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帮助

（美）海伦·卡伦

18岁那年，我只身离开纽约，来到位于英国约克郡的利兹大学研读历史。我一边努力去适应陌生的环境，一边默默忍受着内心巨大痛苦的煎熬——我的父亲最近去世了，我不知道这种痛什么时候是尽头。

一天下午，我来到集市，打算买一束花回去装饰我那简陋的学生公寓。在花店前，我看到了一位老人，他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提着一袋苹果，摇摇晃晃的，好像就要摔倒。我赶紧上前扶住他。

“谢谢你，宝贝儿！”他用那种我从来都听不厌的轻快调子对我说，“我现在感觉好多了，不用担心。”说完，他微笑地看着我，双眼闪动着老年人少有的明亮的光芒。

“我可以和你一起走吗？”我说，“免得让这些苹果过早地变成苹果酱。”

他哈哈一笑，说道：“小姑娘，你一定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对吧？”

“是的，我从纽约来。”

我和本斯先生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路上，本斯先生一直依靠他的手杖走路。回到他的家，我扶他坐下椅子后，我坚持要帮助他准备晚饭。

做好饭后，我问我是否可以再来看他，我想随时来看看他需要什么帮助。他眨了眨眼，微笑着答道：“我从来没拒绝过一个好心的姑娘呢！”

第二天，我再次来看他。虽然他从未请求过帮助，但是那根大手杖默默提醒着他的虚弱。那天晚上，本斯先生问了我的学习，我的未来计划，不过他问得最多的还是我的家庭。我告诉他，我的父亲最近去世了，心中非常悲痛。听了我的话，他默默地举起手指指着旁边桌子上的两个相框，那是两个不同的女人，但她们长得非常像。

“那是玛丽。”他指着照片说，“她已经去世6年了。那是我们的爱丽丝。她是一个很好的护士。7年前她因意外事故去世了。失去她对我的玛丽打击太大了。”

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禁不住泪流满面。

我一周去看望本斯先生两次，总是在星期二和星期五，每次见到他，他都是坐在椅子上，而他的手杖则靠在墙上。本斯先生有一台小黑白电视机，但他显然比较喜欢看他的书和那几本厚厚的相集。看到我来，他总是显得格外高兴。

当我沏好茶，我们的畅谈就开始了。我告诉本斯先生，父亲去世两周前，因为和他闹别扭，我一直都没有跟他说话，为此，我觉得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我永远也没有机会请求父亲的原谅了。

大部分时间本斯先生都是让我说，他则做一个耐心的听众。我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能凭他的人生经验和想象力做出准确的理解。

大约一个月后，我决定在星期天去看望他，没有事先打电话。靠近他的房子，我看见他正在花园里干活，轻松的弯腰，然后又灵活地站直。我顿时目瞪口呆。

他突然转身，看到了正在发愣的我。他招手示意我过去，我没有做声，但我接受他的邀请进了屋。

“哦，亲爱的。这次让我来替你沏茶吧。你看起来累坏了。”

“怎么回事？”我开口问道，“我一直以为……”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亲爱的。你第一次在集市看到我时……哦，那天早上我在花园里干活时被一颗石头绊倒了。”

“但是……你什么时候可以再次正常走路的？”

“啊哈，我想是在我们第一次相遇之后的第二天。”

“可是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呢？”我问，他肯定不是假装孤苦无助来让我为他沏茶、做饭。

“亲爱的，你第二次来看我的时候，我看到你非常不开心。于是我就想，这个小姑娘需要一个老人的肩膀来依靠。如果你知道我恢复了健康，你认为你还会来吗？当时正处于痛苦中的你需要一个倾诉对象与给你安慰的人，并且这个人懂得如何倾听你的诉说。”

“可是，那根手杖又是怎么回事？”

“呵呵。那是一根好手杖。我到荒野的时候就要用到它了。下个礼拜天，我们就一起去荒野，怎么样？”

下个礼拜天，我们真的去了荒野游玩。

（有删改）

海蒂姑姑来访 （美）马里恩·艾什

我和妻子住在伊利诺斯州的一个小镇上。那年，海蒂姑姑突然到来，和我们一起过夏天。那时候小镇的情况特别糟，因为已经连续干旱三年了，许多家庭都已经搬到别处去了。小镇的资源越来越贫乏，居民们也情绪低落、脾气暴躁，经常为一些小事吵得天翻地覆。一些人甚至不再上教堂了。

“小镇期待奇迹。”牧师垂头丧气地说。

海蒂姑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佛罗里达州来到我们这里的。她戴着一顶天蓝色的无边女帽。“这颜色与我的白头发正相配。”她说。事实上，那顶帽子与她那闪闪发亮的蓝眼睛更相配。海蒂姑姑对谁都笑容可掬，从来不说一句不友好的话。因此，没过多久，小镇上的所有居民就都称她为“海蒂姑姑”了。

当我们带她去教堂的时候，她很震惊。因为管风琴静静地立在那儿，没有人演奏，而由留声机为大家播放赞美诗。“梅布尔·肖说她的关节炎发作了，不能演奏了。”我解释道。“她甚至连来都不来了。”我妻子补充道。“啊，我喜欢演奏管风琴，”海蒂姑姑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为大家演奏。”

人们兴奋极了，但只有一小会儿——海蒂姑姑演奏得糟极了，调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比没人演奏还要糟不知多少倍。

海蒂姑姑为我们演奏了两个星期之后，牧师亲自去找梅布尔了。他告诉她，大家需要她，大家恳求她再回来演奏管风琴。“好吧，”梅布尔说，“如果你们真希望我回去的话，那我就回去吧。”星期天，梅布尔又在教堂演奏管风琴了。海蒂姑姑似乎一点儿也不失望。事实上，当大家陶醉在梅布尔的音乐声中时，海蒂姑姑的蓝眼睛也熠熠生辉。

又一个星期天，教堂里没有出板报。牧师向大家道歉。原来，负责抄写的琼斯夫人说她没有时间再做这件事了。琼斯夫人虽然这么说，但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原因是教堂没有钱支付给她。“如果有人愿意捐出一两个小时来抄写的话，”牧师说，“我们会非常感激的。”

海蒂姑姑站了起来，“我愿意做这件事。”她说。“太好了！”牧师高兴地叫道。但当时后排就有人叫道：“哦，不！”

后来的事实证明，可怜的海蒂姑姑的抄写能力和她的演奏能力一样差。她抄写的板报错字连篇，简直让人没法读。后来，牧师悄悄地告诉我们有许多人去找了琼斯夫人，恳求她继续担任抄写的任务，而琼斯夫人最后也终于同意了。

其后，海蒂姑姑又自告奋勇地接受了管理人的工作，因为教堂没有钱请一名全职打扫教堂卫生的管理人。人们都认为这一次不会有问题了，因为谁不会扫地和擦桌子呢？但我们的海蒂姑姑就不会。她扫地的时候东一扫帚西一扫帚，灰尘漫天飞舞。她给地板打的蜡，厚得让人随时都有摔倒的危险。没过多久，路易丝·威尔森和玛格丽特·布朗就自愿代替了她。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全都惊呆了。众所周知，这两位女士不讲话已经一年了。

那年夏天，海蒂姑姑想施于援手的所有事情，你不能说她哪件事是做得成功的，但你也不能说她失败了。“我们都开始喜欢你的海蒂姑姑了。”一位夫人对我说。这虽然不容易，但人人都承认他们之所以喜欢海蒂姑姑是因为她愿意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施于援手，并且哪里需要她就愿意到哪里去。当然，如果她做每件事都能够胜任的话，事情就更完美了。但不管怎样，她是一个能让人受到鼓舞的人，她让不去教堂的人又继续去教堂了。

在海蒂姑姑最后一次和我们去教堂的那个星期天早上，她说：“我要给大家一个惊喜。”教堂里坐满了人，有每周都来的，还有许多新朋友。海蒂姑姑走到讲坛前面，面对听众。“你们的教堂真美丽，”她说，“这里的人也都很善良。我会记住你们每个人的。现在，我想为大家演奏一曲‘在花园里’。我很喜欢这首曲子，因为它让我们大家离得更近。”

我从来不知道大家会这么专注，但我害怕有人叫海蒂姑姑离开管风琴，因为她的演奏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但大家都沉默不语，静静地等待着。我不禁想起，这种在最近这些艰苦的岁月里已经很鲜见的忍耐力又回到我们这块土地上和我们这些人的心灵中了。我们全都安静地坐着，好像刚刚下了一场大雨，解除了我们的干旱之危似的。

海蒂姑姑走到管风琴前坐下来。她抬起头，微笑地看着我们。我没有听到一个紧张的变了调的音符，优美的旋律飘荡在我们上空，就像天使在唱歌，熟悉的音乐让我陶醉。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将这首曲子演奏得如此优美。海蒂姑姑怎么又会演奏管风琴了？她以前难道是装出来的吗？她故意弄糟所有的事情，就是为了让大家重新团结起来吗？关于这一点，海蒂姑姑从来没有说过。

当她演奏完的时候，人们都鼓起掌来，牧师走到讲坛上，“我们曾经期望出现奇迹，”他说，“现在，奇迹果然出现了。海蒂姑姑就是我们的奇迹。”

（《微型小说选刊》2009年第15期，有删改）

雪

（美）罗宾·西尔弗曼

十二月初的某一天，我们一觉醒来，发现外面银装素裹，下了一场好雪。十一岁的女儿艾瑞卡央求我：“妈妈，早饭后我们去滑雪好吗？”我也无法抵御滑雪的诱惑，于是我们穿戴整齐，向林肯公园高尔夫球场的大斜坡进发，那里是我们这个平坦城镇所拥有的唯一一座山丘。

我们到达目的地，小山顶上已经挤满了滑雪的人。

我们在一个瘦高个男人身边找到一处空地，这个男人也带着儿子滑雪。那个三岁的小男孩趴在雪橇上，正等着雪橇启动。“爸爸，开始吧！”男孩大声地喊道。

男人转过身来，非常有礼貌地对我们说：“我们先滑，可以吗？”

“赶紧去吧，”我对他说道，“你儿子已经急不可待了。”我的话音刚落，那位父亲便猛地推了一下男孩的雪橇，雪橇顿时飞了出去！可是并非男孩的雪橇独自向下滑行，男孩的爸爸也跟在雪橇后面拼命地奔跑。

“他肯定担心他儿子的雪橇会撞上别人。”我对艾瑞卡说道，“我们也要小心为妙。”

随之，我们坐上了自己的雪橇，伴随着飘飘洒洒的雪花，我们嗖嗖地向山下滑去。雪橇滑到山脚一条小河旁边，眼看就要撞上一棵大槐树，我们赶紧从雪橇上纵身跳下，四仰八叉地摔倒在雪地上，两人笑成一团。

“真过瘾！”我喊道。

“可是往回走得花很长时间。”艾瑞卡提醒我。

的确如此。当我们拖着沉重的步伐往山顶走的时候，我看见那个瘦高个男人也拉着雪橇往回走，他儿子仍然趴在雪橇上。

“看人家爸爸是怎样对待孩子的！”艾瑞卡对我说道，“我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吗？”

我差不多快要喘不过气来，我对她说：“没门，我的小祖宗，你就继续往上爬吧！”

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那个小男孩又开始准备往下滑了。

“爸爸，快，快，快！”男孩喊着。男孩的父亲竭尽全力又猛地推了一下雪橇，然后跟在雪橇后面狂奔，到了山脚，他又开始拉着载有小男孩的雪橇往回走。

这父子俩就这样来来回回玩了一个多小时。尽管我的艾瑞卡自己能爬山不需要我照料，可是我仍然累得筋疲力尽。这个时候，滑雪的人们大部分都回家吃饭去了，山顶上的人已经少了很多。最后，只剩下我们和身边的父子俩以及稀稀落落几个人还在那里玩．

我暗自思忖，到了这个时候，那位父亲大可不必再担心孩子的雪橇撞人了，尽管小男孩还小，可是让他自己拖着雪橇往回走一两次应该不成问题。可是这个男人似乎不知道疲倦，一直心甘情愿带着儿子这样开心地玩着。

后来我忍不住朝他大声地喊道：“你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瘦高个男人转身冲我笑了笑，“他是一个脑瘫患儿，不能走路。”这位父亲坦然相告，没有隐瞒。

我一下子愣住了，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山上自始至终没见到男孩下雪橇。他们玩得那么开心，一切看上去都很自然，我压根就没想到男孩竟然有生理缺陷。

尽管我不知道这位父亲的名字，但一周之后，我在当地报纸为我开的专栏里讲述了这个故事。也许他本人，或者认识他的人看到了我的那篇文章，因为随后我收到了一封来信：

亲爱的西尔弗曼夫人：

和我儿子每天所做的努力相比，那天我在山上使出的力气根本不值一提。对我而言，儿子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希望将来有一天，我能够像他那样坚强，哪怕只及他一半坚强我也心满意足。

（摘编自《新民晚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