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引进的名词术语都自带文化视角

申小龙

①一段时间以来，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引起广泛关注。中国话语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但就话语本身而言，是表达思想、观念、情感、文化的载体。所以，当务之急是先从语言学的角度，把中国话语这个概念弄清楚。

②一个世纪前，我们的语言还属于古代范畴。现代化之后引进了很多新的词语，导致我们的语言研究实际上是用欧洲的术语范畴分析中文，这就会碰到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语言学上用的最基本单位：词。这是对英语word的翻译，中文中没有这样一个基本单位，只有“字”。而“字”在现代语法结构中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因为按照拼音文字，“字”只是一个书写单位，并不是语法上的基本单位，所以引入了欧洲语言中的“词”。句子也是这样，句子的概念也是从欧洲翻译过来的。古代汉语的“句”是“句读”的句，和我们现在理解的“句子”的“句”是两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③由此就给研究带来了很大困扰。在语言学里，词是语法分析的基本单位，但是一旦引入了欧洲语言中的这个概念之后，它在中文中变得模糊不清，我们说不清楚汉语的词，就是当两个汉字被组合在一起的时候，究竟是词组还是词。也就是说，我们往往搞不清楚还能不能再往下分析，不能确认它是不是语法分析的基本单位。比如“睡觉”，是一个词，但是“睡” 和“觉”在古代汉语中是两个单位，是可以拆开的，比如“睡了一个好觉”。

④在欧洲语言理论中，“字”是没有任何地位的，而我们现在渐渐认识到，中文语法肯定是要建立在字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词的基础上。汉字的组合对于中文来说是有根本意义的，而这个意义在欧洲语法的视角中是看不见的，因为它们只认词。这意味着整个现代汉语语法的基础是建立在西方范畴之上。

⑤其实每个学科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⑥由此可见，几乎所有欧洲术语拿到中国来以后都要打个问号。当它们被用来分析中国文化的时候，可能都不是一个具有合法性的表述单位。就语言学而言，只有厘清了这些基本范畴之后我们才能更科学地认识我们语言的特点。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太不一样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欧洲人也有很多根本性不同，用了他们的范畴之后会曲解我们自己的语言。每一个词都是视角，是特定的文化视角。我们需要从中国本土文化视角来分析中文，也就是要消解掉西方语言理论的那些范畴。

⑦实际上，除了学科领域，还有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有许多翻译腔很重的语言，你也能够听懂，也觉得它是汉语。但我们要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地道的好的汉语。之前翻译家周克希谈到《小王子》的译法中“需要彼此”和“彼此需要对方”的不同，认为前者不是中国人的表述方式。这其实是整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欧洲思维方式是动词中心，一个句子只有一个核心，句子很长，这样的思维方式和中国是完全相反的。中文是流水句，很短，意在言外，充分依赖语境。

⑧中文是有诗意的语言。我们一定要了解什么样的中文是好的中文，什么样的中文是欧化的中文。我们应该怎么书写，怎么继承传统语文的好的特点。所谓好的汉语，就是音乐性很强的汉语，有声象和意象的汉语。音乐性是中文最基本的要求，而欧化的语言都是没有音乐性的。

⑨当然要做这样一个工作很不容易，因为西方的概念和话语体系已经融合在我们的意识里成为我们视角的一部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真正做到追根溯源很难。语言学界甚至有这样的说法，说现在人说话已经欧化了，没有必要建立中国人自己的语法了。然而，如果我们现在不去关注，不建立自己的理论范畴理论体系，听任整个体系全盘欧化，我们的语言，我们孩子的语言，也都说得像英语一样，这对我们民族文化是一个好事情吗？这是绝对不可容忍的。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化，从来没有中断过的语言文字的历史，这么大的国家，怎么可以没有自己本土文化的研究的主体性，建立自己的理论范畴，而是听任西方的范畴把我们牢牢束缚住？

（2015年11月11日《文汇报》）

传承并重塑一个诚信社会

①传统社会中，诚信是做人之本，一个人一旦没有了诚信，那么他就难以立身处世。《左传》记载，“人之所以立，信、智、勇也”。诚信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传统文化历来主张一个原则，“与朋交友，言而有信”。诚信是从商之道，是儒家普遍奉行的商业伦理，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廉贾、义商，无一例外地都把诚信作为自己经商成功的要诀。

②传统诚信伦理的基本精神在今天仍具有积极的意义，作为一项普遍性伦理规范，诚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③诚信应成为现代人重要的个人品质。传统诚信伦理表明，诚信不仅是社会的本体，还是人的本性，诚是天之道，也是人之道。传统的诚信对现代社会个体失落的症状有直接的诊疗作用。因为传统诚信是最内在、最根源的德性工夫，它要求个体对内立足于“诚”，坚持自我本真和独立，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对外恪守于“信”，信守自己的承诺，不出尔反尔，不人云亦云。如此，独立的人格便可凸现，个体尊严便可彰显，岂不正是现实人性统一和个性张扬的有效途径？当然，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只是外在的要求，仅当作为主体的人能够自觉地遵守它的时候，才被逐渐内化为个人的一种品德修养。因此，每个人都应该从小事做起，从细微处做起。

④诚信应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规范。在我国古代社会，诚信不仅是调节个人行为的道德规范，而且是为大多数人所尊奉、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道德。现代社会更需要诚信伦理的支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交易增多，这就对整个社会的诚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个人、单位和社会都要把诚信放在首位，作为基础性的公共伦理规范。传统诚信是构建现代诚信伦理的基石，现代诚信也只有在传统诚信的基础上才能生息和繁衍。继承和改造传统诚信道德，是构建现代诚信伦理精神的唯一可行之路。

⑤以诚信重塑一个诚信社会。今天，“诚信”二字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人们都在呼唤诚信，同时也感受到自己的周遭生活诚信缺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社会的转型期，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正如《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所说，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变化，都会造成一些人心灵上丧失三种东西：共识、秩序和意义。由于缺乏共识，就会产生各种冲突；由于缺少秩序，人们的行为没有规范；生活缺乏意义，就会因困惑而混乱。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某些无序和道德失范，已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特别需要诚信来维系，需要诚信的精神价值的支持。

⑥重建一个诚信的社会，是现代化的要求，也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内容之一。重建诚信道德，使诚信观念转化为个体社会成员的道德良心，一方面要进行道德教育，另一方面要靠个人道德修养，靠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传统诚信理念的启示，确有在当今社会发扬光大的现实意义。

（选自《人民论坛》，2013年15期）

材料一：

2018年1月2日，支付宝发布2017年全民账单。数据显示，去年全国5.2亿支付宝用户移动支付占比为82%。

据统计，2017年，全国超过30个城市的公交、地铁先后支持支付宝；2亿多市民通过支付宝城市服务“窗口”共办理社保、交通、民政等12大类100多种服务；4000多万户小商家利用二维码贴纸实现收银数字化。

移动支付城镇市场空间广阔。县城的移动支付用户占比为19.6%，省会城市占比为19.0%，农村地区占比为17.0%。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1月3日）

材料二：

（注）E：表示预计数值。

材料三：

所谓条码支付，指银行或支付机构应用条码技术，实现收款人、付款人之间货币资金转移的业务活动。

出门打车，掏出手机扫一扫车上的二维码，轻松支付车费；下馆子吃饭，手机上的二维码被收银员扫码枪扫了后，立马买单走人……扫码支付手段，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近年来，条码支付业务快速发展，在小额、便民支付领域显现出门槛低、使用便捷的优势，市场份额持续增长，成为移动支付发展的重要体现形式。同时，条码支付的技术实现方式和业务风险相对传统银行卡支付具有其特殊性，部分市场机构在业务开展中也存在扰乱公平竞争秩序、支付风险防范不到位等问题。

为鼓励并规范金融创新，促进条码支付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印发了《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并配套印发《条码支付安全技术规范（试行）》《条码支付受理终端技术规范（试行）》，自2018年4月1日起实施。

（摘编自新浪网2017年12月28日）

材料四：

据介绍，我们进行扫码支付时，手机或者商户的收银机每次生成的条码都是不同的。对于这种动态条码支付，中国人民银行规定，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其中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可以自主约定每天的累计交易限额；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但其中不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5000元；采用一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1000元。

而对静态条码支付，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商户贴在墙上或者打印好的二维码支付，无论采取什么交易验证方式，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都不能超过500元。若个人客户需更多条码支付额度，可采用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方式对交易进行验证。

在不少移动支付用户看来，国家出台针对二维码支付的相关管理规范，在对日常使用影响降到最低的情况下大大提升了移动支付的安全性，无疑是一件从用户角度出发的“大好事”。

（摘编自《南方日报》2018年1月4日）

处处微妙便不微妙

朱文雄

在艺术欣赏中我们常常可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作品似乎每一个细节都很微妙，感染力却并不强烈，有的作品似乎某些局部平淡无奇，通篇的效果却相当耐人寻味。可见，创作者在表现手法上的细密是必须恰到好处、适可而止的，否则可能弄巧成拙、事与愿违。清人刘熙载在论及诗歌创作的诀窍时说过：“诗中固须得微妙语，然语语微妙，便不微妙。”言简意赅地道出了这一辩证的哲理。

明代才子唐伯虎的一段轶趣颇能旁证刘熙载此语的精辟。有一次唐扮作叫花子游虎丘山，巧遇一群商人举行文酒会，便上前要求唱和。商人们有眼不识泰山，竟想戏弄他，就递过纸笔。唐先写了个“一”字，商人摇头。他又写了个“上”字，商人们大笑起来。唐说：“我写诗一定要喝酒，你们能让我喝点儿酒吗？”商人们回答：“你要是真能写诗，就让你喝个够，你要是不会写诗，趁早滚开！”就给他斟上了酒。唐喝了一杯，添了“又一上”三字。商人们气坏了，喝斥道：“这叫诗吗？”唐见玩笑开得差不多了，才一口喝干了第三杯酒，一挥而就，写成一首七绝：“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上到高山上，举头红日白云低，四海五湖皆一望。”把商人们惊得目瞪口呆。显而易见，孤立地看，这诗的前两句不仅不妙，而且粗陋之极。只是由于诗的后两句落笔惊人，别有洞天，全诗就出乎意料地微妙了。在这个完美的整体里，那似乎不妙的两句诗，真正巧妙地起到了使全诗“一路坦易中，忽然触著，乃是令人神远”的作用。

作诗不必语语微妙，从事其他形式的艺术创作亦大可不必处处微妙。举凡造诣精深的大师，都深谙此中奥秘。因为艺术创作最忌平均使用笔墨，而不苛求处处微妙，正是克服平均使用笔墨的好法子。南宋的梁楷作画惯用“减笔”。他的画虽然笔墨精炼到不能再少，但亦该妙则妙，该拙则拙，不讲究笔笔微妙。以其最有代表性的《太白行吟图》为例，纸上的李白，头部毛发与五官画得较为具体，甚为妙趣；衣服则寥寥几笔，不堪妙言；而脚部却不合比例，似乎谁都能画。然而，静观细嚼一番，李白豪爽洒脱、恣情汪洋的神态却呼之能语，被“梁疯子”淋漓尽致地勾勒出来了。不处处求微妙，却收到了相当奇妙的艺术效果。

与此相反，倘若创作者一味企求“处处微妙”的话，作品的整体倒可能“便不微妙”了。道理在于，就艺术创作的要求而言，一件作品的艺术生命只有一个，作品的任何一个局部都必须服从整体的构思，使作品的“华彩乐段”自然突出，主旨凸现，更能展示作者欲强化的境界。假如不顾整体，恋恋于细枝末节的精雕细刻，作品的主题就可能被淹没，被冲淡，整体的效果就会受到损害。这样，尽管作品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无可挑剔的，艺术感染力却相对减弱。从这个角度来看，罗丹毫不痛惜地挥斧砍掉了巴尔扎克雕像的两只手，确是大师高见！这又形象地启迪我们，艺术上的得失是相反相成的，微妙与不微妙是在对立中统一的。能够佯作不妙求得大妙者，是技巧上成熟表达的标志。当然，这不妙处要求创作者对生活有真切的感受，具备娴熟高超的表现技巧，否则，又可能在创作中出现从局部到整体的彻底败北。

处处微妙，便不微妙。如十九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画派大师安格尔，在绘画上是精细到连手指上的汗毛也要画出来的，但他也指出，塑造人物不要只抠细部，首先必须注意整体。经验早已证明，忽视处处微妙是手段，力求整体微妙是目的。这里的所谓“不微妙”，乃是巧中之拙，拙内含巧，是最能体现创作者构思精到的绝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