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的短篇小说《诗云》，讲述了一个外星超级智慧生命体试图用“大数据”征服中国古典诗词的故事。小说想要表达的是，技术是反诗意的，对于依赖个体心灵和内在情感的诗歌来说，技术永远无法触及诗歌的本质。日前，《清华附小六年级学生用大数据分析苏轼》的报道又引发众人关注。这促使我们思考两个问题：将诗词作为“数据”进行检索研究是否合理？让小学生通过大数据分析进入诗词是否合适？

诗词与大数据能否相得益彰，要从二者各自的特质说起。无论从创作还是从赏析的角度，诗词都是一项主观性很强的艺术，正所谓各言其志，诗词中大多寄托着作者的情感体悟，而诗作的水准则由诗人的才性神思所决定。诗词中的意象和兴味往往只可意会，需要在读者和作者之间达成某种精神上的默契。

对诗词的欣赏研究，不能一味寻章摘句，因为一首诗词首先是一个有机整体，必须营造出自洽而完整的意境。然而，大数据分析是一个纯客观的方法，是对客观数据的碎片化处理：如对苏轼全部诗词进行分词研究，再从中分析出高频词，此时苏轼的诗词是以“数据”形式呈现的，仅仅是一个个语词的序列，而非气脉浑成、寄托深远的活泼的整体——这不啻为对诗词的解构。

不可否认，大数据在检索、统计、定位方面的高效便捷对研究工作确有帮助，但再先进的技术手段也不能代替对作品本身的体察涵泳，正如捷径无法代替苦功。对苏轼诗词中高频词的搜索定位，只能得出某些外在印象，无法细腻深刻地触及其内涵和意旨。

小学生应该接受怎样的诗词教育？事实上，我国古代一直有绵延不绝的“诗教”传统，古典诗词的关键功能在于涵养人的性情，使之归于温厚。正如钱穆所说，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作家的全部人格，它对读者的劝诫安慰如朋友兄弟般亲切。伟大的诗人修辞立其诚，吐露真性情，读者阅读其诗，不仅会为其真情感动，也很容易为其人格及人生境界感动，而心向往之。小学生使用大数据固然有助于培养科学精神和逻辑思维能力，但这与诗词的教育旨趣相异。拿苏轼诗词来说，让孩子们将其看作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从具体作品中感受苏轼的悲欢离合、开朗豁达与家国情怀，并进一步培养起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感知力和理解力，不是比作为大数据视野下的客观对象而得出粗浅认知，要更有意义吗？

《庄子·天地》篇激烈地拒斥技术，认为技术的滥用会导致心灵的遮蔽。那么小学生使用大数据，有没有技术的“滥用”之嫌？这个问题姑置不论，重要的是，孩子们的蓬勃诗心不要就此被遮蔽。

（摘编自文汇网）

现代印刷工艺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手工刻印。这是否意味着，在年画制作中，一定要用“高技术”替代“低技术”、用数码印刷替代雕版印刷？想想陶瓷和纺织行业，虽然早就进入工业化大生产阶段，但缂丝织锦、手工陶瓷和柴烧，不仅没有消亡，反而越来越为高品质生活所需要。再来看看传统印刷业，手工印刷在西方也没有完全被机器取代，而是转变为一种更为艺术化、个性化的创作形式。可见传统技艺并不必然被现代技术全面替代。

从西方传来的手工版画，在中国成了一个大的专业门类，源自本土的年画却濒临灭绝。这固然与外在的体制性因素有一定关系，但也有年画从业者自身的原因。放眼国内年画界，只会印不会刻、只会刻老版不会刻新版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不思进取的现象值得业界反省。复兴年画不能单靠情怀，年画传承人要有技艺方面的核心竞争力，至少应该达到专业艺术院校中现有的版画技艺水准。

文化在于关联。最精微的文化关联，体现在技艺的交叠与材料的综合之中，由此构筑起一个意蕴丰富的世界。年画的世界也是这样。随着消费升级，民众对生活品质越来越关注。传统工艺所使用的天然原材料，相对于人造材料，不仅具有稀缺性，而且蕴含着人与自然的本源性联系，越来越受当今消费者的青睐。在生活越来越讲究的今天，能不能恢复使用矿植物颜料？用于雕刻的木板，能不能在选材上更为讲究？年画界能不能和木雕界多些来往？古代雕版插图往往以文人书画为范本，今天的木版水印界能不能和书画界重新建立联系？尤其是用于印刷年画或插图的纸张，能不能采用手工造纸，融合两项或多项非遗技艺？在古代，年画往往由纸铺代售，二者的关系能否在今天得以重构？年画传承人能否与手工造纸传承人产生更多联系？与年画业相关的有扎作、灯笼、图书文具等十余个行业，年画应该多从相关行业中汲取营养，与相关行业同步前行。

年画的历史意蕴是丰富的，因此年画的创新不能是扁平化、单向度的。比如将年画图案印到马克杯或T恤衫上，以为这就是创新。承载这些“创意”的载体，做工粗糙，不仅没有提升反而贬损了年画的价值。所以，年画创新，不能仅寄希望于其他载体，而应将年画的文化意蕴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从内在品质上实现转型升级。

当今中国，正处在一个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无论是年画创作还是年画衍生品，都需要从材料、工艺等细节入手，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摘编自陈岸瑛《年画如何走进新年俗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