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算人生

牟丕志

①人生是一种自我经营过程。要经营就要讲核算，人生是离不开加减乘除的。

②人生需要用加法。人生在世，总是要追求一些东西，追求什么是人的自由，所谓人各有志，只要不违法，手段正当不损害别人，符合道德伦理，追求任何东西都是合理的。比如，有的人勤奋工作，奋力拼搏为的是升职，有的人风里来雨里去，吃尽苦头，为的是增加手中的财富；有的人“头悬梁、锥刺股、发奋读书”是为了增加知识；有的人刻苦研究艺术，为的是增加自己的文化品位；有的人全身心投入到社会实践中，为的是增加才能，等等。人生的加法，使人生更富有、更丰富多彩。人在社会上不是孤立存在的，所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从这一意义上讲，人生增加自己的内涵并不全都意味着自私自利，而是对社会大有好处。传统观念中不赞成人们追名逐利，这是一种偏见，其实追名逐利是对人生具有正面意义，是人生的动力主要源泉，所谓名无非是公众的认可，而利无非是物质利益，所谓“世人熙熙，皆为利来，世人攘攘皆为利往”。要想得到它们，需要不断努力才行。一个进步的社会应該鼓励个人用自己的双手，增加人生的价值，增加人生的内涵，使人生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更加富有和充实。加法人生的原则是提倡公平竞争，不论在物质财富上还是在精神财富上胜出者，都应给予鼓励。加法人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

③人生需要用减法。人生是对立统一体。哲人说人生如车，其载重量有限，超负荷运行促使人生走向其反面。人的生命有限，而欲望无限。如此看来，学会辨证看待人生，看待得失是十分必要的，有时，我们也应用减法，减去人生过重的负担，否则，负担太重，人生不堪重负，结果往往事与愿违。________在《柳河东集》中写了一篇文章《蝜蝂传》发人深思。蝜蝂是一种很会背东西的小虫子，爬行时遇到东西，它总要捡起来，抬起头来使劲地背上它，背的东西越来越重，即使疲劳到了极点，还是不停地往背上加东西。这篇寓言告诉我们，人生既要有所取又要有所弃。人生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华盛顿是美国的开国之父，他在第二届总统任期期满时，全国“劝进”之声四起，但他以无比坚强的意志坚持卸任，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减法。这种人生哲学值得我们玩味。

④人生需要用乘法。人生的成功与否，与个人努力有关，更与机遇有关。哲人说，人生的道路尽管很漫长，但要紧处就那么几步。对于人生而言，奋斗固然重要，但能否抓住机遇也是十分关键的。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一次努力能抵得上平时几次、几十次、几百次的努力，一年的奋争能抵得上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几十年的奋争。从这一意义上讲，在关键时刻把握住人生就实现了人生的乘法。比尔·盖茨在人生关键时刻选择了微软，这一选择为他日后的辉煌奠定了基础，假如他当初不选择这一行，他完全可能变成一个普通的人。鲁迅当初是学医的，假如他不改行从事文学创作，他完全可能成为一名普通医生，也就没有作为文学巨匠的鲁迅了。人在关键时刻，需要勇气、认真和耐心，道路选准了，奋斗才会有应有的回报，人生的亮色随之而来。

⑤人生需要用除法。有人曾写下一个著名的幸福公式，幸福程度=目标实现值÷目标期望值。也就是说，在目标实现值固定的前提下，目标期望值越高，幸福程度越低，而期望值越低，幸福程度越高。我们平时所说的知足者常乐也包含这种意思。依我看人生不能寄期望值过高，树立理想是必要的，但树立的理想过于远大，超出了自己的自身能力和条件，那是十分有害的，这样容易造成人生的目标期望值和实现值反差太大，使人产生失败感，自卑感、失落感，步入自寻烦恼：和自己叫劲的怪圈。有一年，我的邻居家的孩子以较高的分数考取了一所重点大学，出人意料的是此学生大哭一场，此后一直闷闷不乐，原来他的奋斗目标是清华或北大，此目标没实现，从而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看来，人生的除法法则确实在发挥作用，人生的期望值太高，很容易对人产生伤害。与树立人生远大目标而言，人生树“近小”目标也是有其现实意义和科学因素的。这就是人生除法对我们的启示。

出门在外

夏鲁平

坐在从延边开往长春的动车上，我有些寂寞难耐。两个小时之前，远在北师大读研的女儿 打来电话，说房屋中介要收取房租。我只好让妻子去处理，现在闲下来，很想知道此事办得怎样，这时，他跟我搭话了。

这是位农民兄弟，他的身旁立着一个大大的编织袋。

“我向你打听个事，从长春到公主岭怎么倒车？”他好像观察我好半天，充满信任地将手里擎着的两张车票伸了过来。我接过车票——一张是延吉到长春，另一张是长春到公主岭。

这位农民兄弟问：“我是不是不用出站台，就可以直接上下一趟车？”

真就把我问住了。我把票递还给他说#我也说不清楚，一会儿，等乘务员过来，打听一下。”

我说：“你下了这趟车，离那趟车开车时间还有二十分钟，时间够用，先不用着急。”

我拿起电话打给妻子，想知道我女儿的房租付了没有，那个接受房款的卡号早已发到她的手机上，我本不该操心。电话响了十次她因为没有接听。

这位农民兄弟毫无避讳地说：“我这次去延边帮一个亲戚干粗木工活儿。那亲戚说，只要我来，干一天活儿，给我—百五十块，不干活儿，一天也给一百块。这样我就去了，结果呢，我有两天没舌儿，那亲戚也没钱。也许那一百块被当作饭钱和住宿费扣掉了，我想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小舅子不让我问，他在那亲戚家已经干半年了，他怕我说不好听的，让我回来。回来就回来吧，我也不想干了。我小舅子看当天帮我买了车票。”

我问：“你以前出来打过工吗？”

他迟疑了一下，想了想，皱起眉头说：“三十岁那年出来过一次，在建筑工地上干力工，半年，-分钱也没挣到，腰还被砸伤了，以后再就没出来，心寒了！想不到这次出来又被骗了。”

动车停下了，车门打开，他抓起编织袋就往肩上扛，也许是体力不支，编织袋在他的手里晃悠了一下，我伸手帮了一把，编织袋扛在了他肩上。他在前，我在后，一点点走出车厢。

这时，一位身穿铁路制服的男子向这边走来，我赶紧冲上去问：“往公主岭倒车在几站台？”

那位穿铁路制服的男子停下脚步，看着我，又看看他，不紧不慢拧动着手里对讲机的键钮，然后用嘴吹了一下，再次拧动，面无表情。我的这位农民兄弟赶紧递上他手里的两张车票。穿铁路制服的男子翻着两张车票，攥在手里，又开始拧动对讲机键钮。

我极力控制着情绪问：“你能告诉我们，他在哪个站台倒车？”

穿铁路制服的男子对我的问话没有回应，就像我这个人压根不存在。

我应该走了。

我顺着通道台阶一步步往下走。那位农民兄弟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了。我停下脚步问：“搞明白了？在哪个站台？”

“第五！”

我看看表，离那趟车开车时间还有十三分钟，那位农民兄弟不顾一切往前跑。我像受传染，也跟着小跑起来。面对着长长的通道，他左看一眼，右看一眼，又不知往哪走，然后回头看向我。这时我正好跑下最后一级台阶，帮他查看通道口的数字：“三、四、五……”我话音未落，身后响起了一声呐喊：“你想干什么！”

是喊我吗？我转回头，看见那穿铁路制服的男子站在我们刚走下来的那个通道口，怒目圆睁，竟然也开始顺着台阶跑下来。我想干什么？

这位农民兄弟在空旷的地下通道奔跑起来，我看着远处最后一拨即将消失的人群，也赶紧追了过去。追着追着，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那穿铁路制服的男子居然还站在通道里，身子一动不动。

我沮丧地走出车站，乘上公交车回家，一路上我对自己说，没关系，我被人误解了，事情过去就好。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妻子说：“我刚把房租转入对方银行卡里，要是再晚一点儿，今天这款就转不成了”。

我问：“为什么把时间搞得这么紧张？”

妻子无奈地说：“这不能全怪我，我在银行往对方卡里转款的时候，窗口人员让我反复确认信息，拖延了一段儿时间，他们怀疑我被骗子盯上了。”

（有删改）

近年来，在青少年学生中出现了虐待生命的现象。不管是自杀、校园暴力还是残害动物，都折射出了当今部分青少年的情感荒漠，以及对生命的漠视与践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与我国的生命教育不够有关。

生命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只有生命存在，才会有人的其他价值的创造、实现和评估。具体地说，人的生命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的生命的不可替代性；第二，人的生命的不可逆性；第三，人的生命的基础性。生命的价值要求我们必须关注生命、热爱生命和珍惜生命。就教育而言，最基本的是要教育学生理解生命的价值，懂得尊重生命。然而遗憾的是，以往相当长的时期，在我们的教育观念中，忽视了具体实在的生命教育，难以使孩子们养成对具体生命，即对大自然、家人、邻里、同学等的爱心与同情，也无法收获爱心所带来的真诚回报。

如果说生命价值的存在及其重要意义是倡导生命教育的内在依据，那么生命意识的彰显则是开展生命教育的现实背景。就宏观而言，人类在享受自身发明创造的成果的同时，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重负。生态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日益枯竭、贫困、疾病和犯罪等等，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销蚀着人的生命感，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就微观而言，一方面，孩子、中青年人甚至老人都生活在追求成功的沉重压力之中，而成功并不一定使他们有幸福感；另一方面，人们在就业结构变化造成的失业面前，有一种受伤的感觉。这些都使人体会到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有一种无所适从感。

国外一些专家学者指出，人类要幸免于难，就必须从内心深处改变，即从生命教育做起。因为只有找到自己的心安之路，生命才有所皈依。1968年，美国学者杰·唐纳·华特士首次明确提出生命教育的思想，并且在美国倡导和实践生命教育思想。日本于1989年修订的新《教学大纲》，明确提出以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之观念来定位道德教育的目标。

所谓生命教育，是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人的生命价值，理解生活的真正意义，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滋养学生的关爱情怀，激发学生对终极信仰的追求。它表现为三个层次：第一，保存生命的教育，即生存教育；第二，发展生命的教育，即生命价值教育，就是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及其对自身的重要意义，从而珍惜和敬畏生命，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第三，死亡教育，让学生了解死亡是怎么一回事，死亡对亲朋的伤害，使学生对各种与死亡相关的打击、挫折、损失有所准备，从而更加珍惜生命。与其他教育一样，生命教育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因此，它的实施与开展需要多方面的配合。

（摘编自张云飞《呼唤生命教育》）

去乌镇，看望木心先生

李娟

初夏的乌镇，烟雨迷离，还有阵阵凉意。踏上湿漉漉的青石板路，走进小巷深处，去看望木心先生。

十三岁的木心，就在枕水而居的院落，听着乌篷船吱呀的摇橹声，几乎读完了手头所有的书。白发如霜的时候，他回来了，叶落归根，像少年时一样，住在古朴的小院里。品一杯龙井茶，尝一块定胜糕，和学生们谈文学和艺术，看水边的桃花开了，听三月间的春雨声和杜鹃鸣。

他二十二岁时，拒绝了杭州一家学校任教的聘书，雇人挑了一担书和画画的工具，上莫干山读书、画画去了。他不要常人安逸、温暖、舒适的生活，青春年少的他，早已决定要和艺术相伴一生，为艺术甘愿忍受冷清和寂寞。

如今，他的著作静静地站在书柜里，我用目光一次次抚摸过它们，拂过他的《文学回忆录》，这本书横亘在岁月深处，坚如磐石。

如果说，文化是有脉络的，他仿佛一位习武之人，三言两语就打通中西文化的脉络。他学贯中西，中外文化信手拈来，融会贯通。木心从不仰望大师，也不是学院派，不说教，不迟疑，斩钉截铁，内心却如万马奔腾。他的语言如一幅素描，简洁明了，从容舒展，字字如金，耐人寻味，又如铮铮铁骨，掷地有声，充满了智慧和力量。他平视那些文学巨匠，平视现在和未来的读者，平视一切大家，解读他们不寻常的人生。

乌镇西栅木心美术馆前墙上他在纽约的一张照片，中年的他穿着黑色的毛呢大衣，手里一根手杖，头上戴着一顶礼帽，目光如炬，清俊潇洒，儒雅坚毅，脸上棱角分明，宛如一幅版画。他仿佛一位民国文人，穿越半个世纪的光阴站在我的面前。

我站在他的画前，一弯晓月挂在夜空，群山默默，寂静无言，连月亮的光芒都是清冷的。他的画如此空灵、缥缈，有云烟苍茫之感。这是画吗？还是历史的云烟一不小心流淌在画布上？他的画，仿佛他自己的内心，灵性、洁净，却无比悲伤和苍凉。

在美术馆中看见他在狱中的手稿。“文革”期间，他数次被捕入狱，三根手指惨遭折断。有一次，他被关进积水的防空洞里，那里阴暗潮湿，不见天日，如同地狱。他把写检查材料的纸张悄悄节省下来，写满他的小说和散文。

我低下头静静看着陈列柜中的手稿，每一张都密密麻麻，字如小米粒大小，写在粗糙的纸上。那穿越半个世纪的手稿，经过岁月侵蚀，纸张发黄变脆，字迹已经模糊，每一张纸的两面都写满了，不留天地。这些手稿有六十六张，共计六十五万字。

我站在一张张手稿面前，忍不住泪水盈眶。那段暗无天日的岁月，带给一位艺术家多少精神与肉体的折磨和苦痛？是这些小米粒一样的文字，支撑他走过那些屈辱苦难的岁月。也是这些文字，给予他暗淡的生命一点点幽微的光亮。

看着这些手稿，我恍然想起画家梵·高的《星空》，梵·高生命最后的几年里，他一直被关在精神病院。只有一扇小小的铁窗，能让他看见外面世界的朝阳和霞光，也是那一扇小窗，让他看见湛蓝的夜空中满天的繁星，正因如此，他才创作出不朽的杰作——《星空》。

文学是什么？我问自己，也问镜框里的木心。他回答：是星辰！

无论黑夜多么漫长，总有几颗璀璨的星辰闪亮着，照亮着人们日渐蒙尘的眼睛和心灵。我听他轻声吟诵：你终于闪耀着了么？在我旅途的终点。

电视中播放着他的录像，他坐在老屋里，谈笑风生，语声朗朗。他说话时声音不大，但是一出口就有惊世之语，醍醐灌顶，如大雪天忽然遇见太阳。

我喜欢他的诗歌和短句，那么干净而热烈，率真而明亮，睿智和风趣。他说：艺术是最好的梦。世上有多少墙壁呀，我曾到处碰壁，可是至今也没画出我的伟大壁画。

除了灾难，病痛，时时刻刻要快乐，尤其是眼睛的快乐。要看到一切快乐的事物，耳朵要是听不到快乐，眼睛可以。

他喜欢画家梵·高，木心的诗：“凡·高在博物馆，我在路上走。”这是一九八三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特展《梵·高在阿尔》，木心看画展后，写成此诗。第二年，木心在哈佛大学举办个人画展，二零零一年他在耶鲁大学美术馆举办画展。这距离他19岁第一次在杭州举办画展，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木心先生说：“文学是可爱的，生活是好玩的，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他说：“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啊！”他的一生，历经磨难，孤独漂泊，孑然一身，无妻无子。他只和文学、绘画、音乐、艺术在一起，和世间的一切的美相濡以沫，相携到老。

他说：“人们看我的画，我看人们的眼睛。平时，画沉睡着，有善意的人注视着它时，醒了。”

醒着的不仅仅是木心的画，还有他的灵魂。

细雨如丝，思绪如雨。

（选自《2016中国年度散文》，有删改）

杨丽萍：舞蹈是种信仰

曹玲娟

执拗地穿着绣花衣、麻布裤和布鞋，身形特别瘦小，说话时语调低沉轻缓。

近日，第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杨丽萍带着倾心打磨的歌舞乐《藏谜》，再度惊艳了上海滩。

谈起舞蹈，她冷静又痴迷：“舞蹈是什么？是语言，是信仰，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我是山里人，跳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沉寂一段时间后，杨丽萍再度亮相舞台，这次，她表演的是藏族唐卡中的荷花度母。

一朵红荷中，荷花度母被老阿妈的虔诚唤醒，翩然轻舞，恍若踏水而行……另一次亮相，她身着黑衣长靴，和藏民们跳起狂放的夏拉舞，舞姿自在快活，几乎颠覆了舞迷们对她的既有印象。

这位从云南深山里走出来的白族女子，完全可以凭《雀之灵》《两棵树》等作品，满足于“中国当代知名度最高的舞蹈家之一”这个角色。但之后，她却倾尽全力制作《云南映象》，将一群普通人推上舞台，让原生态歌舞一度成为舞台热潮。

杨丽萍从不认为自己要借这种方式来延长艺术生命，她甚至不乐意别人称自己为舞蹈家。她说：“我是山里人，我的家人对着山林田野都在起舞，汲水能歌、取火能跳。跳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永久性的，对吧？”

这些年，她拒绝了不少制作人的演出邀请，直到藏族歌手容中尔甲找到她，希望能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藏族人打造一部原生态歌舞。在她看来，舞蹈不再只是创作，而是学习、采集、呈现。“我走的地方越多，越是心焦。民间好多好东西都在逐渐消失，再不抢救就来不及了。”

“做《藏谜》，是件很有福气的事”

《藏谜》几乎涵盖了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四川五省区藏区最典型的民间歌曲、乐器及舞蹈，比如音色悠扬的六弦琴、祭祀超度的大法号等与藏族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这部作品是我们对藏族文化的虔诚之心”，为此，她走遍了藏区。

《藏谜》的主角，是一年前还在放牧的藏民们。他们并不知道舞台是什么，他们只是在舞台上自由奔放地舞蹈，纯粹展示着对生活、自然、神灵的歌颂与膜拜。正是这种扑面而来的最原始的生命力，使得观众在台下感动得落泪。每次谢幕，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她说：“做《藏谜》是件很有福气的事，是从身体到灵魂的一种体验。”

这是个地道的民间艺术团，杨丽萍是这支团队里唯一的非藏族人。排练整整一年，艺术团没有任何收入，制作人容中尔甲背上大笔贷款，总编导杨丽萍一分编舞费都不肯收。“她是一个很单纯的艺术家，对艺术严谨到有些苛刻，对人却特别宽容。”容中尔甲说，从剧本的策划、编舞、主创班子搭建、服装道具设计到找衣服布料，事无巨细，杨丽萍都全力而为。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副总裁韦芝曾在西藏生活、工作多年，她评价说：“这部作品是近年来最有想象力的西藏歌舞集大成者。”

从《云南映象》到《藏谜》，杨丽萍从未特意从商业角度考虑舞蹈。“不用担心这个，认真的态度，再加上自我审美的品位，人们都需要好的精神食粮嘛。”

这份坚持，让很多同行钦佩。“云门舞集”创始人林怀民就曾公开赞扬：“这些年，无论在艺术道路上遇到多少挫折，杨丽萍都没有退缩。不跳舞，完全可以有很多选择，可她还是一直在舞台上跳，这让我很佩服。”

“有生命的舞蹈，离人很近，它会像树一样生长，像河流一样流淌。”杨丽萍说，“我们跳的是命。”

杨丽萍常说，如果不跳了，她会回归自然，找个地方安安静静住下来。“外面有山，有水，有农田和民居，岛上有人捕鱼，有人织布，还有人在大榕树下晒太阳……”

(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