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将传统中国概念化为“乡土中国”源于他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观察,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无讼政治等是他对这一社会形态一般化的主要概念。

经过近百年的结构变迁,中国的城乡关系终于在2003—2010期间出现革命性的跃迁,是进入“城乡中国”阶段。其依据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从此发生根本变化,而牵引这场转变的是“农二代”——这批继续他们上一代离土、出村的农民，由于其工作和居住方式上的城镇化以及他们出村之前与土地和农业的生疏关系,大多数选择了不回村、不返农,由此带来人地关系、农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村庄的演化与分化等方面的重大转变。这些新的特征昭示了我们向费孝通意义的“乡土中国”告别。

在城乡中国阶段,公共政策必须以城乡平等发展为基础,而不是以消灭乡村为结果,只有城乡的平等发展才能实现城乡两个文明的共生、共融、共荣。将城乡中国而非城市中国作为一个阶段,将允许城市与乡村良性互动,生产要素在城乡有效配置,这样更有利于抵达城市中国,将城乡中国作为一种范式和结构形态,不是固守和固化城乡二元分割形态。中国目前的城镇繁荣与乡村破败本身是城乡二元体制的结果。城乡规划、土地、融资、产业、公共品提供等方面的二元分割 ,造成乡村产业窄化、农民发展机会缺失,乡村成为没有希望和生机的地方,更加剧了乡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外流与生产要素的单向配置,把“城市中国”当成公共政策的唯一目标,是导致二元体制形成和长期维持的根源,越是单纯用城镇化来发展城市,就越是带来歧视乡村和城乡不平等发展。“城乡中国”这个阶段存在的意义和重要性,最关键的是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中国的提出,也是为了避免以乡土中国的公共政策惯性来处理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乡土中国形态,加上在相当时长时期内的结构转变更加固化了乡土中国,乡土中国的治理思维和公共政策产生巨大的路径依赖,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乡土中国时期的认识和措施来应对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导致决策思维与政策应对滞后于结构变革的需求,影响城乡中国的演化与向城市中国的转变。

中国已经向乡土中国告别,中国已经处于城乡中国阶段,中国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历经结构进一步深化和二元体制的障碍解除,实现中国的结构现代化和伟大转型。

（摘编自刘守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材料一

说起网络文学，创办于1997年的中文原创作品网站“榕树下”堪称中国网络文学的鼻祖。它坚持“文学是大众的文学”，让一大批热爱文学的普通人通过互联网圆了文学梦，见证了包括饶雪漫、安妮宝贝等知名作家的诞生。

回想创办“榕树下”的初衷，“榕树下”网站创始人朱威廉明确表示：“我做的不是一个纯粹的文站。‘榕树下’的创办也不以营利为目的。”“榕树下”倡导“生活·感受·随想”。朱威廉想让平凡人执起笔来，在书写生活、抒发情怀的同时，也能传达人文精神，传达力量。“榕树下”网站曾独家刊载癌症患者陆幼青《死亡日记》、艾滋病人黎家明的《艾滋手记》，在当时引发了整个社会对人生价值的深层思索。

对朱威廉来说，现在的网络文学是令人失望的。“这个时代所有事情变得唾手可得，人文精神面临彻底丧失的危机。20年前好像黄粱一梦，眼睛一睁，整个社会变为功利主义的社会。在‘榕树下’的时期，我似乎看到了我的梦想实现，平凡人都能执起笔来。而在今天，这一切烟消云散了。”

材料二

“榕树下”首任艺术总监陈村坦言：“网络文学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网络文学的初心，是不功利的，而是老子所说的那种赤子之心、婴儿的状态。但从今天来看，网络文学把文学做‘瘦’了。文学本来海纳百川，有文学批评、散文、诗歌、杂文、小说，但网络文学出于经营的原因，需要把文章写长。这导致类型文学一枝独秀。”在付费阅读模式下，作品有免费试读阶段，这意味着作品字数在30到50万以上才能收费。因此，文学的商业化运行要求作品越写越长。《网文新观察》编辑部主任李强指出：“现在流行的网络文学类型多为长篇的故事小说。但类型文学是有问题的。文学讲求创作，一旦出现类型，文学的模式就被固定了。我希望网络文学有一天能走出这种类型，找到新的盈利模式和生产模式，使其他的文学门类也能继续生长。”

材料三

陈村则表示，文学是流变的。“也许历史就进展到了‘讲故事’这一步。倒过来讲，屈原会喜欢曹雪芹吗？”文学载体和传播手段的改变，会引起文体的改变。“人的本能就喜欢听故事，尽管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我们今天至少能提供那么多故事。”

而在李强看来，当今时代，很多事物都没有办法逃离资本运行的逻辑，若没有造血和再生产的功能，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除非自己贴钱，自娱自乐。而谈到技术对文学的影响，比如机器人写作以及其带来的抄袭问题，李强认为：“机器可以替代的东西，永远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但依靠灵感和语言天分，以及渗透着人文精神的东西，都是不能被替代的。这就是手工作坊和大工厂的区别，前者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时代和技术的发展也会为当今的文学创作注入新的生机。”

（摘编自凤凰网《“榕树下”与网络文学20年：网文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中西戏剧观众的心态视角存在着很大差异。中西戏剧观众心态视角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戏剧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不同。西方戏剧产生于祭奠，是宗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带有宗教色彩。宗教仪式是庄重肃穆的，参加宗教仪式的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赞颂神的伟大，在观看表现神的伟绩的戏剧时，同样怀着崇敬的心情。这时，戏剧演出处在一种精神上的高位置，观众处在一种精神上的低位置，观众的心态视角是仰视的。后来的戏剧虽然脱离了祭奠的宗教气氛，但这种仰视的心态视角却带着祭奠仪式的痕迹保留了下来。

中国戏曲的形成过程是多种娱乐样式的综合。宗教祭奠仪式对它的形成影响并不大，相对于西方戏剧的形成渊源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娱乐手段，而且，它对多种娱乐手段综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娱乐性加强的过程。人们去瓦肆看戏就是为了娱乐，自然在心理上处在高位置，去俯视处在低位置的戏曲。后来的戏曲中也有具有宗教意味的神仙道化剧，但它完全没有西方戏剧初期的庄重神圣的宗教氛围。

这种形成渊源上的差异，影响了中西戏剧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影响了戏剧在正统文艺中地位的差异，这些都加强了观众的心态视角的差异。

观众心态视角和戏剧的悲喜色彩的选择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观众心态视角的差异使得戏剧的悲喜色彩倾向不同。反过来，戏剧悲喜色彩的不同又加强了心态视角的差异。西方人推崇悲剧的重要原因是悲剧肃穆的气氛，和作为戏剧渊源的宗教祭奠的庄重气氛最接近，都是用仰视的心态视角。中国戏曲观众喜欢看喜剧。这和戏曲形成时的娱乐滑稽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反映出的俯视心态也是与之一脉相承的。

同样是看悲剧，中西戏剧观众的心态视角也不相同。中国戏曲悲剧冲突带有鲜明的伦理批判倾向。冲突的基础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伦理道德。西方悲剧不管是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都是人对于其强大的对立面，即命运、社会、性格所做的奋力挣扎反抗。如俄狄浦斯之于命运，哈姆雷特之于性格，斯多芒克之于社会，但他们最后都以毁灭告终。中国戏曲悲剧中的主人公往往是弱小善良的老百姓，尤其是有不幸遭遇和无辜受冤的女性。而西方悲剧的主人公多是高贵、威严、有强大力量的帝王将相、贵族富人、神人英雄等。由此可见，中国戏曲的悲剧是把观众推在高高的道德伦理的评判席上，让观众俯视这些可怜的无辜的弱者，进而对这故事、人物做出道德评判。而西方悲剧的观众仰视着台上那些比自己更有力量的主人公在命运、性格、社会面前做拼死抗争，却仍逃不脱失败的结果，进而产生了“惧怕和怜悯”，从而使观众感情得到“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