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梓森：兴趣成就的“中国光纤之父”

现在，当我们能随时随地上网、舒适享受宽带接入带来的信息便利之时，不得不提到“中国光纤之父”——赵梓森院士。他自幼对理工科和制作感兴趣，1973年初接触到感兴趣的光纤通信专业后，就全身心投入到这项事业之中。他克服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推动我国把光纤通信列入国家通信发展战略，研制出我国第一根实用性光纤，创立了我国的光纤通信技术方案，架设起连通全国的光纤通信线路和推动光纤到户工程。纵观赵梓森的一生，是对实用科技兴趣的不懈追求成就了他的科学报国理想。

他自幼兴趣广泛，尤偏于理科和制作，尚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就因陋就简制造过氢气球、矿石收音机、滑翔飞机模型和小提琴等。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强占了他们家新盖的房子，全家人被迫颠沛流离，遍尝生活艰辛，因而促使其从小就树立了科学救国的理想。1949年高中毕业时，因追求感兴趣的动手性强的实用性学科，他先后从浙江大学农艺系、复旦大学生物系退学，两次重新参加高考，最后于1950年入读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电信专业，为他日后接触和研制光纤打下了基础。

他1954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邮电学校当老师，在教授基础学科之余不忘刻苦钻研实用通信知识，一直醉心于多项自己感兴趣的小制作和技术发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不懈努力不断得到回报。1959年，他率领团队研制的可解三阶微分方程的模拟计算机，在“武汉市高校五年成就展览会”上演示获得成功，被授予“武汉市高校科技成果特等奖”。1964年，他独立演算提出的 “0-∞法解网络”解“梅森公式”因简洁实用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1973年，他采用太阳光做平行光源，主导解决了立项研究多年而长期鲜有突破的国家级大气激光通信项目。这些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既是他多年专注于科研兴趣不断积累的结果，也是他科研天赋和能力的反映。

1973年主导解决了大气激光通信难题后，当许多同事为此欢欣鼓舞之时，赵梓森却非常冷静地看到这种技术会受到天气和障碍物的局限，难有好的发展前景，于是开始思考新的通信方式。在听说玻璃丝（光纤）能够通信后，他急切去湖北省图书馆找到华裔英籍科学家高锟于1966年首次发表的关于光纤通信的论文《光频介质波导》抄写阅读，初步认可了光纤通信技术的可行性和巨大发展潜力。他后来又通过多方了解，知道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在研制光纤通信技术并取得初步的成功后，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感觉找到了光纤通信这座“青山”。就他的性格而言，咬定青山就难以放松。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时机，不遗余力地呼吁和说服各层级领导支持和发展中国的光纤通信研究，并最终把握住了三次重大的机会。

第一次是1973年5月，他作为技术代表，在出席全国邮电科研规划会议时，从刚访美归国的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那里打听到美国已经秘密研制成功实用光纤的消息后，非常着急，感觉时不我待，硬是多方说服会议领导把“积极创造条件开展光导纤维研制工作”这句话列入到未来科研规划中来，促使光导纤维研制第一次成为一般性研究课题。第二次是1974年10月，他创新性提出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光纤通信研究技术方案，在国务院科技办组织的“背靠背辩论”中，“击败”已经有前期研究基础且研究实力明显强于自己的竞争单位，使光纤研制项目首次被纳入到国家课题的层面，为我国的光纤研制确立了正确的方向。第三次是1977年5月，在“邮电部工业学大庆展览会”上，他演示了用自行研制的光纤传输黑白电视信号，得到了时任邮电部部长钟夫翔的称赞和赏识，光纤通信因此被破格列为国家级重点攻关项目，从而促成其所在单位放弃了原来确定的重点攻关目标，而改为全院通力攻关光纤通信，并将其任命为技术负责人，主导全院的光纤通信技术研究。我国的光纤通信研究从此迈入了“快车道”。

（摘编自《中国科学报》）

史铁生：与灵魂对话，命定寂寞

曹飞跃

不知死，焉知生

 1972年，史铁生因先天性脊椎裂导致双腿残疾，返京养病。1974年，他进入北京新桥街道工厂务工，并开始文学创作， 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1981年，因急性肾损伤弃职归家，笔耕至病殁。

他把自己的身体比作一架飞机，“两条腿（起落架）和两个肾（发动机）一起失灵，这故障不能算小，料必机长就会走出来，请大家留些遗言”；正因为“在最狂妄的年龄上”突遭此变，他孤愤悲忧，不得不常年遁世于地坛，自逐于那一片荒芜之地，

他这样写地坛：“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曾有多少百无聊赖的时光，他观察“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蜜蜂、蚂蚁、瓢虫、鸣蝉，以及在草叶上滚动、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的露水；曾有十五年的光阴，他目睹散步的中年夫妇由盛及老，唱歌的小伙子在墙角整理歌喉，捕鸟的汉子在树丛中撒网，漂亮的兄妹在“灯笼树”下拾起“小灯笼”……而他仍然孤寂。

在地坛的所思所系构成了史铁生余生写作的母题。他把孔子的话倒过来，说“不知死，焉知生”。众多跟他接触过的文坛朋友都明了，史铁生是“一个永远活在‘问题’里的人”，但在生死大悟之后，虽久卧病榻，也不妨乘物游心。

 2010年5月，史铁生与作家周国平对谈，那也是他生平最后一次重复论及自己为何要写作的原因：“写作是怎么回事?其实我写作就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苏格拉底说，要认识你自己，真是这么回事。没有别的原因……永不解决的问题是真正的问题，那你说这岂不是荒诞吗?最后你发现作为一个永恒的过程而言，只有美是它最终的解答。别的都很荒诞。只有美可以是不断超越的。”

思辨的写作，命定的寂寞。

史铁生说自己从小就“怵窝子”，对世界有恐惧，如非横遭突变，可能永远不会做一个作家，而会在恢复高考后读理工科的大学，然后平凡度世；但是，他的命运并没有按照这一轨迹行进。

 1998年，由于患有严重的尿毒症，史铁生开始“透析”治疗。2006年，《南方周末》记者夏榆探访尚在医院的史铁生，看到他的动脉血液经塑料管进入透析机，滤掉毒素之后再经静脉回到体内，把全身的血液过滤几十遍。……“长达九年、1000多次的针刺，就使史铁生的动脉和静脉点隆起成蚯蚓状”。史铁生自己也在《病隙碎笔》中写道：“躺在透析室的病床上，看鲜红的血在透析器里汩汩地走——从我的身体里出来，再回到我的身体里去，那时，我常仿佛听见飞机在天上挣扎的声音，猜想上帝的剧本里这一幕是如何编排。”

每周三次、每次四个半小时的透析治疗，续命之余，也极大地消耗了他的身体。他的写作，因此只能局限在每个周四上午的几个小时，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即是他花了三年的所有上午写就的。他不参加活动，绝少接受采访，如果和朋友聚会，他要提前半天什么也不干，攒下精力和朋友说话。

曾经有人评论说，“史铁生之后，谈生是奢侈，谈死是矫情”，但这未必合乎史铁生的自我体认。他曾说：“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他尤其反对以身体的残缺来划分人群或者立场，自觉超越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自叹，进而关切普遍性生存和精神伤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表示，史铁生的写作是跟灵魂对话，这命定是寂寞的，“他的寂寞是心灵发出的，不是装出来的；他的彻底个人化，也不是装给大众看的，因为他从不哗众取宠。在这个反潮流也能成为潮流的时代，史铁生应该是最能被包装的，但他永远不会被大家‘利用’”。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病隙碎笔》、《务虚笔记》等书曾经感动过众多读者，但并非所有人都喜欢他的笔法。此前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有人说我的写作太过思辨，没办法，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大概我总是坐在四壁之间的缘故，唯一的窗口执意把我推向‘形而上’。”

史铁生晚年住在金台路，由妻子照料，生活并不宽裕。作家陈村早年拜访，“除了同情他不能多抽烟，我和他的谈话与常人无异。残疾其实并不缺少什么，只是不能实现罢了”。为了预祝史铁生六十大寿，邻居王耀平送了他一个装蛐蛐的“拉子”（笼子），原本期望可以送蛐蛐伴他，不料竟成他去世前的唯一信物。

史铁生曾无限流连于地坛，并因此感恩自己的命运。如今的地坛园林规整，无颓墙，无荒草，也没有雨燕自林中飞出，搅动这皇家祭坛的落寞；京城的初雪久候未至，2010年最后一次残阳夕照，唯有冷风凛冽中飘来几不可辨的气味，知史铁生者，遂了然那气味中，或亦有一缕是属于十数年前那个作家的，他坐在轮椅上，感知四季更迭，天地洪荒。

（选自2011年《看天下》第01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