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眼

神秘宇宙，浩瀚星空。地外文明的壮阔和玄妙，自古以来就寄托着人类的奇妙遐想。

人们观测天象，起初是用肉眼，继而借助光学望远镜……随着科技的发展，射电天文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脱颖而出。射电望远镜为射电天文学的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天文学的四大发现，类星体、脉冲星、星际分子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都是用射电望远镜观测得到的。射电望远镜的每一次长足的进步都会毫无例外地为射电天文学的发展树立一个里程碑。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又称FAST，于2016年9月25日落成启用，它盘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克度镇航龙村。

作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天眼”工程由主动反射面系统、馈源支撑系统、测量与控制系统、接收机与终端及观测基地等几大部分构成。主动反射面外形像一口巨大的锅，接收面积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利用索网结构。国家天文台天眼工程技术人员介绍说。

探听地球之外的音讯，天眼的能力和其大小息息相关。简单来说，眼睛越大，看得越远。尤其特殊的是，这只天眼并非“死眼”，它的索网结构可以随着天体的移动自动变化，带动索网上活动的4450个反射面产生变化，足以观测到更大天区的天体，同时，馈源也随索网一同运动，采集天体发射的无线电波。如同人类转动自己的眼珠，调整视线的指向，遥远的太空对它来说将不存在方向上的死角。

“如果将地球生命36亿年的历史压缩为一年，那么在这一年中的最后一分钟诞生了地球文明，”而在最后一秒钟人类才摆脱地球的束缚进入太空无垠的广袤。”南仁东的心中，总是藏着许多诗意的构想。“让美丽的夜空带我们踏过平庸。”这是他留给人世间的最后思考。

从2016年9月25日起，天眼方圆5公里成为“静默”区。这个庞然大物开始睁开“慧眼”，专注地捕捉来自宇宙深空的信号。借助这只巨大的“天眼”，科研人员可以窥探星际之间互动的信息，观测暗物质，测定黑洞质量，甚至搜寻可能存在的星外文明。与德国波恩100米望远镜相比，“天眼”的灵敏度提高了约10倍；与美国阿雷西博350米望远镜相比，“天眼”的综合性能也提高了约10倍。“天眼”能够接收到137亿光年以外的电磁信号。

天眼可把中国空间测控能力由地球同步轨道延伸至太阳系外缘，将深空通讯数据下行率提高100倍。其应用价值可以是为自主导航这一前瞻性研究制作脉冲星钟；诊断识别微弱的空间讯号，为国家安全服务；提供高分辨率和高效率的地面观测；跟踪探测日冕物质抛射事件，服务于太空天气预报。

今年10月10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召开发布会宣布，中国天眼经过一年紧张调试，已实现指向、跟踪、漂移扫描等多种观测模式的顺利运行，并确认了多颗新发现的脉冲星。这是我国天文望远镜首次发现脉冲星。中国天眼团组利用位于贵州师范大学的早期科学中心进行数据处理，探测到数十个优质脉冲星候选体，经国际合作，并进行后随观测认证，目前已通过系统认证6颗脉冲星。其中2颗新发现的脉冲星，距离地球分别约4100光年和约1．6万光年，另外4颗还有待测量。

（取材于陈芳、丹长江等人的相关文章）

从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发展看汉服运动

20世纪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理论先后经过了三个阶段：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国光论”是这个理论的首发与开端，以陈寅恪为代表的“文化民族论”则是这个理论的阐发与发展，而以钱穆为代表的“文化本位论”则完成了民族史学理论的完整逻辑架构。对于汉服运动，我们也应该把它放置到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线索中加以考察。

从章太炎到陈寅恪再到钱穆，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理论历来强调民族独立、民族自觉。但是，他们所有的理论诉求都是建立在“文化本位”而不是“种族本位”的基础上的。即使是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为目的的章太炎，也明确指出，“提倡国粹”不是要人们尊信孔教，而是要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同样，按照陈寅恪的“文化民族论”，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汉种之问题；在“种族”、“文化”和“地域”三个因素当中，文化之教化居于首位，无论其属于什么血统，也无论其居住于何处地域，皆以“教化”即文化，定其“民族”之属性。钱穆的“文化本位论”更是毋庸赘言。汉服运动宣扬汉民族种族的纯正性和优越性，它所推崇的“汉民族本位”归根结底是一种“种族本位”理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甚至可以说在一个文化帝国主义的语境之中，产生民族的“认同焦虑”是必然的，其认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是不可忽视的，但是，由此而退回到“种族本位”，则是必须加以警惕的。

汉服运动“汉本位”的民族观、历史观和文化观，表现出一种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自我封闭的、排他的、妄自尊大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它强调汉民族文化的纯正性和优越性，无视汉民族文化本身的发展和演变，鄙薄汉族之外的其他各民族的文化，反对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这一点，在他们对“汉服”和“唐装”的不同态度上，在他们对“汉民族的杰出人物”和“其他民族的杰出人物”的不同态度上，表现得十分清楚。而中国近百年来的文化本位运动，不仅不是纯粹的“汉本位”的文化本位运动，相反，他们都首先强调必须用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检阅过去的中国，强调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融。这也正是民族主义史学家没有与西化派形成正面冲突之势的根本原因。

无论是章太炎的“国粹国光论”、陈寅恪的“文化民族论”，还是钱穆的“文化本位论”，都是在国难当头的历史年代，通过对民族认同和传统文化的继承和革新，寻求民族自救之路和民族文化的新生，因而，他们都是立足传统而面向未来的。汉服运动根本的社会性目标就是恢复“大汉民族”的“正统”，而他们所谓的“正统”不仅是虚妄的，而且是逆时而动、面朝过去的。无论如何，汉服运动都不是“民族意识的回归”，而是“民族意识的退化”；不是所谓“文化的自觉”，而是“历史的倒退”。安东尼·史密斯说：“种族性的民族主义看起来更像是‘宗教替代品’的制度化。”确乎如此。

（选自张跣《“汉服运动”——互联网时代的种族性民族主义》，有删节。）

材料一：

空巢老人是指无子女或子女不在身旁的老年人。据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到17.8%左右；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客观地讲，在我国目前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要彻底解决空巢老人“不敢老”的问题仍存在困难，需尽量采取多种措施以减少老年人的担忧。

（摘编自王庆海《破解空巢老人养老难题》）

材料二：

空巢老人的问题，折射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交织着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地区发展不均衡，劳动力候鸟式的迁徙就不可避免；社保制度的割裂，使各种保障难以无缝衔接；户籍制度的坚冰，让老年人随子女迁徒难度加大；政府投入不足和民间资本进入不畅，导致养老服务供给不够且水平较低……时代的列车一往无前，老年人却已步履蹒跚；而最为弱势的空巢老人，更是难以承受的时代之重。

从要求各级政府“用于养老服务的财政性资金重点向农村倾斜”，到提出“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问题正在破解。而此前不久，国务院决定合并“新农保”和“城居保”，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无疑将有助于解决老人们面临的问题。

（摘编自贾壮《“空巢”之痛时代之重》）

材料三：

农村空巢老人安全现状令人担忧。具体体现在：一方面由于年老体弱而面临着外在危险的威胁，由于年老体弱，老人在受到外力侵害时无力抵御和抗衡；另一方面由于年老体弱而多陷“内在疾患”。调查显示，农村空巢老人的患病率在80%以上，甚至有50%以上的老人患有两种以上的慢性疾病。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农村空巢老人安全问题主要发生在以下六个方面：自理能力下降，慢性疾病，消防隐患，用药不当，不法分子诈骗、入室盗窃、抢劫，住房老旧。

下图是对农村空巢老人猝死家中的原因的调查统计分析。

（摘编自张晓琼、侯亚丽《晚年何以安度：农村空巢老人安全保障问题研究》）

材料四：

一方面是老龄化社会的步步逼近，一方面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如何把“互联网+”和养老服务结合？南京市民政局目前正在进行这样一种有益尝试。

这种基于“互联网+”的“一键呼叫式”养老模式，其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便利，而便利也往往是老年人群体所最为期待的。通过“互联网+”把以上这些老人在居家养老过程中可能用到的各种资源、服务整合到一起，老人身边只要有一个电话或手机就可以轻松享受这些资源和服务。

养老服务网络等于是通过“互联网+”这种新的技术手段，在市场和老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进而实现双方的共赢。

但我们也要看到，老年人群体要想充分享受到这种服务的便利，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那么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对那些被纳入养老服务网络的企业、商家在服务质量、服务价格上给予必要的引导，以避免有企业和商家哄抬服务价格，导致老年人群体消费不起的情况；二则，对于那些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老年人群体，政府应该加大养老补贴和救济的力度，以类似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帮助他们享受养老服务网络上的各种资源和各项服务。

（摘编自苑广阔《盼“互联网+”惠及更多空巢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