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点“求异”思维

江曾培

季羡林的《朗润琐言》，内中不少论述富有独到见解，甚至与一些学者的看法“高度不一致”，常有辩驳诘难之词。季先生主张学术上要“求异存同”。

在“同”与“异”的关系上，人们习惯讲的是“求同存异”，应当说，在处理国与国乃至人与人的关系上，作这样的强调是对的。只有“求同存异”，才有互相合作与信赖的基础。如果反过来，“求异存同”，专“求”不一致的地方，那么，就会把关系搞得很紧张，在国际有害于和平，在人际不利于和谐。不过，在学术研究上，倒是要反过来，像季先生所说，“求异存同”。因为，学术研究贵在出新，不宜陈陈相因，只是踏着前人的脚印走路，或按着别人的腔调吆喝，而是要有所发现，有所前进。这就要有“异”于前人和“异”于他人之处。否则，不过是雷同重复，谈不上有什么意义。自然，“求异”并非完全排斥“同”，“异”也含有共同的知识和认识，遵循共同的原则和规律，不过，“异”却是它的独特价值所在。因而对学术研究来说，是要在“异”中存“同”，而不是以“同”化“异”。

“求异存同”的治学之道，历来为学界有识之士所信奉。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在其《明儒学案》中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这里强调“一本而万殊”，不要“倚门傍户、依样葫芦”，不要“以水济水”，而要重视“一偏之见”“相反之论”，“着眼理会”“其不同处”，正是强调学术研究应当“求异存同”。现代学者胡适、章士钊等针对喜“同”恶“异”的现象，认为“同固欣然，异也可喜”，要人做到“好同而不禁异”。学术研究就是要在“求异”中创新，在“求异”中发展。

至于文艺创作则更应“求异”。因为，文艺创作是一种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精神劳动，如果雷同重复，就会失去任何价值，是故“脱窠臼，创新意”，成为文艺创作的首要品质。清代的李笠翁在《闲情偶寄》中说：“东施之貌，未必丑于西施，止为效颦于人，遂蒙千古之诮。”齐白石更告诫后人：“学我者活，似我者死。”巴尔扎克关于“第一个形容女人像花的是聪明人，第二个形容女人像花的是傻子”的话，也是说明文艺创作不能“嚼别人嚼过的馍”，要“求异”求新。“双百方针”是发展文化艺术的根本方针，要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关键是要有众多不同色彩的“花”在“放”，有众多不同声音的“家”在“鸣”，倘若千“花”一色，百“家”一声，只有“同”，没有“异”，也就不见什么“双百方针”了。

实际上，“求异存同”所体现的创新创造精神，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需要张扬。时下不少企业的产品生产，都喜欢用一个口号，叫做“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强”，这里的“有”“优”“强”，就是以“异”求发展，以“异”求提高。如此“求异”求变，正是当前时代创新精神的体现。

要做到“求异存同”，而不是“求同存异”，需要解放思想，突破常规思维。莫泊桑说过：“应该时时刻刻躲避那些走熟的路，去另寻一条新的路。”他强调这是“制造新生命的唯一法门”。人们熟知的司马光砸缸和曹冲称象的故事，就是求异思维闪光的产物。在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中，要像季羡林先生所主张的那样“求异存同”，发展“求异”思维，把努力的重点落在“求异”上。

（原文有删改）

对城市而言，文明弹性是一个城市体在生存、创新、适应、应变等方面的综合状态、综合能力，是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多样性与共同性之间、稳定性与变迁性之间、柔性与刚性之间的动态和谐，过于绵柔、松散，或者过于刚硬、密集，都是弹性不足或丧失的表现，是城市体出现危机的表征。当代城市社会，尤其需要关注以下文明弹性问题。

其一，空间弹性。城市具有良好空间弹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空间的私人性与公共性关系能够得到较为合理的处理。任何城市空间都是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统一，空间弹性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空间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有机统一、具体转换。片面地强调空间的公共性或片面地强调空间的私人性，都会使城市发展失去基础，目前，人们更多地要求空间的私人性，注重把空间固化为永恒的私人所有物、占有物。这种以私人化为核心的空间固化倾向，造成城市空间弹性不足，正在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制度弹性，一种较为理想的、有弹性的城市制度，是能够在秩序与活力、生存与发展间取得相对平衡的制度。城市有其发展周期、发展阶段，对一个正在兴起的城市而言，其主要任务是聚集更多的发展资源、激活发展活力，而对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而言，人们会更为注重城市制度的稳定功能。但问题在于，即使是正在崛起的城市，也需要面对秩序与稳定的问题；即使是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也需要面对新活力的激活问题。过于注重某种形式的城市制度，过于注重城市制度的某种目标，都是城市制度弹性不足，走向僵化的表现，都会妨害城市发展。

其三，意义弹性。所谓城市的意义弹性，是指城市能够同时满足多样人群的不同层面的意义需要，并能够使不同的意义与价值在总体上达到平衡与和谐，不断形成具体的意义共同性。当一个城市体只允许一种、一个层面的意义存在时，这个城市体可能繁荣一时，但必然会走向衰落。当一个城市体只能满足某一类人的意义追求、意义需要时，这个城市体也往往会丧失活力。当一个城市体被某一类型的意义体系固化时，这个城市体往往不具有综合吸纳力、发展潜力。启蒙主义的片面化，理性主义的片面化，世俗主义的片面化，神圣主义的片面化，都会导致城市意义弹性的减弱，都会从根基处危害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保持城市的空间弹性、制度弹性、意义弹性，并以此为基础，把握城市的类型构成与历史，建构城市命运共同体，对于城市社会的健康发展而言，是意义重大的。

（摘编自陈忠《城市社会：文明多样性与命运共同体》）

历史学是人类社会一项极其古老的文化现象与学术活动。历史学肇基于人类天然的记忆本能。有记忆而后有历史叙事，有历史叙事而后有作为学术活动的历史学。历史叙事是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基本形态，既是它的形式，也是它的内容。近代以来之所以出现史学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历史叙事的过度批判。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是由叙事派生出来的，叙事正是历史学的基本所在。一旦剥离了叙事性，历史学也就失去了根基。传统史学尽管缺少学科反思，但作为其叙事性自然长成的结果，曾经创造出辉煌的学科历史，中国传统史学就提供了这方面的实例。而近代以来在史学反思中对历史叙事的批判，并没有再造现代史学的辉煌，反而留下了众多的迷惑与失落。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对史学的反思本身存在问题，而是表明对史学的反思需要进一步深入，或者需要更换反思逻辑，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叙事性的批判上，而应重新审视叙事性与科学性对于历史学的不同意义与价值。

虽然在历史叙事中要运用想象与虚构，但它并不同于文学叙事中的想象与虚构，历史叙事者并没有想象与虚构的主观意图，而且对于想象与虚构始终是抱有排斥态度的。历史叙事还可能因叙述者主体认识的差异而对叙事内容的选择与编排产生重要影响。种种因素都会造成所述“历史事实”的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性并不能推翻历史事实的可靠性。在基本事实层面，可以通过史料收集的增加与史实考证的深入而得到修正，并渐趋统一。而在历史叙事层面，虽然历史学家针对同一事实的叙述，有可能选择不同的事实材料、采取不同的叙述方式，但这绝非历史学应受非议之处，它恰恰反映了历史学作为人类实现自我反思、自我认同的工具所具有的人文性。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所认为的是建构的、想象的。历史叙事作为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基本形态，应成为历史学家自觉捍卫的学科边界。一方面，它是历史学这门古老学科耕耘了数千年的传统。历史学的形态、价值、功能等等，都生于斯、长于斯。通过历史叙事来实现人类的自我反思，正是历史学的学科价值之所在。另一方面，对叙事性所造成的历史学在知识论领域的局限，历史学家应有充分的自觉，不应擅自跨越叙事边界。边界既意味着权利，需要捍卫；也意味着局限，需要历史学家对其所不能达致的“局外”世界保持一份谦恭的姿态。

（节选自许兆昌《深刻认识历史叙事的价值》，2018年10月15日 16《人民日报》）

边关是自然与人文因素紧密结合的景观形态，传递着历史文化内涵。边关出现在唐诗中，皆因丝绸之路的通达，开放的国家社会格局，文人墨客对漫游边塞、从军入幕的崇尚以及包括过所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限制等。相比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边关的文化意义更为抽象，象征性更强，所承载的感情也更为复杂。诗人多以社会现实为吟诵主旨，以点带面、由小及大、以虚带实，将边关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是战场形势。从军事意义上讲，边关地理位置重要。从唐诗中看，边关的“战火”已经烧入了诗歌意境，不管那些知名关隘是否正在发生着战事，诗歌中的征战杀伐都未曾真正停歇，皆承载着将士建功立业的豪情、大无畏的精神和犯我者虽远必诛的决心。例如，唐彦谦《咏马》中“百战沙场汗流血，梦魂犹在玉门关”，借玉门关指边陲前线征战之地；李白《从军行》中“愿斩单于首，长驱静铁关”，体现出关防将士守卫家园、驱敌出境的豪迈气魄。

其次是戍边之所，“关”是军防象征，也是征人和亲属对戍边之地的情感依托。诗歌里有恢宏阔大的战场形势，也有单一渺小的个体自我。边关虽然承载文人将士们建功立业的梦想，但毕竟是遥远的苦寒之地，长期在塞外驻守或是从军入幕不得志之人面对战争的惨烈、环境的荒凉、人情的冷漠生疏，都不可避免地产生思念怨忿之情。而人们的情感是相通相应的，在亲朋远赴塞外前免不了“爷娘妻子走相送”，塞外兵士思念故人的情感也不会停歇。因此边关戍守之地，成了思归与念归的交汇。

再次是阳关寄情。在涉及边关名称的唐诗中，有一类“阳关诗”较为特别，这源于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的“阳关”指的是友人西行的必经关卡，有着明显的关外无故人的地理属性和分界含义。因为诗中有“渭城”“阳关”等地名，其曲名便为《阳关三叠》或《渭城曲》，唐代许多诗人都曾提到。在他们的那些诗句中，“阳关”多已失去起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特点，而以人文伴随意义，仅指代曲调货词中涉及的劝酒、伤离别等某些特定含义。

最后是家国分界。丝绸之路上的边关地理环境和其后天见与中原地区差距较大，作为戌边之所的代表和军事战略要地成为内地与西域的分野、不同文化的分野、生死安危的分野、家国与异乡的分野，是物质与人文界限的共有载体。时任西域都护的班超年老思乡，向汉和帝上疏：“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况于远外绝城，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由此可见，玉门关被汉人看作家国的分界，带有深重的情感烙印。

唐诗中的“边关”含义不再单一，表面。在人们的心目中，除了对距离、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的认知与定位之外，“边关”早已超越了军事防御或是征税、监管缉私的原有含义，被赋予了深刻的人文精神和家园情怀。

（摘编自邢宇晨《唐诗中的边关意象》）

行将消逝的物语：油纸伞

李振南

每当在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季节，深夜里听那渐渐沥沥、时断时续的春雨时，我的思绪便会穿越时空，抵达江南小镇的小巷和它的油纸伞。

在我的脑海里，油纸伞是江南最美丽也是最遥远的一个梦了。记得儿时，在滴滴答答的雨帘下，我们撑开油纸伞，一片片烟雨葱茏的天地近在眼前，一幅幅充满诗意的田园风光纷至沓来，让人恍然进入梦境。现在，这个梦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只有在那些发黄的典籍里，还能依稀看到它们的影子，也只有在以假作真的影视画面里，能模糊地见到它们的赝品。

油纸伞，于何时何地发明，又是哪一个独具慧心的匠人所造，现已无从考证。但我想，油纸伞的出现，一定是在江南。被潇潇暮雨氤氲着的江南，很容易使人产生创造的灵感。于是，一把把油纸伞，从江南仄仄的小巷里走出，伞下的人或是明眸皓齿的女子，或是一袭青衫的书生，静静地在雨中沉思遐想或踟蹰，那么宁静，那么典雅。或是两把油纸伞交错磕碰而过，蓦一回首，便擦出了爱的火花，产生了如水的柔情。正像在《雨巷》里徘徊的诗人，苦苦等待着眼睛里结着愁怨的丁香姑娘。也正像民间传说中的《白蛇传》里，是油纸伞演绎了许仙、白娘子的一段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

油纸伞走向乡下，肯定是《白蛇传》以后的事了。这种竹木结构，用纸糊成的雨伞，都无一例外地散发着桐油的漆味，芬芳但又有一丝丝刺鼻，那黄黄的颜色，温暖着打伞人的心。记得，小时候乡下农人的家里，多半都是有一把油纸伞的。现在，我想起来，我家也有一把手柄长长的油纸伞，虽然不知道使用了多少个年头，伞面也已破旧，然而孩提时每每撑开，总会有山水的味道，有亲人的味道，在雨中一路追随陪伴。

我家的油纸伞属于祖传或是母亲陪嫁过来的，我至今仍不得而知。按照我们这里的乡风，油纸伞是“有子生”的谐音，是吉祥的象征。所以，过去在闺女出阁时，其父母总要送上一把油纸伞讨个吉利。我家门角里的这把油纸伞是不是母亲的陪嫁物，我一直没有问过，那时也不懂得问。

过去，乡下的油纸伞，一般是妇女和儿童的用物，成年男人的遮雨工具是箬笠、蓑衣，他们讲究的是实用，不需要诗情画意的伞。我儿时使用油纸伞都是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又大又笨重的油纸伞，它的重量和宽度早已压过我弱小的肩头，有时候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将它撑开。在斜风骤雨中，油纸伞和人都晃荡在乡间泥泞的土路上，这时，雨模糊了视线，风吹淡了田园的颜色，雨和伞构成一组天然的乐器，雨在伞背叮叮咚咚地敲打着音乐，此起彼落，使寂寥中的行人有了一份乐曲的慰藉。

油纸伞仅陪我走过童年和少年的时光，从尼龙雨衣出现，它便被搁置在每户人家的墙角、厨房而渐渐地破损、霉变，直到永远地消失。如今，油纸伞早已被式样繁多的自动伞，折叠伞所取代，它们做工精细，变化无穷，如五彩的花朵在大街上、小巷里、阡陌中次第开放。虽然我清楚地知道，它们也源于油纸伞的构想，是油纸伞的沿袭，但已缺乏了油纸伞的诗意。因为它们已没有了木质的温润，油纸的芬芳；没有了其张开时的热烈，坦诚和闭合时的羞涩，含情脉脉，已缺失了一个民族的古典情怀。所以，当若诗若梦的油纸伞逝去后，我们就再也无缘读到一首像《雨巷》那样令人心澄眼热的诗歌和一个像《白蛇传》那样缠绵的故事。

（摘自《中国散文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