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展前言

蒋远桥

①到博物馆，我们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以艺术门类为基本单位的展馆，如陶瓷管、铜器管、雕塑馆、玉器馆等，各个展馆内则陈列着许多单个的“典型器物”，这些器物当然远比照片影像更为真实，但我觉得，这些按门类、按年代或者按质地、按用途陈列的“实物”，还并非“真实”：无数从古代生活中移出然后转入博物馆的瓷器、铜器、雕塑、玉器，都被剥夺了原来所处环境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博物馆里，它们仅用来增加我们专门艺术门类的某些知识。而那些被忽略的原始环境，也应该是甚至更应该是作为器物“真实”的一部分。

②为了理解的连贯，我们可以先从影像说起。

③从柏拉图时代开始，仿佛这一概念就已经在哲学、艺术、文学各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随着机械复制的繁荣，尤其是电子世界的产生，人类现今更无可救赎地停留在柏拉图的洞穴里。身边的影像越来越繁多，影像的内容越来越齐备，生活、研究、批判越来越受到影像的帮助的同时离不开影像。

④人们十分愿意相信照片即真实。但是其实我们稍加分析即能知道，即使从未被制作的影像如照片，也远非真实。一位摄影师在拍摄任何一副作品时，往往要同时或者严格地说是连续拍摄数十张，然后从中选择出自认为满意的一副，比如这张照片具有令摄影者满意的表情、光线、角度、结构，而未表现或者未恰当地表现这些东西的照片即被认为是“非真”的。

⑤比如，当我进入敦煌第130窟，通高26米的弥勒佛高耸在眼前，在佛像前面感觉到的只有无能为力和相形之下的渺小：佛低垂双目，似乎在看着我，使我觉得自己似乎将要失去固有的信仰。而面对照片时，我们可以冷静地发掘、细致地思考，一些直面26米大佛本身时无法进行的思考或感受，都变得轻松自然。大佛照片取消了大佛的高度带给参观者的压力、震撼。

⑥基本上每个敦煌石窟都是建筑、绘画、雕塑、书法共同配置的综合体，它还具有礼仪、宗教意义，若非电灯的发明，在数百年前的采光条件下，壁画尤其是顶上的藻井图案基本无法让人看见。况且，部分洞窟作为庄严、肃穆的宗教礼仪场所，本来是藏而不使人见的。若非处于真实的石窟空间里，我们也就失去了古代僧侣在缥缈、昏暗的洞室中的宗教情怀？

⑦影像是这样，其实，被布置成碎片的实物也是这样。面对一件件摆在我们面前分门别类的实物，我们无法真正走进古代文人的生活。

⑧走进建筑、绘画、雕塑、书法等等共同配置的古代文人的生活空间，我们    能真正走进古代文人的生活。这个空间，应该让我们感受它，接受它，接近它，走进它、而不是提供影像，也不是提供碎片，让我们欣赏它，分析它，获得了认识，然后离开它。这个空间应该有实和虚也即物质和精神两层。实的层面，从竹树翳深庭户虚寂，到惠风和畅窗明几净，到书桌禅椅，朴素柔美，到纸墨相发笔砚精良，到缩龙成寸，山林古木助案头清气。虚的层面，当然就是这些内容营造出来的氛围，还有面对这些文人生活的物件时，打磨家具时，写字刻印时，伺候盆景时，制作文玩时，具有的礼仪、宗教意义，这和敦煌石窟何其相似。

⑨当然，精神层面的空间也必然与处在这个空间内的人相关。明代高启说：静也系于人，不系于居，人能静则无适而不静。高启强调了人的重要性。我总觉得，这两层是从来不能分开的。人很重要，居也很重要；依于仁很重要，游于艺也很重要。质很重要，文也很重要：这样，我们才能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

叶嘉莹：一生与诗词相恋

近日，92岁高龄的叶嘉莹在“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奖礼中获颁年度“终身成就奖”。此前数十年间，她身挟满腹诗书，走遍中国台湾以及美国、加拿大……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4年7月，叶嘉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三四岁时，父母便教她背诵诗词。而她的伯父叶廷又，是一位有很深古典文化修养的中医。在伯父的引导下，深居大院的叶嘉莹常常把院子里的草木作为对象，吟诗作词。1941年，叶嘉莹高中毕业，进入辅仁大学专攻古典文学专业。在辅仁大学，叶嘉莹遇见了她铭记一生的恩师顾随。顾随古典文化功底极为深厚，他对诗歌的讲授令叶嘉莹如痴如醉。师生二人常常诗词唱和，被师友传为佳话。顾随曾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假使苦水（顾随别号）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但他希望叶嘉莹不仅要继承自己的衣钵，更要“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①”。

如果顾随泉下有知，最高兴的肯定是叶嘉莹果然如他所期望那般做到了“别有开发”和“能自建树”。师徒二人在诗词世界里研读的轨迹，也有相似之处。顾随是受蔡元培之命学习西洋文学，得益匪浅；而叶嘉莹则在机缘巧合下，前往北美访问交流，在此期间接触到了西方文学理论。叶嘉莹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的传统词学理论有不少暗合之处，便逐渐尝试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来诠释中国的古典诗词。这种将中西理论融合的研究策略很快为叶嘉莹的诗词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以西方文学理论解析古典小词，成为叶嘉莹治学的重要特点。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文学院院长陈洪评价叶嘉莹说：“融合中西以推进词学研究，卓有成效者，海内外自是不做第二人想。”

在海外教书时，叶嘉莹常常感慨，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在翻译成英文后就要逊色不少。而用英文授课，也让她常常有不能阐尽其意之感。1979年，凭借一封寄给国家教育部的言真意切的信，叶嘉莹终于可以回国教书。从那年起，叶嘉莹便犹如候鸟一般，按照时令奔波于大洋两岸。她讲授古典诗词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1993年，她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并捐献出一半退休金约10万美元，设立“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奖掖后学。

她自认，这一辈子，她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当年顾随的课堂上，她埋首苦记，犹如录音机一般一字不差地把顾随的讲课“录”了下来，并在几十年后整理出版。另一件事，就是她去海外以后，托人把台湾大学教授戴静山先生的古近体诗歌吟诵录了下来，并最终在内地推广吟诵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这是她留给人们的两把钥匙。有了它们，人们要去领略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去感受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吟诵之美，尽可以循迹而得。如今，她也在打造自己的钥匙。她教书70年，留下来的讲课、讲演录音，有2000小时以上。学生们正在帮助她整理成书。等到出版之日，喜爱诗词的人们又将迎来一场精神盛宴。

她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面的美好、高洁的精神，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她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把不懂诗的人牵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做的事情。”“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节选自《东西南北·看人物》，有删改）

（相关链接）

我很不喜欢“才女”这两个字，有人说过我是穿裙子的“士”。我身体是女性，但是我的品格是士大夫的“士”，就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士”的品格和持守。

（节选自《叶嘉莹：我是穿裙子的中国“士”》，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