃点鰛鱼。……然后我们再喝上一杯，诸位老兄。……喝完第二杯以后，那就得马上吃馅饼。要不然胃口就差。……我的女人烤的馅饼好得很。白菜汤也烧好了。……”

“你买沙丁鱼了吧？”

“买了两听。还买好四种腊肠。……我妻子，大概，也饿。……不料他闯来了，魔鬼！”

他们在小饭铺里坐了一个半钟头，为摆样子而各自喝下一大杯茶，然后又往斯特鲁奇科夫家里走去。他们走进前堂。先前的那种气味更浓了。文官们从半开着的厨房门口望进去，看见一只鹅和一碗黄瓜。阿库丽娜从炉子里取出一个什么东西来。

“又不顺利，诸位老兄！”

“怎么回事？”

文官们的肚子痛苦得缩紧了：饥饿可不是舅妈^③啊，然而可恶的钉子上却挂着一顶貂皮帽子。

“这是普罗卡契洛夫的帽子，”斯特鲁奇科夫说，“我们走吧，诸位先生！找一个什么地方去等一等。……这个人不会坐很久的。……”

“这么没出息的家伙倒有这样俊俏的老婆！”客堂里响起一个沙哑的男低音。

“傻瓜就是交好运啊，大人！”一个女人的说话声附和道。

“我们走吧！”斯特鲁奇科夫哀叫道。他们就又往小饭铺走去。他们要了啤酒。

“普罗卡契洛夫是个有势力的人物！”那群人开始安慰斯特鲁奇科夫说，“他在你妻子那里坐上一个钟头，往后你……就有十年的造化呢。这是运气来了，老兄！何必伤心呢？用不着伤心。……”

“就是你们不说，我也知道用不着伤心。问题不在这儿！我不痛快的是我的肚子饿得慌！”过了一个半钟头，他们又到斯特鲁奇科夫家里去。那顶貂皮帽子仍然挂在钉子上。大家只得又退下阵来。

一直到傍晚七点多钟，钉子才解除负担，他们也才能动手吃馅饼！可是馅饼干瘪了，白菜汤不烫了，鹅烤焦了，总之斯特鲁奇科夫的前程破坏了一切！不过呢，他们吃得倒是蛮有味道的。

（有删改）

[注）①暗指他们的上司。②在此是骂人的字眼：蠢货，③俄国谚语，意谓“饥饿无情”。

免疫系统不是天生的

①免疫系统的好坏到底和遗传因素有多大的关系？

②曾经有不少人研究过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正面的。但是，斯坦福大学免疫学教授马克·戴维斯仔细分析了那些论文，发现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小孩子，这些孩子的免疫系统尚未经受环境的考验，得出的结论不一定正确。

③到底应该怎样研究这个问题呢？戴维斯采取了一个最老套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办法：研究双胞胎。同卵双胞胎的基因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异卵双胞胎平均有50%的基因也是一样的，这就为研究者提供了绝佳的实验材料。更妙的是，大部分双胞胎从母亲的子宫开始就一直生活在一起，从受精卵到少年时期面对的是几乎一模一样的生活环境，这样的两个人在免疫系统成型期间所接触到的抗原是很相似的，这就又排除了另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

④戴维斯说服了78对同卵双胞胎和27对异卵双胞胎加入研究，分3次抽取了他们的血液，分析了其中200多项和免疫系统健康状况有关联的指标。发现有四分之三的指标受环境的影响更大，和先天遗传没有太大关系。

⑤举例来说，很多人都打过流感疫苗，但每个人对疫苗的反应都不一样，有的人立刻就能生产出足够多的抗体，帮助他们安然度过流感高发期，有的人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抗体，质量也差，这样的人打了疫苗也没用，还是会中招。以前科学家们大都认为其中的差别源自基因，但戴维斯却发现一个人对于疫苗的反应程度和基因型关系不大，却和这个人以前曾经生过哪些病、接触过哪些病原体或有害化学物质，以及接种过哪些疫苗有关，甚至这个人的个人饮食习惯和卫生习惯也会影响到他对疫苗的反应强度。

⑥另外，免疫系统和环境的关联度会随着一个人年龄的增加而越来越大。平均下来，成年人免疫系统的健康状况有75%都是后天因素造成的，只有25%和遗传有关。也就是说，基因检测只能检出四分之一的致病因素，另有四分之三的原因是基因检测测不出来的。

⑦戴维斯将研究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2015年出版的《细胞》杂志上。这篇论文特别提到了巨细胞病毒，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病毒，发达国家有超过一半的人感染了这个病毒，发展中国家甚至有90%的人都中了招。所幸这种病毒的毒性很小，只要一个人的免疫系统基本健康就不会发病。但是，戴维斯发现这种病毒会大大改变携带者免疫系统的状况，如果受试双胞胎其中一人感染了，另一人没感染的话，那么在他所测的200多项指标中有60%都会变得非常不同。

⑧有证据显示，感染了巨细胞病毒的人会对流感病毒缺乏免疫力，但也有一些研究显示这样的人对于某些细菌感染的抵抗力反而更强了，所以我们暂时还不能下定论说感染了这种病毒一定是好或者是坏。

⑨总之，这项研究表明人的免疫系统弹性很大，这是符合进化论的。人类生存的环境千变万化，必须有一套能够见招拆招的防护系统，否则这个人是很难活下去的。

演说家

[俄]契诃夫

早上，八等文官基里尔˙伊凡诺维奇˙瓦维洛诺夫下葬。在送殡行列离开教堂前往墓地的时候，死者的同事，一位姓波普拉夫斯基的人，去找他的朋友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扎波伊金。这个扎波伊金，具有一种罕见的才能，他擅长在婚礼上，葬礼上,各种各样的周年纪念会上发表即席演说。

“我呀，朋友，找你来了！”波普拉夫斯基正碰到他在家，说快穿上衣报，跟我走。我们有个同事死了，这会儿正打发他去另一个世界，要是死个把小人物，我们也不会来麻烦你，可这人是秘书——某种意义上说，是办公厅的台柱子。给这么一个大人物举行葬礼，没人致辞是不行的。”

“啊，秘书！”扎波伊金打了个哈欠,“是那个酒鬼吧?”

“没错，就是那个酒鬼。这回有煎饼招待，还有各色冷盘……你还会领到一笔车马费。走吧，亲爱的！到了那边的墓地，你就天花乱坠地吹他一通，到时我们就千恩万谢啦。”扎波伊金欣然同意。

“我知道你们那个秘书，”他说着坐上出租马车，“诡计多端，老奸巨猾，但愿他升天，这种人可少见。”

“得了，骂死人可不妥啊。”

“那当然。对死者要么三缄其口,要么大唱赞歌，不过他毕竟是个骗子。”

为死者做了安魂祈祷，等大家安静下来，扎波伊金朝前跨出一步，向众人扫了一眼，开口了：

“能相信我们的眼睛和听觉吗？这棺木，这些热泪涟涟的脸，这些呻吟和号哭，岂不是一场噩梦？唉，这不是梦，视觉也没有欺骗我们！眼前躺着的这个人，不久前我们还看到他是如此精力充沛，像个年轻人一样活泼而纯洁，这个人不久前还在我们眼前辛勤工作，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蜜蜂,把自己酿的蜜送进国家福利这一总的蜂房里。如今却已变成一堆骸骨，化作物质的幻影。不可弥补的损失啊！现在有谁能为我们取代他呢？好的文官我们这里有很多，然而普罗科菲˙奥西波维奇却是绝无仅有的！他直到灵魂深处都忠于他神圣的职责，他不吝惜自己的精力，通宵达旦地工作，他无私，不收受贿赂。他疾恶如仇，那些想方设法损害公共利益的人，那些利用种种诱人的生活福利来拉扰他，让他背弃自己职责的人，统统遭到他的鄙视！由于他忠于职守，一心行善,他不知道生活的乐趣，甚至拒绝享受家庭生活的幸福。你们都知道，他至死都是一个单身汉！就在此刻我也能看到他那张刮得干干净净的、深受感动的脸，它对我们总是挂着善意的微笑，就在此刻我也能听到他那柔和的、亲切友好的声音。愿你的骸骨安宁，普罗科菲˙奥西波维奇！安息吧，诚实而高尚的劳动者!”

扎波伊金继续说下去，可是听众却开始交头接耳。首先，大家弄不明白，为什么演说家称死者为普罗科菲˙奥西波维奇，死者明明叫基里尔˙伊凡诺维奇呀。其次，大家都知道，死者生前一辈子都同他的合法妻子吵架，因此他算不得单身汉。最后，他留着红褐色的大胡子，为什么演说家说他的脸向来刮得干干净净的。

“普罗科菲˙奥西波维奇!”演说家眼睛望着墓穴，热情洋溢地继续说道，“你总是愁眉苦脸，神色严厉，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有一颗正直而善良的心！”

不久，听众开始发现，演说家本人发生了某种奇怪的变化。他定睛瞧着一个地方，不安地扭动身子，自己也耸起肩膀来了。突然他打住了，吃惊得张大了嘴巴，转身对着波普拉夫斯基。

“你听我说，他活着呢！”他惊恐万状地说。

“谁活着？”

“普罗科菲˙奥西波维奇呀！瞧他站在墓碑旁边呢!”

“他本来就没有死！死的叫基里尔˙伊凡诺维奇！”

“可是你刚才亲口说的，你们的秘书死了！”

“基里尔˙伊凡诺维奇是秘书呀。你这怪人，都搞乱了！普罗科菲˙奥西波维奇是我们的前任秘书，他两年前就调到第二科当科长了。”

“咳，鬼才搞得清你们的事!”

“你怎么停住了？接着讲，不讲可不妙!”

扎波伊金又重新对着墓穴，凭他三寸不烂之舌继续致中断了的悼词。墓碑旁果真站着普罗科菲˙奥西波维奇——一个脸面到得干干净净的年老文官。他瞪着演说家，气呼呼地皱着眉头。

“不好呀，年轻人!”行完葬礼跟扎波伊金一道返回时，普罗科菲˙奥西波维奇理怨道，“您的这些话说死人也许合适，可是用来说活人。这简直是讽刺挖苦，先生！天哪，您都说了些什么话？什么无私呀，不被收买呀，不受贿呀！这些话用来说活人只能是侮辱人格，先生！”

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有删改）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走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观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_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一一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因报》，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是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一一无论专制或共和政府一一都驱逐他；资产者一一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一一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这一切都不是证据。”我心想。毕竟每一所文科中学都有一间美术教室，都有刷成黄色和绿色的走廊，墙上也都有老式弯形挂衣钩；就连一年级甲、乙两班之间的《美秋亚》和九年级甲、乙两班之间尼采的小胡子，也不能证明我现在是在自己的母校。肯定有必须挂尼采像的明文规定。普鲁士文科中学的环境布置规定为：《美秋亚》挂在一年级甲、乙两班之间；《挑刺的少年》放在二年级甲、乙两间；恺撤、马可·奥勒留和西塞罗放在过道里；尼采挂在楼上——楼上的学生已经学习哲学了。还有雅典娜神庙庙柱中楣，一幅多哥的彩色画。《挑刺的少年》和雅典娜神庙庙柱中楣已经成了世代相传的，美好而又古老的学校摆设。而且可以肯定，一时心血来潮在香蕉上写上“多哥万岁！”的不会就是我一个。学生们在学校里闹的恶作剧也都是老一套。此外，也可能我在发烧，我在做梦。

她一言不发地走近那扭着身子枉自躲避她的犯人，从胸前取出一只葫芦，温柔地举到那可怜人干裂的嘴边。

这时，人们看见他那一直干燥如焚的独眼里，滚出了一大颗眼泪，沿着那长时间被失望弄皱了的难看的脸颊慢慢流下来。这也许是那不幸的人生平第一次流出的眼泪。

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可以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节选自《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