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过去的2018年12月，许多中国女性的朋友圈都被故宫文创推出的六色口红刷了屏。每只口红的外壳上装饰着皇家刺绣、古董家具或仙鹅等图案，其灵感就来自于故宫博物院展出的文物。故宫口红上线仅4天，买家就将10万多只口红抢购一空。这让“故宫”不再仅仅是历史厚重的博物馆，更成为深受青年喜爱的时是品牌。

事实上，故宫的文创产品早已不是第一次成为“网红”和“爆款”。自2013年起，故宫文创和故宫淘宝就不断开发各类“爆款”文创产品，如“奉旨旅行”行李牌、“朕就是这样汉子”折扇、朝珠式耳机等，一次次地抓住了年轻人追求独特与个性的心理，每每推出的文创产品均大受欢迎。

2016年5月11日，文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推动了博物馆文创的进一步发展，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符合自己文化调性、具有自身展品特点的文化产品。2018年北京国际文创产品交易会上，首都博物馆开发出“文具系列”“家居生活系列”“旅行系列”三个主题的现代衍生品，让人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被这些清宫美物围绕。

此外，国际著名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也开始登录中国。2018年7月1日，大英博物馆天猫旗舰店正式上线，中国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购买千里之外的博物馆文创产品，这不仅丰富了中国消费者的选择，同时也为国内博物馆做好文创产品的开发提供了借鉴和学习的思路。

（2019年1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创产业简要流程

博物馆自身人才从数量到专业广度通常具有局限性，台北“故宫”的经验显示，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是高效提升文创产品质量的关键。

台北“故宫”通过举办各类公共活动，广泛向社会公众征集创意，陆续开发了“翠玉白菜伞”“‘朕知道了’纸胶带”“冰山一角袜”等广为人知的产品。此外，还开展诸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习营”之类的活动，这类活动一方面让社会公众亲近故宫文化，愿意深入了解博物馆，另一方面有效地调动了社会资源参与公共博物馆文化创意的积极性，使文创元素更加多元化。

值得注意的是，台北“故宫”没有在内部设置部门或保留常设的文创团队，而是外聘设计师团队开展工作。台北“故宫”要求合作团队与其进行时长半年左右的沟通磨合，团队成员共同接受培训，互相交流心得，使外聘设计师提升对院藏文物的认识，特别是对藏品背后的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入了解，确保之后的产品开发得以事半功倍。这一模式的主要优势在于，经由专业设计师与文博专家的知识互补和思维碰撞带来的“1+1＞2”合作的效果，容易设计出具有时代冲击力又不失文化底蕴的文创产品。

在完成创意设计以及产品生产之后，所有经审核的产品即进入营销环节，台北“故宫”文创产品的营销在本土主要依靠委托承销渠道，包括员工消费合作社、台湾手工业推广中心，台北“故宫”馆内的专卖店等类型。而通过品牌授权商渠道，台北“故宫”则实现了营销范围的大幅扩张：首先与代理商建立合作与代理关系，再通过代理商的专业营销渠道销售“故宫”文创产品，例如，通过与法蓝瓷公司（Franz）的合作，台北“故害”的大量文创产品得以在遍布全球的数千家法蓝瓷经营网店中销售。

（吴静《两岸故宫博物院文化创意产业开发模式研究》）

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世士子的读书指南，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以此为基础，后又演化出徐与乔《五经读法》、周永年《先正读书诀》等等。与前现代社会的诸种事情一样，读书之法也存在古今之变，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大。《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所以，古人特别反对把读书只是当成“辞章记诵”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里，特别重视如何读书也就不奇怪了。

南宋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读书要“求所以入”，就是要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若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这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要“用得透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王国维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而是虚心涵泳，然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了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这个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相对应的。到了明代，从小学（明代叫社学）开始，到科举求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教科书，读书的过程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的历程，从小就开始这样反复训练，“日以义理浸灌其心”，长大了自然就可以达到使“心术归于正”的目标了。

（选自2018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