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农村经济制度，大体经历了氏族部落社会的合作互助制、封建领主社会的井田制、封建地主社会的混合制。有人将我国封建地主社会的农村经济制度称为地主制或雇佣制。这种称谓事实上并不是非常确切，因为在我国封建地主社会中，还存在大量的自耕农，而且地主大多将田地租佃给农民，自己只留一小部分田地让长工和家人耕种。

在生产技术水平极低的条件下，在人类社会关系刚刚开始形成、而且还非常简单的氏族部落社会，人类主要从事原始的渔猎采集和简单的农业生产活动，合作互助是他们唯一能够实现种族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随着社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人口的增多，在中国华夏大地生活繁衍的部落不断壮大，部落之间为了争夺自然资源的战争就开始了，一个脱离生产的武装军事集团开始形成，并与氏族首领们合在一起形成统治集团。由于中国疆域广大、地理复杂，高度集权的两极分化社会并不利于国家治理，所以封建领主社会逐渐成型，中国古人创造了与当时生产技术条件和崇尚王道文化相适应的井田制。

《孟子·滕文公上》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春秋谷梁传》载，“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诗经》载，“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井田制，既有利于封建领主对领地的管理和保卫，又有利于调动农业生产者积极性发展生产。中国古代的井田制经过春秋战国而趋于解体，最后以公元前216年秦始皇颁布法令“使黔首自实田”为标志。春秋战国时期，王室土地渐渐被诸侯瓜分，名义上属于天子的国有土地被私人占有，土地私有制出现；以及生产工具的变革、牛耕的推广、兴修水渠灌溉条件的改善、人口的增长和耕地面积的增加，使得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空前的自我促进的快速发展阶段。

经济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对上层建筑变革的要求，以至于导致持续了几百年的诸侯混战。在这个过程中，大批对领主具有依附性的农民或在战争中死去，或通过战争其地位得到提高。同时，脱离领主土地的自耕农由于技术进步也因为荒地的不断开拓而增多，井田制逐渐土崩瓦解。随着井田制的解体，中国古代逐渐形成了土地国有和私人所有制并行前提下的佃农制和自耕农制。这种新型的土地制度持续了两千多年，并为中国灿烂的封建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西方学者称之为传统小农经济；但恰恰是这个传统小农经济，是中国古代最富有生命力的农业经济制度。

（摘编自刘明国《论中国农村经济制度暨模式发展方向》）

在现代社会来临之前，民歌一直就是时尚。“歌谣所生，宜自生民始也。”作为口头语言艺术的民歌，其起源即昭示着人类的起源。人类自脱离动物界的那一刻起，也就开始了超越性的审美活动，这种审美很自然地体现在他们的言谈歌咏之中。作为中国文学起源佐证的两言《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就是越人之歌；而作为中国文学源头的元典《诗经》，其“国风”部分也是民歌歌词的总汇。从先秦的歌谣，到汉魏乐府，再到唐宋间的曲子词、竹枝词等体式的流变，民歌生长在百姓的唇吻和心灵之上，始终是社会风尚的主要组成部分。明代沈德符记录了万历年间江南小调的流行状况：“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每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致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马克思说：“民歌是唯一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我们也可以说，民歌又何尝不是一部时尚史呢？

问题是，今天当很多人在叫嚣“娱乐至死”、张扬多元价值的时候，当多数民歌所描述的农耕甚至游牧、渔猎生活情境离绝大多数人已很遥远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和民歌生活在一起吗？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样理解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关系。现代性并非一种全然固定的僵死结构，它应该是开放的，既对空间开放，也对时间开放；它应该是一种建构性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间我们可以把现代性变得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人的诗意生存的需要。这样来理解，传统就不再是一个被降服、被审判、被耻笑、被切割、被虚假玩弄的概念，而应该是唤起我们敬畏感的、我们借此和世界真诚连接的一种方式。我们通过传统洞开人类生命的本质存在，回归人类应然的统一存在。

民歌正是自传统社会以来，人们和世界真诚连接的一种生命的打开方式。在欣赏民歌的时候，我们感到在传统人文世界中找到了人应该为人的那种存在的方式，我们觉得人应该那样和这个世界进行美好的连接，应该那样诗意地栖居。这种人的本真的状态，并不以样貌的陈旧而过时。反倒是，我们越是在非熟人社会孤独地存在，越需要追寻这种源自文化母体深处的熟稔和亲切。同时，在民歌的歌唱中，艺术活动和人的肉身体验、生命器官高度合一，是在深层次上对人的主体性的高度弘扬。在歌唱中，身体这一自然客体、心灵寓体的能量被强烈激发，人的主体意义被充分地释放，这是艺术的解放，更是人的解放。

今天，我们在理解民歌价值的时候，应该有更宽广和更深沉的追问。唯有如此，我们对民歌艺术存在和发展的生命力才可能会有更多的期待。而对民歌的自信，也正是民族文化自信的一部分。

（摘编自杨晓华《民歌，可以重新成为时尚吗？》）

木质的村庄

王芸

①潮流而上，大致可以发现，木质的多寡，是判断村庄古老程度的一种标尺，也决定着一座村庄由内而外散发的气质。

②南方的传统村庄，多木。木的包容、温和质感，渗透于宅屋的角角落落。我喜欢这样的村庄，除了天然的草本木本植物四处见缝生长，数人才能合抱的大树栖息在村头村尾、桥边河沿，还有一座座进去就能感觉清凉与妥帖的老宅。

③村中那些老树，巨枝虬结在半空中，如巨大的手掌托住了流转不定的时光。树下，总有一群群不知疲累的孩子玩耍着，捉迷藏、抓蚯蚓、滚泥球、抓沙包……他们一茬接一茬地长大，老去，最终消匿了身影。而树还在那里，成为村庄不离不弃的陪伴。

④有了这些树，再寡静人稀的村庄，也有了安慰。在江西宜丰采风时，去过一个叫坪上的古村。绕村半壁的石垒古墙上，散布着数十棵八百至千岁的古树，大多为樟树，看起来三四人方可伸臂合围，还有生长极缓慢的石楠和罗汉松，腰身紧致。它们与村庄的年岁相仿，一路绵延成环抱的姿态，护卫着这个村庄。村民出门抬头便见它们的身影，一年四季被它们荫庇。它们仿佛一条隐秘的时光通道，连接着村庄的源头。

⑤盛夏，慕名至婺源，随古村落立档调查人员走访古村。同行的当地女子有个男儿气的名字，显峰。她家在一个尚未被旅游开发的古村，村内老宅不少。她家的宅子建于十九世纪后半叶，在族谱上可查找到源头。在这些上百年的老宅里，每一年都有木质的部件在悄悄地裂变、腐烂、风化，在眼睛看不见的地方，直到坍塌碎裂才被惊觉。

⑥每走进一处老宅，当我们留意着那些难以复制的精美细节时，显峰却专注于询问房主如何保全，如何维修，如何保持品质地仿旧。她与古宅是一体的，即使她已经搬进县城，住进水泥楼房多年，只在年假时偶尔回一趟老宅，但她与老宅有过相同的呼吸节奏，成长的记忆渗透着被老宅过滤的光线的质感，生活习惯也延续着对老宅的迁就与贴合。无论离开多久，她对老宅始终怀有亲人般的牵挂和担忧。与我们说起老宅，她的语气里有些许骄傲，也似连缀着无声的叹息。那是时光的馈赠，也是无法挽留的遗憾。无法，却又拼力想去挽留。

⑦在虹关村，詹姓老人正在翻修老宅。三米长的横梁是精挑细选的好木，前一日进屋时，因为老宅低调的门脸、高耸的板壁、紧凑的结构，木匠师傅们想了很多种办法。此时，它安卧在老宅正中，比周遭的木色都新、都亮，却有一股安妥的气息。似乎有它稳稳地坐镇一方，这满屋的狼藉躁动之气，都不足为虑了。不远的天井一角，堆放着比人高的沙土、瓦当，瓦当是从老宅屋顶上揭下的，有着让今天的匠人称羡的结实质地。梁的下方，几位木匠师傅正在赶活儿。进门的一侧厢房里，也有木匠师傅在忙，木屑散布在老人稀疏的头发、圆眼镜片和脸颊、鼻端。他端举着一张被木屑粉尘“装饰”的脸，好奇地探出头来打量我们。

⑧在上海工作退休的詹老，对这座老宅念念不忘，对这座古村也是。街头巷尾的粉墙上，都能看到墨色涂写的巷名，这都是他的作为。他乐之不疲地将时光打发在这些事情上，全然出于自觉自愿，似乎想在老年一气偿还远离古村的那些时光。

⑨也是在虹关村，我们路过一处只剩支离骨架的老宅，颓败的脏腑隐没在半人高的草木中。野草恣肆地横逸斜出，疯狂滋长，改写了老宅原本封闭自洁的空间。已经没有门扉的木框上，挺立的杂草丛中，悬有一枚蓝色簇新的门牌：“浙源乡虹关村100”。新与旧，如此突兀地组配在一起，颇为触目惊心。不知这老宅是无人居住而自行毁败的，还是主人主动地放弃，在他处改建了新宅。

⑩在古村，你会不断地与呈现颓态的老宅相遇。颓而不败的它们，支撑着骨架，挺立在同样古老的街巷与树影中。你也会不断地与形态如旧但质地簇新的新屋相遇。人们改善生活空间、生活质地的渴望，是无法阻挡的。老宅的好，老宅的亲，老宅的贵，老宅的不可复得，只能在懂得、体恤、珍惜它的人那里，才能得以保全并延续。

⑪也有老宅被移植。人挪活，树挪死，那么老宅呢？它们被从埋入土中的基础上挖掘而出，远离了自己植根多年的村庄，整体标记后迁至新地，再按标记组装起来。移植者，多是承包了某一村落旅游业的投资者。他们出于打造景区的目的，将一座古村的村民迁空后，再填置进一些移植来的老宅。看起来整个村落的古宅生态更加丰美，可被抽空的村庄，还能葆有多少本真的活泼泼的生气?

⑫那些老宅在被移植的过程中，也被修复。朽败的骨架，用水泥框架支撑。门头檐角，借用日益高端的修旧如旧的技术，老的与新的、真的与假的，混淆一体，看起来面目无异，可气息不对。那种走进老宅可以闻见的，从老宅骨子里、木缝中散发出的天然木香，被生硬粗暴的水泥气取代。我静静地望着这些被拆骨又接骨的老宅，在夜深人静时发出压抑的呻吟，在体内留下反复发作的伤痛。这些，都只有老宅来默默地承受了。

⑬颓败的老宅与簇新的门牌，存留在相机里，那一点亮蓝和一片深暗的木色之上，有挺立的生气勃勃的草茎。在按下快门的一刻，我记得有风吹过，轻轻摇动它们。这一切构成了某一时刻的记忆，留于感觉，留于影像，留于文字。但，这不是完结。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共享经济，作为一种创新型商业模式，最初源于社会中的“公众协作消费”现象。该现象与传统上通过拥有对物的所有权来使用物并取得相关收益不同，其本质在于通过对闲置资源的二次分配起到对社会资源充分利用的效果。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这一现象逐渐发展为一种大规模的商业实践，并演变成一种新的经济业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从其运作机制来看，如今的共享经济包括三方市场主体，即供给方、需求方以及中介方。供给方通过提供服务或让渡物品使用权来获得一定的报酬；需求方通过租借等共享方式享受服务或使用物品；中介方即平台则通过振合供需双方建立联系并完成交易来获得相应的资金收入。

目前，共享经济中也存在着一定的信用风险。一般而言，用户在平台注册提交自身信息是为了获取有效服务。然而，受利益所驱，会出现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滥用用户信息来操纵用户选择或泄露用户信息而侵犯其隐私权属的情形，从而使用户目的被背离、利益遭受损害。

（摘编自郑佳《共享经济的自治与规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月30日）

材料二：

调查数据显示:农民认为共享经济对农村经济发展有好处、符合农村未来发展方向的占86.7% ；无所谓并认为与个人没有多大关系的占10.5% ；不支持并认为不符合农村发展方向的占2.8% ；了解并认为发展前景一片光明的占10.1%。

共享经济在农村的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譬如，土地管理体制不完善降低了农民的参与意识，缺乏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类专业服务合作组织；农民组织化的积极 性仍不高，农业方式仍表现为种地分散和经营细碎；农村文化教育事业落后，人口素质偏低，县、乡派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农民也依旧不愿意学习，甚至抱着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农村金融实际供给明显不足造成产品结构较为单一、没有市场竞争力；农村信息平台建设不完善，农民对信息化认识不足，缺乏信息化应用能力等等。

（摘编自梁信志《发展共享经济，促推乡村振兴》，《河南日报》2019年2月13日）

材料三：

2018年是共享经济监管历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行政、法律、技术等监管手 段多管齐下，规范发展成为各方共识。随着2018年各项整治行动和监管措施的延续，以 及《电子商务法》的正式实施，共享经济领域仍将延续强监管态势。同时，监管创新也面 临新挑战：长效化监管机制建设任重道远，共享经济企业属地化管理与平台跨地域经营的 矛盾更加突出，过于严格的准入许可导致大量的共享服务提供者不合法不合规，不利于激 发市场活力。

未来三年，我国共享经济仍将保持年均30%以上的增长速度，在稳就业和促消费方 面的潜力将得到进一步释放。共享经济也将成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创新应用的重要场景，人工智能也将在身份核验、内容治理、辅助決策、风险防控、服务评价、网络与信息安全监管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关欣《2018年共享经济市场规模和就业保持较快增长》，《经济参考报》2019年3月4日）

材料四：

国家信息中心主任程晓波提出，共享经济是全球新业态、新模式创生的前沿领域，围绕共享经济开展持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共享经济的市场规模和增速均实现大幅增长，表明我国共享经济已经成为全球共享经济创新发展的主阵地。与往年相比，2018年我国共享经济呈现两大发展亮点。一是制造业产能共享加速发展，成为共享经济领城中最活跃的类型，表明共享经济的发展逐渐从生活领域向产业领域延伸，从简单的模式创新迈向更高层次的要素配置、技术协同和产能最大化利用。二是共享经济“稳就业”

的潜力得到更大释放。在社会群体生活方式曰益多元的情况下，共享经济发展创造的就业机会和渠道正在成为“稳就业”的重要途径。

（摘编自《共享经济发展前景乐观》，《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