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所有的人都习惯了一个现状，那就是在信息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是透明的。

街道上密布的天眼监控摄像头记录着你所有的活动。在公安机关的监控大厅里，通过多个摄像头的联动，你的行走轨迹一览无余。出入机场、车站，甚至住店的信息都被完整记录着，传统意义上的隐私已经不再成立。买房、买车、子女入学，你登记的个人信息早已经泄露。人们早已经使用了隐私权被逐渐剥夺的信息化社会。

但是，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服务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就是“以人为本”。隐私权是人类亘古不变的基本权利，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译剥夺人类的基本权利为代价。恰恰相反，人工智能应该更好地保护人类的基本权利，其中就应该包括隐私权，这才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正确方向。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普通用户的信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身份认证信息，例如我们的用户名和登录密码，另一类是我们的内容信息，例如订餐、打车、购物、租房等信息。身份认证信息必须由用户本人绝对掌控，不能让渡给仼何商家，甚至也不能让渡给政府，这应该是人工智能的一条铁律。

因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你的身份认证信息一旦泄露和被坏人利用。就可能遭受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甚至可能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如此重大的事项，绝不能相信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不仅不能相信他们的诚信，也不能相信他们的能力，近年来出现很多知名站泄露用户身份认证信息的案件，这些企业是有诚信的，但防护能力不够，就被黑客抄了家。

我们订餐、打车、购物、租房的内容信息呢？与身份认证信息不同，这部分信息就不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了，为了享受人工智能的服务，有时必须的让渡出去。人工智能有智能感知、智能推理、智能学习、智能行动四个环节，而这些环节都是受数据驱动的，你不给它提供数据，它如何理解你的需求？又如何通过学习和推理为你提供精准的服务？

但内容信息即使让渡，也要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数据统计结果归商家，个人信息所有权归自己”的原则。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例来说，使用滴滴打车APP时，我们个人用车的车型、时段、路线、费用等信息会上传到滴滴公司的服务器，海量的信息形成了大数据，统计分析结果中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和财富，这个统计结果归滴滴公司所有。

我们每个人都为这个统计结果贡献了九牛一毛的数据，例如和平小区每月平均叫车量为500人次，住在和平小区的您为这个数据做了贡献，但您在和平小区叫车这个信息的所有权是您的，未经您的授权，滴滴公司不能使用。

有次我老婆用我的笔记本电脑搜衣服，隔天我去办公室指导学生，一打开电脑，浏览器就给推送了大量蕾丝边女式内衣，还特别标明这是你可能感兴趣的商品。

未经用户授权，商家不应该搜集用户的喜好习惯。即使搜集了，那也只能用作统计分析的原始素材，而不应借此对用户进行精准营销，这违反了“个人信息未经授权不得利用”的原则，是人工智能的滥用。

（摘编自新浪《人工智能语隐私保护》）

中国通俗小说最早实际上是一种口头艺术，属于表演性质的伎艺。

早在唐代，一种由僧人表演，被称作“俗讲”的口头伎艺就开始流行于佛教寺院，它在宣讲佛教经义的同时，掺入佛教故事乃至世间尘俗故事，其演唱的底本称“变文”。到了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使通俗文艺获得了长足发展，俗讲伎艺也由寺庙转移到了城市的瓦舍、勾栏之中，表演者已经完全是职业艺人了。此时，由俗讲伎艺演变而出一种“讲唱”艺术，其中包括鼓子词、诸宫调等，形式上均为有说有唱，内容也都是讲述故事。它们为戏曲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同时也是通俗小说的血亲。当时还有一种表演伎艺叫作“说话”，元明以后改名为评话、说书等。源于俗讲的说话，作为一门表演艺术，与俗讲一样，也有底本，这种底本被称为“话本”。话本就是我们所讲的通俗小说。进入元代，那时的说话远不及戏曲发达，其话本写作也无大的发展，基本上承袭宋代的传统，所以在通俗小说史上人们是把宋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

总的来讲，宋元话本的水平都还处在通俗小说的初级阶段。形式上它们有明显的说话伎艺的痕迹，如语言的俚俗化、表演上的插科打诨、讲述上对诗词赋赞的运用等等；作品的审美倾向也主要集中在消遣娱乐和猎奇搜异方面。小说对民生的关注、人性的剖示以及生存价值的探寻，却都做得相当不够。写成于宋末元初的《醉翁谈录》一书，记录下了当时一百余种小说名目，其中灵怪类、烟粉类、神仙类、妖术类就占了全部作品名目的一半以上。这些作品除了怪诞因素之外，并无什么可取之内涵。

除了题材方面的不足，宋元话本在艺术性、思想性方面也都十分缺欠。话本把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当作吸引读者的主要手段，大多数作品对人物的塑造、主题的开掘都没有倾注功力。这与说话的特点是分不开的。说话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它必须通过情节来抓住听众的注意力。情节属于小说诸要素之一，没有情节也就没有故事。事实上，话本在这方面的注力也的确使得古典小说在创作技巧上有了相当大的提升。但是，仅仅注重情节便使得小说基本上停留在娱乐的层次上，读者在猎奇之后，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审美享受。此外，话本创作者的文学修养较低，也是话本艺术层次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大多数文人作家对话本小说的创作都持鄙视的态度，根本不屑于染指；元代的下层文人又都把兴趣集中在戏曲方面，这样，话本的写作就只有由那些水平不高的民间艺人来担当了。

进入明代以后，随着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迅速壮大，通俗文化也更为兴盛。一些观念比较先进的文人作家顺应时代潮流，开始介入通俗文学的创作。他们的加盟使得小说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生了较宋元更大的质的飞跃。由此，通俗小说终于彻底摆脱了附属于说话的地位，成长为独立的文学形式。一批流传千古的小说巨著诞生了，它们把通俗小说的创作推向了高潮。

从难登大雅之堂的勾栏伎艺之附庸到蔚为大观、风靡天下，通俗小说经过不断的演进，在明代实际上已取代了诗文的地位，成为当时审美文化的正宗和主潮。

（摘编自王小舒《微博橙子辅导》）

宋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此背景下，宋代的货币流通和信用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开创了古代金融的新篇章。

宋代在信用形式和信用工具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点。信用形式有借贷、质、押、典、赊买赊卖等多种形式。借贷分为政府借贷和私人借贷。政府借贷主要表现为赈贷的形式，在紧急情况下通过贷给百姓粮食或种子的方式，帮助他们度过困境。私人借贷多为高利贷，它可以解决社会分化和“钱荒”带来的平民百姓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满足特殊支付和燃眉之急的需要。质、押是借贷的担保形式，由质库、解库等机构经营。质属于动产担保,它必须转移动产的占有；押属于不动产担保，通常将抵押物的契约交付债权人即可。债务人违约时，债权人可用变卖价款优先受偿。典作为不动产转移的一种形式是在宋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典权人向出典人支付典价后，在典期内就占有了出典人典产的使用权和收益支配权，出典人也不必向典权人支付利息。宋代的商业贸易非常发达，但存在着通货紧缩现象，故赊买赊卖行为也很普遍，几乎生产、流通、消费领域的所有物品都能进行赊买赊卖。从实际效果看，它解决了军需、加强了流通，更重要的一点，它对束缚生产流通扩大和发展的高利贷构成了冲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商业贸易对货币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社会中货币供给和流通状况不尽理想，表现为货币流通区域的割据性、货币供给数量的有限性，以及大量流通的钢铁钱细碎和不便携带的特性，其结果是抑制了经济发展。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在高度发达的纸币和印刷技术保障下，通过民间自发力量的作用和官府的强制推行，宋代社会陆续出现了诸如茶引、盐引、交子、关子和会子等新型纸质信用工具。茶引、盐引要求相关人员先用粮草或现钱的付出作为取得的条件，然后凭此类纸质信用工具异地兑取现钱或政府专卖货物。这些信用工具的使用，除了可发挥信用功能外，也使得政府和商人在专卖货物领域能够共同获利，既有利于商人从政府专卖的货物中分得一份利益，又有利于政府实现增加收入、补给军需等目标。早期的交子、关子、会子要求相关人员先交纳现钱作为取得的条件，然后再根据需要持交子、关子、会子到指定的地区兑取现钱。这类信用工具携带方便且具有汇票性质，可以保障大宗交易、跨地区交易货款的顺利结算。它们的使用，弥补了货币的不足，节省了货币流通需求量。此后这种交子、关子、会子逐步发展为纸币。可见，宋代新型信用工具的大量使用，是社会径济发展史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新生事物，它缓解或解决了交换过程中的诸多不便与矛盾，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

（摘编自王芳 《宋代信用的特点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