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主要有三类：物理类、数字类和生物类。物理方面的技术大趋势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由于这些技术看得见摸得着，最容易被人们所了解：无人驾驶交通工具、3D打印、高级机器人、新材料。

数字革命正在彻底改变个人与机构之间的互动与协作方式。比如，常被称作“已分配分类账”的区块链就是一种十分安全的交易协议。在区块链中，任何交易在获得记录与批准之前，都必须先由一组电脑进行集体核查。区块链采用的技术无须寻找保管人或中央分类账等中立部门作为中介，通过促成互不认识（没有信任基础）的人进行协作，从而建立信用。从本质而言，区块链是一种可共享、可编程、安全、可信的分类账，任何单一用户都无法控制它，但是所有人都能监督它。

生物领域尤其是基因方面，近年来，从一开始的降低基因测序成本和难度到最近的基因激活与基因编辑，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随着计算能力的提高，科学家们再也不需要反复试错，他们可以直接测试特定的基因变异会引起哪些症状和疾病。下一步是合成生物学的发展。通过编写DNA（脱氧核糖核酸），合成生物学将赋予我们定制有机体的能力。暂不考虑这一做法可能引发的深刻伦理问题，这些技术进步不论是对于医药、农业还是生物燃料的生产，都将产生深远而直接的影响。

（编选自《中国经济导报》2018.09）

材料二：

第四次工业革命重构人们的生活、学习和思维方式，也改变人与世界的关系。大部分简单问题正逐步被人工智能解决，大部分非创意性的工作将会被人工智能所代替。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越来越走向综合，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多学科、多领域大跨度、深层次的交叉渗透和跨界融合，复杂问题越来越凸显。在这种背景下，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在工业时代，这种能力通过反复、标准的专业训练就可以实现。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简单问题已经被智能技术过滤掉，复杂问题成为真正的考验，解决复杂问题成为创意创新创业活动的常态。进入21世纪，我们更要强调能力问题，因此要打造“能力为重”的教育。我们的学生既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知识，也要具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摘编自《杨宗凯：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了，人才面临哪些挑战?》2018.10）

材料三：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除了进一步补短板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制度建设谋远略。首先是要建立新技术应用的社会预见机制。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很多技术，背后的选择涉及伦理问题、涉及价值观念的问题，有些技术甚至可能涉及巨大的社会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在科技政策研究领域需要有一种社会预见的机制，来探讨这些技术未来的发展有哪些可能的选择，这些选择背后的社会影响是什么。

第二个关键叫作同步设计。我们应该吸取前几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其他国家的教训，把很多对于伦理道德的思考，对于社会风险的分析，以及对社会影响的分析，在技术系统设计过程中就提前考虑进去。

还有一点，就是适应性治理。当我们的很多科技创新发展面临风险时怎么办?如网约车、共享单车等。如果简单行事，一下子从政策和制度上把企业卡住，风险是没有了，但技术创新也无从谈起。对于这些新兴产业，一方面需要鼓励创新，鼓励其健康发展；但另一方面对其产生的各种风险、对社会不利的影响也需要进行有效的规制。

（编选自薛澜《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中国准备好了吗》2018.07）

娱乐时代的文学选择

尽管有人无视他们的存在，有人轻视他们的作品，但却无法忽略这群“80后”作家在年轻人中的号召力。前不久，一份由近十万名网民投票选出的“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华语作家”名单上，既有李白、苏轼这样的古代文学大家，也有鲁迅、老舍这样的近现代著名作家，更有韩寒、郭敬明等受到年轻人追捧的青春文学写手。

毫无疑问，网络让文学加速进入了娱乐时代。几年时间里，网络文学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文学“神话”。从描写青涩爱情的青春小说，到描写困惑和挣扎的成长小说，一阵阵风潮来而复去。到2007年，以惊险、刺激见长的“盗墓小说”大行其道。系列小说《鬼吹灯》至今已出版了多本，销量惊人。某著名导演有意将这部小说拍成电影，希望能打造成中国版的《夺宝奇兵》。

网络小说的走红让网络成为更多“80后”展示才华、表达自我的载体。网络的平民化气质使文学更具娱乐性。在网络上，这些年轻作家或网络写手如明星一般，可以拥有百万计、千万计的点击量。不仅是他们的文学创作，哪怕只是生活纪录和个人言论，发表在博客上都可能演变成公众话题。

网络给“80后”提供了舞台，更成就了许多平民写手的文学梦想。没有题材和体裁的限制，没有文字和内容的要求，只要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任何人都可以将自己的作品发表于网络上。于是以“一文成名”者并不鲜见，一些作品或以精彩的故事、或以鲜明的特色吸引了网民的注意力，也赢得了出版商的青睐。网络上的原创作品，也成了出版商挖掘畅销书的“金矿”。

网络成就了文学的繁盛，同时也预示了传统文学的失落。书店里，纯文学书籍已经成为“配角”,摆在最显眼位置的，大都是经营管理类图书和时下热门的“说史”图书。而在畅销书柜台上，知名作家的作品也被讲述都市情感的通俗小说、网络小说所包围。

文学类书籍在书店里受了冷落，却不代表读书的人少了。网络和通讯行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传统的阅读方式，有了电脑和手机，不但新闻、文学作品可以及时阅读到，连电影、电视节目都可以随时看到。不少人觉得传统的纸质阅读不方便、购书成本高，而通过网络“点播”自己心仪的书籍则要方便快捷得多。

许多专业作家认为，现在传统文学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是，真正的好作品太少了。一些作家创作脱离了现实生活，因此写出的作品不好看。一些知名作家出现了“明星化”、“贵族化”的倾向，通过一两部作品成名之后，急功近利之心渐起，身为作家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感却越来越少。有人戏称，现在一些作家，整日忙着做嘉宾当评委，剪剪彩题题词，越来越像明星；而明星则出书写成名故事、人生经历，越来越像作家。出名要靠炒作、出书要靠运作，现在的文学界似乎越来越有娱乐界的味道。

娱乐时代并不是文学的洪水猛兽，年轻人的写作解构了过去狭隘的文学价值观，但是，正如时下一些娱乐晚会越来越不受欢迎，而学术讲坛类节目大放异彩一样，受众的口味和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因此青年作家在解构传统的同时也要建构更有责任的文化价值观。

冯其庸的国学人生

冯其庸先生的学术研究，用任何现代学科概括都有困难，或许，只有“国学”这个词语才最合适。众所周知，国学概念是在近代国运背景下为应对西学而产生的，国学因此成为国运的一个影子。艰难困苦，曲折沉痛，国运与国学的背景，就这样映照着冯先生的一生。

冯先生儿时家境的贫寒，抗战时期死亡的威胁和失亲之痛，影响着他的家国观念。特别是他在无锡国专求学时期，思想得以升华，开始参与学生活动，被中共地下党组织认定为进步青年。冯先生与他人不同的是，他一直在学习，并将勤奋品格保持了一生，他也因此兼济文献、文学、红学、书法、摄影、绘画、考古、戏曲等，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极限，成为一代文史书画大家。

“文化大革命”时，冯先生遭到批判，他托人从图书馆借出一部影印庚辰本《石头记》，依原著行款朱墨两色抄写。那时他白天挨批斗，深夜秘密抄写，整整抄了一年，对《红楼梦》有了更深的理解。冯先生研究《红楼梦》不仅是解读它的故事情节，更主要的是探究其中埋藏的家庭历史和社会风情。他从曹雪芹的家世入手，做了己卯、庚辰、甲戌等早期主要抄本的研究，然后又进入对《红楼梦》思想、人物、文本艺术的研究，成为红学大家。

关于治学读书，在冯先生看来，读书既要分类来读，又要连类来读，分类是通读专史专书，是竖读；连类是读通史、综合史，是横读。冯先生认为文学与历史，甚至还有哲学、民俗等学科，本来就是共生共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不能全面涉猎，怎么可能发生联想，获得精深的见解？但是，仅是横读，又会流于泛泛，停留于一般水平。“凡书都有其独到之处，也有其不到之处。吾取其独到之处，则知有所得，知其不到处，则明以谋补也。”冯先生真是深得读书的精髓。因此，他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讲究实地考察和书本相互印证。在学术研究上，冯其庸曾说：“我的学术道路，是重视文献记载，重视地面遗迹的调查，重视地下发掘的新资料。三者互相印证，才做定论。”冯先生读《史记·项羽本纪》时，对项羽乌江自刎的情节存疑，于是他几次实地考察，调查其所记载的地名及其地理位置，写出了《项羽不死于乌江考》。

2005年，冯先生已离休。这时，中国人民大学请他出任国学院首任院长之职。他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后来，他又和季羡林先生一同建言，倡议建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中国西部文化历史语言民俗艺术方面的研究，以应国家不时之需”。20年间，他先后十赴新疆，访楼兰，追寻玄奘西行东归的古道。80多岁高龄，他还冒险纵穿罗布泊荒漠。他常说：“开发大西北，不研究西域怎么行？尤其是现在，民族和谐对于国家的稳定那么重要，我们需要从历史中寻找可以借鉴的真经。”

在冯先生心中，国学的最终使命是使今天的人们能够继承古人对社会、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种境界应该世代相传。冯先生曾用“沧海横流日，书生意气稠。凭将三寸笔，风雨动神州”来概括施耐庵的生平与创作，这又何尝不是冯先生学术人生的写照？

（有删改）

①冯其庸曾回忆，自己读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时，被这位圣僧以万死不辞的勇气赴西天取经的精神震撼、感动，这精神不知不觉在他年少的心里种下了求学求真的种子。

（蒋肖斌《冯其庸去世，一生系“红楼”》）

②国学是我们这个民族顶天立地的柱子，也是我们无形的强大的精神长城，没有她，我们站不起来。没有了她，一个民族就没有根底，就没有了扎根大地永不可拔的根，就不能排除外来文化中不好的东西。

（董宏君《冯其庸：让传统文化给我们自信》）

恪守人格尊严 追求人伦和谐

张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