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而不同”

刘固盛

①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蕴含着内涵丰富的人文精神。其中，“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既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力量之源，也是造就中华文化浩瀚弘通的博大气象和历久弥新的内在品格。在中国文化史上，“和而不同”的思想形成很早，而其完整表述，最早见于《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此，虽然孔子是以“和而不同”当作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但后人以之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和而不同”的内涵就远远超出了君子小人之辨了。

②“和而不同”是多样性的统一与均衡，在文化精神上体现的是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其精神旨归乃在于人的“心和”，即内在心性的宽广包容、通达平和。“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既是一种君子之风，□协调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的准则，同时□适用于处理国家、民族以及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早在《尚书·尧典》中就主张用“和”的方式对待族群、邦国。“协和万邦”，需要承认差异性，需要互相包容，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原则，正是“和而不同”。在历史的长河中，“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内化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质，赋予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巨大气魄。无论是儒、道思想的互融互补，还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相激相荡而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抑或对我们形成强烈冲击的西方文化仍然能够被中华文化加以化解并进行有效的吸收融会，都和中华文化的包容精神有莫大的关系。今天，“和而不同”仍是各种文化交流与发展的重要原则。诚如汤一介先生所言：“如果我们希望中国文化得到更好的发展，如果我们希望中国文化今后能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就必须以‘和而不同’的态度对待其他民族、国家、地域的文化，充分吸收他们的文化成果，更新自己的传统文化，以创造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新文化。”

③和而不排异，和而不苟同，孔子所言“当仁，不让于师”，此之谓也。中华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可以吸收融会各种异质的文化，但从来不会丧失自我，总是能够坚守民族文化的本位性，亦源于此。因此，“和而不同”就是尚和而不盲目附和，具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在文化立场上则体现出刚健守正的固本精神。

④“和而不同”还体现出刚健向上的精神气象。天道的运行强健不止，赋予万物性命生机，万物保持太和状态，欣欣向荣。天道刚健纯粹，万物亨通，自然和畅，社会和美，没有压抑，没有冲突，君子之德亦当如此。

⑤“和而不同”，也意味着坚守正道。君子之和具有一股中正之气，并能矫正君父师长朋友之失，此与小人之同异也。朱熹对“和”也有很深的认识，《朱子语类》卷四十三云：“大抵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间，和是公底同，同是私底和。……盖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会这一个公当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朱熹认为君子之和当以公正为原则，做到心底无私。君子尚义尚正，心底坦荡，纵使与尚同的小人相处，也不会受其影响，仍旧能够保持自己固有的平和与正气，这就是“和”。从这个角度来说，和、同之辨，诚然关系到天下之治乱与文化之兴衰。

⑥《国语·郑语》记载有史伯回答桓公的一段话：“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则生，万物的创生都以和为基础。“和而不同”在文化精神上表现出生生不息的创造性。

⑦和则生物，这也是老子的思想。《老子》第42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这一有关万物化生的经典表述中，“三”通常被解释为“和”。实际上，和则生的观点，是儒、道二家的共同主张，如《管子·内业》主张：“和乃生，不和不生。”《荀子·天论》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和则生，同则绝，和而不同，生生不息，从万物的产生到文化的发展，莫不如此。中华文化经数千年之演进，绵延不绝，总是充满着生机和活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和而不同”的文化品格。

 (选自2009年11月7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经典的形成总是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特定的民族和地域相联系，因而经典具有了某种特殊品格。但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还表现于它的超时代价值。《论语》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体现了春秋时期政治体制及伦理关系中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内含从普遍的文化层面加以阐释的可能，例如，今天我们可以从责任意识和义务意识的层面进行阐发，思考如何使个体充分履行各自义务的问题。经典不仅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更有超越地域的世界性的意义。真正的经典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它是世界文化共同财富的组成部分。中外经典，概莫能外。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西方文化中的经典，其重点讨论的正义问题的意义和价值不只适用于西方；儒家典籍《论语》讨论的仁道原则，其意义同样超越中国。在不同的文化尚未相互作用时，这样的意义也许隐而不彰，但当不同文化彼此相遇，经典的世界性的意义就会显现出来。

承认经典具有普遍意义，就意味着我们要开眼界。在阅读、理解经典的过程中，如果眼界封闭，常常会给经典的理解带来多方面的限制；而视域的扩展，则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经典。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引进来，借鉴西方历史演化过程中积累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主动走出去，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不管是西方文化的引进来，还是中国文化的走出去，都既要以其各自的特殊内涵为背景，也要以它们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为前提。

承认经典具有普遍意义，还要再反思。再反思就是在承认经典所拥有的超越时代与地域的普遍性的前提下，对时下一些流行看法进行理解和反思。如“以中释中”，即以所谓纯粹传统中国概念去理解中国的问题，这种思路明显忽视了经典的普遍意义。外来语已逐渐输入并融入现代汉语，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外来思想和观念内容。当我们用受外来语影响的现代汉语去理解经典时，相应地也受到外来语背后的深层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因而，试图以“纯而又纯”的中国观念去解释以往的经典，事实上已缺乏可能性。与之相比，王国维在20世纪初所倡导的“学无中西”的观念则更具有开放意识，他就是在当时世界文化融合的背景下，以世界文化视野来反思和理解多样文化经典的。近代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等大儒者，他们尽管以回归或延续儒学为学术旨趣，并对西方文化有各种批评，但他们对以往经典的诠释在不同层面上都受到西方外来观念的影响，都体现了“学无中西”的理念，这也就是他们的学说被称为“新儒学”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杨国荣《经典的意义》，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