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视野下的人和自然

楼宇烈

当前的生态问题源于人类中心主义,人类自视无所不能,能够征服自然。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自我膨胀,肆意向自然攫取,不尊重天地万物,非但没有取得真正的独立,反而是被物质、财富牵着鼻子走,失去了自我。

从“人和天地浑然一体”的观念,变成“人与天地相对立”,于是天地就被作为外在的研究、开发对象。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在中国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我们曾引进了很多西方哲学理论和思想学说,例如欧洲理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然并不是存在于人类之外、与人类实践无关的自然,而是经过人类实践改造了的自然,具有社会历史性的自然。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要依靠自然界而生活。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必须与自然界持续不断地进行物质交换。很多人将其误读为:人类的根本任务是征服、改造自然。

在上个世纪初期,中国的学术界就开始从中国哲学里寻找改造自然的资料。但是,在中国哲学里面没有“改造自然”的提法,于是人们开始研究历史上国人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学者们找到的天人关系资料大都是讲“天人合一”的,当时把“天人合一”“畏天命”“奉天”理解为天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人在天面前无能为力,只能去适应天。但后来,有人把荀子“明天人之分”的主张理解为人不能做天的奴隶,提升到“人定胜天”的高度,为征服、改造自然找到了理论根据。但这显然不符合荀子的原意——天、地、人各有其道,能够分清天与人的职责的人是圣人。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思想值得借鉴。道家认为,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很伟大,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很渺小。人确实有伟大的一面,但人不能主宰万物,天无为,人也要学着无为。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上个世纪,西方一些思想家提出要重建人文主义,人既不能成为神的奴隶,也不能异化为物的奴隶。人类破坏自然,源于人的贪婪,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破坏了人类的生存环境。破坏了生态环境之后再去治理,所需成本比当初破坏它所获收益更多,也无法再完全恢复原貌。因此,在开发自然资源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而且考虑环境问题时,需要抑制人的欲望。

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淡薄,推崇以消费来推动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富有人文精神。倡导不耗尽资源,让现代人可以发展,让子孙后代也可以持续发展。生态平衡是建立在生态伦理的基础上,生态伦理的核心是要相互尊重,要建立起人与自然相互尊重的观念,不去随意破坏、改造自然。另外,食品安全问题也值得关注,我们不能光吃人造的东西,还要多吃自然的东西。这里的“自然”是老子讲的“道法自然”,我们要把自然人文的精神和现代科技更好的结合,不是用现代科技去淹没自然人文。

技术的发展给我们的物质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数据化让人越来越失去主动性,人在征服物质世界的同时,也丧失了自我,随着技术的发展,有些人成了机器、信息的奴隶。“欲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人类要思考一下,有没有必要向自然、社会攫取那么多的财富呢?

现实主义精神是传统戏曲的本质属性之一，几乎所有的古代经典戏曲剧目，都拥有现实主义的精神，即真实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完整地反映人物的性格，客观地观照时代特征，辩证地分析社会本质，具有明确的个人主张和社会教育意义。

上世纪初，随着新剧进入并风行中国，传统戏曲也开始了改革，现实题材被大量采用，诸如革命暴动、妇女解放、时事新闻等。于是写实与写意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碰撞，在艺术上取得成功的戏曲现代戏剧目，为数不多。但是，无论从文学性还是从戏剧性而言，现代戏曲完全可能发掘、塑造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新”的人物形象。其所倚靠的，有对史料的新发现、对人性的再挖掘、对时代社会的再分析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理性推论和感性想象。

上海京剧院的革命现代戏《浴火黎明》以“红岩”故事为背景和构架，演绎了1949年前后几位狱中共产党员的形象。综观全剧，戏曲的写意性与话剧的写实化相匹配，纯熟的音乐和唱腔，流利的身段与造型，观众可清晰地感到将高度技艺性与高度政治性相结合的京剧现代戏的底蕴。该剧的第一男主角范文华既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也不是彻底的叛徒，他在狱中经历了一场  “不坚定的革命者——不彻底的叛徒——坚定的革命者”的精神“过山车”。范文华这一人物不仅担当了全剧矛盾冲突和情节突转的动力，更是建构了全剧的多元主题，即“信仰的坚持或放弃”的传统主题和“信仰的迷失和争夺”的新主题。饰演范文华的傅希如则藉剧本之力，表现了强烈的精神痛苦和意志迷惘，不少观众认为，这位不坚定的共产党人从惶惑到抉择的过程，要比众多纯正面和纯反面的人物形象更可信，对革命胜利主题的诠释也就更有力。看来，对于这一经过对历史的分析、对人性的诠释而虚构出来的人物形象，当代戏曲现代戏的观演双方都有审美的需求。

回顾小说《红岩》问世后57年间所出现的优秀改编或延伸作品，无论英雄、叛徒还是敌人，许多艺术形象都成了后世可复制却难超越的现实主义的典型，不仅因人物鲜活、艺术精湛，且因彼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已经远去、不能复返。

现实主义的核心任务，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求最形象、最真实和最深刻地反映人与时代、社会生活的本质。既然要以高度提炼的典型取胜，那么其典型性必为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时代所牵制和限制。这也许就是一些经典现实主义剧作被原封不动地搬到当代舞台时，频遭笑场的原因。现实主义创作永远处于社会变化、时代变迁的危机之中，始终经历着不断发现典型、创造典型的过程。

（摘编自胡晓军《戏曲的现代性及现实主义》）

所有的艺术创作，开拓的都是一个艺术的空间；而艺术的空间说到底是一个想象的空间。想象空间不同于现实空间，但又是以现实空间为基础的。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艺术家若没有对现实空间的感受，就不可能产生艺术的想象，就不可能开拓出想象空间来。一个自幼目盲的人，是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绘画作品的；一个自幼耳聋的人，也是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音乐作品的。二是说，想象空间之所以是想象空间，归根到底是以现实空间为依据的。我们说一个艺术家的想象力十分丰富，是说他主观想象的世界与直感到的现实空间，有着极大的差别。没有现实空间的参照，是无所谓想象力丰富还是不丰富的。想象空间与现实空间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自然就有了彼此的关系问题。

在这里，想象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通过想象构造出的世界在表现形态上更加类似于现实空间，让读者像进入一个特定的现实空间一样，进入到作家所构筑的艺术世界之中去。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但并不让人感到奇异或怪诞。二是通过想象构造出的，是明显不同于现实空间的另一类空间。对于这样一个想象空间，人们是陌生的，如梦如幻。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让人领略到一种奇幻或怪诞的美感。实际上，这两种空间都是想象空间。但因为前一种在读者的感受中，大致等同于现实世界，所以我们常常将其作为现实空间本身来分析和理解，不认为它是虚幻不实的。而后一种在读者的感受中，就根本不同于现实世界，带有明显的梦幻感觉，所以我们常常直接称之为梦幻空间。一部《红楼梦》，就同时具有这两种不同的想象形式：太虚幻境构筑的是一个梦幻空间；而对贾府人物及其生活环境的描写，则是有类于现实空间的想象空间。

想象空间虽然是在现实空间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想象空间与现实空间却有着根本的差别。具体而言，现实空间不是任何一个人按照个人的意愿随意创造出来的，而是外在于任何一个个体人先行存在的。它给任何一个个体人，都提供了一定的自由活动的空间，但这种空间，又是极其有限的，是不能满足任何一个个体人的全部要求的。总体而言，对于任何一个个体的人，现实空间都是不完全自由、不完全舒适的。想象空间则不同了。想象空间不是外在于它的创造者的，而是它的创造者自由想象的产物。尽管他所创造的这个想象空间本身，也不是完全自由的，但想象空间对于它的创造者而言，则是自由的。假若《红楼梦》真的是曹雪芹的一部“自传”，曹雪芹就是贾宝玉。贾宝玉在贾府那个现实空间中，是不自由的；而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的过程中，体验的却是创造的自由。 《红楼梦》的读者在阅读《红楼梦》的过程中，获得的也是自由的体验；他们已经不受贾府这个现实空间的束缚，他们是在超越贾府这个现实空间的视点上，来俯视这个空间的。所以，想象空间是对现实空间的超越——现实空间是不自由的，想象空间则能满足人对自由的要求。

(选自王富仁《现代中国异域小说研究·序》，有删改)

文化出版界的巨人——胡愈之

1914年，胡愈之考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他充分利用商务“东方图书馆”，发愤自学，博览群书。1915年8月开始在《东方杂志》发表其第一篇译作：《英国与欧洲大陆间之海底隧道》。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下，1928年3月，胡愈之被迫去法国留学三年。

胡愈之回国后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邹韬奋和胡愈之这两位爱国知识分子联手呼吁抗日救亡。桂林是当时后方文化名人荟萃的文化城，胡愈之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曾在桂林国新社任记者的王淮冰回忆：“文化城中的文化人，无论办报纸、办杂志、开书店、出版图书，有事都去请教愈老。人们称他为‘文化界的参谋长’……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文化城’中第一大忙人。”胡愈之发动知识界朋友共同集资创办了由章锡琛任经理的开明书店。章锡琛曾深情地对胡愈之说：“从主意到具体工作，没有你恐怕就没有开明书店了。”在胡愈之的推动和策划下，创立了以《大公报》名记者范长江为理事长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成为我国最早出现的新闻界群众团体。

《世界知识》是胡愈之在生活书店亲自创办的心爱刊物。他在1934年9月发表的《世界知识》创刊辞中指出“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了……怎样走上这世界的光明大道去，这需要勇气，需要毅力——但尤其需要知识。”新中国成立后，在他和乔冠华的共同建议下，《世界知识》从上海迁来北京复刊，使其成为我国唯一从旧中国转来至今仍在连续出版的刊物。

淞沪战争上海沦陷后，胡愈之在租界孤岛仍坚持文化出版工作。他从斯诺家中得其新出版的《RedStarOverChina》一书，为了减少发行阻力，将原书名《红星照耀中国》改为《西行漫记》。《西行漫记》在不到一年内连续出了四版，并在香港被多次翻印，成为海内外华人争相阅读的畅销书，创造了中国出版史的奇迹。

不久，胡愈之与许广平、郑振铎等共同商议，编印出版《鲁迅全集》。他亲赴香港向蔡元培、宋庆龄汇报此事，得到他们的热情赞同和支持，通过茶话会向社会名流推销《鲁迅全集》精装纪念本的预约券，迅速筹集资金万余元汇寄上海，使书稿得以及时开印。首版《鲁迅全集》共20卷，约600万字，从开始策划到1938年7月正式问世，仅历时4个月，又一次创造了出版史的奇迹。

胡愈之文思敏捷，文理清晰，文笔流畅，文风淳朴，被郭沫若称为“做文章老手”，被邹韬奋誉为“文章万人传颂”。胡愈之从法国回国，路经莫斯科，进行了考察访问。回到上海后，他开始以生动优美的文笔撰写《莫斯科印象记》，先在《社会与教育》周刊连载，1931年8月集辑成6万字的单行本发行。邹韬奋在《生活》周刊发表文章推介此书：“全书虽有151页，但以作者亲切有味的叙述，通畅流利的文笔，令人非终卷不能自休，看完时觉得没有这么多页数似的。”

1937年6月11日，苏州法庭开庭审讯救国会“七君子”。12日晚，胡愈之即挥笔起草《爱国无罪听审记》，第二天早晨，各报多以《爱国无罪听审记》通栏标题刊出，轰动了全上海，成为传世之作。

（摘编自胡序威《文化出版界的巨人——胡愈之》）

A．胡愈之不仅有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分析力，准确的判断力，而且还是一个热心社会事务，关心帮助他人的文化人，因此受到文化人士的敬重。

B．胡愈之亲自创办心爱刊物《世界知识》，他希望通过这个读物向中国的读者介绍世界，扩大中国人的视野，让中国了解世界，让国家发展跟上世界的步伐。

C．材料语言平实，史料详实，脉络清晰，按照时间顺序冷静客观地展示了胡愈之的一生，能对人物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再现了一位启蒙者和播火者的形象。

D．胡愈之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出版家、编辑，还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记者、作家、翻译家，他的文学作品极具鲜明的时代性，具有强烈号召力与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