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木叶”

林庚

①“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 《九歌》 ) 自从屈原吟唱出这动人的诗句，“木叶”就突出地成为诗人们笔下钟爱的形象。

②“木叶”也就是“树叶”，可是在古代的诗歌中为什么很少看见用“树叶”呢？其实 “树”倒是常见的，例如屈原在《橘颂》里就说：“后皇嘉树，橘徕服兮。”无名氏古诗里也说：“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可是为什么单单“树叶”就不常见了呢？□例如：“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 柳恽《捣衣诗》 ) “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 沈佺期《古意》 ) 可见洗炼并不能作为“叶”字独用的理由，那么“树叶”为什么从来就无人过问呢？至少从来就没有产生过精彩的诗句。而事实又正是这样的，自从屈原以惊人的天才发现了“木叶”的奥妙，此后的诗人们也就再不肯轻易把它放过；于是一用再用，熟能生 巧；而在诗歌的语言中，乃又不仅限于“木叶”一词而已。例如杜甫有名的《登高》诗中说：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大家熟悉的名句，而这里的“落木”无疑的正 是从屈原《九歌》中的“木叶”发展来的。按“落木萧萧下”的意思当然是说树叶萧萧而下， 说：“无边落叶萧萧下”岂不更为明白吗？然而天才的杜甫却宁愿省掉“木叶”之“叶”而 不肯放弃“木叶”之“木”，这道理究竟是什么呢？

③从“木叶”发展到“落木”，其中关键显然在“木”这一字，其与“树叶”或“落 叶”的不同，也正在此。从概念上说，“木叶”就是“树叶”，原没有什么可以辩论之处；可是到了诗歌的形象思维之中，后者则无人过问，前者则不断发展；为什么呢？因为“树”易让人想到繁茂的枝叶，而“木”则易让人想到树叶脱落，也就是说，“木”本身仿佛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

④要说明“木”它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它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着我们；它之富于感染性启发性者在此，它之不落于言筌者也在此。而“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 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 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所谓：“午阴嘉树清圆。”( 周邦彦《满庭芳》 ) 这里如果改用“木”字就缺少“午阴”更为真实的形象。然则“树” 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太多的一致，“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一些什么，在习于用单词的古典诗歌中，因此也 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汇了。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 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⑤“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 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 呢，那就说不定，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我们所习见的门栓、棍子、桅杆等，就都是这个样子；这里带着“木”字的更为普遍的性格。尽管在这里“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却依然左右着这个形象，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 秋的气息。“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落下绝不是碧绿柔软的叶子，而是窸窣飘 零透些微黄的叶子，我们仿佛听见了离人的叹息，想起了游子的漂泊；这就是“木叶”的形象所以如此生动的缘故。它不同于：“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 ( 曹植《美女篇》 ) 中的落叶，因为那是春夏之交饱含着水分的繁密的叶子。也不同于：“静夜四无邻，荒居旧业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 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 中 的黄叶，因为那黄叶还是静静地长满在一树上，在那蒙蒙的雨中，它虽然是具有“木叶”微黄的颜色，却没有“木叶”的干燥之感，因此也就缺少那飘零之意；而且它的黄色由于雨的 湿润，也显然是变得太黄了。“木叶”所以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属于爽朗的晴空而不属于沉沉的阴天；这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至于“落木”呢，则比“木叶”还更显得 空阔，它连“叶”这一字所保留下的一点绵密之意也洗净了：“日暮风吹，叶落依枝。” (吴均《青溪小姑歌》 ) 恰足以说明这“叶”的缠绵的一面。然则“木叶”与“落木”又还有 着一定的距离，它乃是“木”与“叶”的统一，疏朗与绵密的交织，一个迢远而情深的美丽的形象。这却又正是那《九歌》中湘夫人的性格形象。

⑥“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 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里。

就是要用公权力制止“超时加班”

一些企业将生产旺季要求职工超时加班加点视为理所当然，这似乎成了业内行规。治理超时加班问题已经提出多年，但一直收效甚微。近期上海市再出重拳整治企业超时加班，并拟对违规企业处以重罚，对此措施我们倍感欣慰。

《劳动法》早就有了每日工作不得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不得超过44小时，加班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的规定。但由于就业形势严峻，不少人被迫加入超时加班行列，个别企业日均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甚至出现恶意超时加班的行为，不少企业加班工资标准也大大低于法定标准或者干脆不支付加班费，严重损害劳动者健康和权益，是典型的既违法又短视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超时加班有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企业，从民工向白领蔓延的趋势，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值得关注。企业本性是趋利的，为逐利而迫使员工加班本属情理之中，而员工在目前就业形势下，明知频繁加班和超时工作会影响身体，却没有多少人坚决拒绝，相反还常表现为“自愿”承担，确实令人玩味。当员工为了保住职业、争取晋升机会或赚取一点加班费而不得不超时加班时，甚至把“超时加班”与“敬业精神”等同，形成了难以逆转的“加班潜规则”时，当劳资双方的利益趋向达成“共识”时，问题就变得严重和复杂了。

既然超时加班是违法行为，那么执法者应该站在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公义的立场上制止超时加班现象对员工的损害，运用法律手段来规范市场主体即企业和员工的行为。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也有必要应用其公权力对违规进行处理来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要遏制超时加班现象，在加大惩治力度和劳动执法力度的同时，还特别需要进一步完善劳动法律法规，当法律严重滞后甚至空白或不适合现实情况时，很容易给政府相关部门的权力寻租和不作为创造条件。

既然超时加班是短视行为，企业必定要为此付出代价。一些企业屡屡超时加班和克扣职工的加班费，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的违法成本较低，目前重点是要重视加大对处于弱势的劳动者保护的执法力度。劳动保障部门应保障劳动者能以最快速度、最少成本维护其合法权益，同时更应该加强监管，做好防范，提高企业违法的成本，使其不敢随意侵害劳动者权益。问题还在于，不少企业在重罚之下仍顶风作案，原因一是超时加班难以界定，甚至根本就无从罚起。二是处罚力度难以掌握，对于大企业区区几十万元的“重罚”根本起不了阻吓作用。三是担心处罚过重吓跑企业。笔者认为，对于因处罚其超时加班扬言要将工厂搬出的企业，其实它们并无长远打算，除了赚取血汗钱外，对地方长远经济发展和增强竞争力并无帮助，即使搬出也无碍大局。

在相关法律仍存在滞后性的情况下，工会等组织要充分扮演好职工权益代言人和维护者的角色。目前工会至少可以在确立三条基本底线等方面发挥应有作用：一是每周必须保证工人休息一天，每人每天最多加班3小时；二是加班必须是工人自愿；三是必须按标准支付加班费。同时，劳动者自身也应加强维权意识，要从根本上破除“加班潜规则”，需要包括政府、企业、员工乃至整个社会舆论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