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也称族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题的家族世系繁衍的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家谱有约3000年的历史，素来与国史、方志并称为“三大历史文献”，属珍贵的人文资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

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是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现今可以知道的最早的家谱雏形，是殷商时期留下的一片牛肩甲骨，现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乃武丁时期所刻，是某一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之记录。另外，商周两代，还有刻录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家谱。周代的《世本》，曾对创作《史记》有过参考作用，目前学术界公认它是中国家谱的开山之祖。战国时代的《春秋公子血脉谱》，启我国家族史籍以“谱”名之先河。

周代的《世本》，在于“奠系世，辨昭穆”，它所奠的系世，是周宗室的帝王世系；所辨的昭穆，是尊卑贵贱的亲疏。完全是为推行宗法分封制度，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已经“礼崩乐坏”，趋于瓦解。到了汉高祖刘邦“徒步有天下”，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至东汉时已由世族和宗族代替了，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两汉的家谱功能是为恢复、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的统治服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势力极度膨胀，选用官吏实行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家”，官之任用，“不考人才行业，空辨姓氏高下”，“有司选举，必稽谱牒”，“家之婚姻，必由谱系”。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主要依据。与之适应的是修家谱之风极为盛行，国家设谱局，置谱官，“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同时，伪造世系门第的造假现象应运而生，由“尚官”“尚姓”至于“尚诈”。唐朝初年，修谱继续为官府垄断。为了打击旧有的门阀势力，抬高李氏皇族社会地位，唐太宗李世民组织力量编纂《氏族志》，“以今日官爵为等级高下”。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庶族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出仕；“婚姻不问门阀”，新兴的庶族地主、商人在社会上获得了应有的地位。直到宋代，家谱编纂方式由过去主要是官府修谱发展为私家修谱。家谱功能上也由过去主要是出仕、联姻的政治功能转变为“尊祖、敬宗、收族”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教化功能。明清以来，私修家谱之风盛行不衰，目前存世的家谱绝大多数是清代以后撰修的。

“凡国必有史，有家必有谱。”家谱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一个家族、家庭的历史文化汇总和历史档案。同时家谱对历史学、人口学、民俗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因此，续修、新修家谱既是一个家族的头等大事，也关系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戈壁绝尘

严风华

在山水秀丽的南方，我们实在很难想象戈壁是什么样子。

当我飞临甘肃的上空，从飞机舷窗往下一看，我立即目瞪口呆。

飞机下面全是山，是我从没见过的如此辽阔无边、连绵成片的群山。但山山皆秃，没有林木遮掩，没有河水流淌，仿佛一群肌肉发达的或蹲或卧的虎豹全都被扒光了皮毛，光着身子任由太阳炙烤，而导致皮肤干裂，变得全身灰黄，毫无光泽和血色。

噢，大西北，裸露的大西北，灰黄的大西北。

落到地面，戈壁滩的苍茫赫然入目，我的感觉就不仅仅是目瞪口呆了。

四周环顾，没有人影。天和地之间，是一条平直的线。遍地里，每一颗沙粒、石块，每一堆沙土、乱石，每一条干枝、枯草，忽然都活了起来，仿佛就是词典里挣扎着跳出来后散落一地的词，一个个都代表着孤寂、干渴、饥饿、迷失、慌乱、恐惧、死亡这样的词义。捡起来读，心会发毛，手脚颤栗。

我知道我来到了曾经的古道——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最早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命名的。想必当年肯定是一条充满灵性充满浪漫的路吧，常常是驼队不断，马蹄声脆，绸缎拖地，五彩缤纷，轻柔而曼妙。也许我站立的地方，就曾经有驼队小憩过。夜色里，篝火灿烂，奶茶飘香，烤肉诱人，说不定地面上还残存着当年的残骨或木炭。

望茫茫旷野，已经看不出半点当年的喧嚣，看不出轻柔而曼妙的景况。一种苍凉的气息如同空气一样，弥漫在戈壁的地面和上空。当我被戈壁的苍凉淹没了全身之后，很快就对这片辽阔的苍凉产生了敬意。

我听到了脚步声，一阵一阵的，由远及近。西汉的张骞，第一个穿过了西域的苍凉。

建元三年，张骞告别汉武帝，率随从百人，首次出使西域。张骞的队伍，一字排开，夹杂着马蹄声、驼铃声和人的脚步声，一路浩荡，经陇西，过敦煌，日行夜息，让这不曾出现过人烟的戈壁第一次留下了一串串人的脚印。元狩四年，张骞第二次奉命出使西域。张骞几经周折，前后花了数十年的时间，终于用脚步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孔道，丈量出了一条惠泽四方的丝绸之路。

张骞无疑成了功臣，名垂青史。但两千年了，丝绸之路的砾石、风沙早已把张骞的脚印埋没得毫无踪影。而且，这条古路也早已停止了运行，但张骞的故事依然流传在这一片辽阔的苍茫里。

很幸运，在这条古道上，在这一片荒漠里，有一些事物竟能经受住风沙的冲刷，留下了足迹。玉门关玉树临风，最为坚贞和强悍，这是我的戈壁之旅最强烈的印象。

玉门关是汉武帝为确保丝绸之路安全与畅通，大约于公元前121—107年间下令修建的。这是一座四方形小城堡，周边无一建筑，唯见茫茫沙砾，空旷无人。尽管日月侵蚀，已经显出破败，但它那种孤傲和霸气，依然镶嵌于城墙中，巍然不动。唐边塞诗人岑参曾作《玉门关盖将军歌》：“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但欢娱……”其时，守关甲兵多达五千，其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但今天它难免寂寞了。当年的热闹不再，当年的雄关已成文物。它只能作为历史的见证，为后人努力地与日渐一日的衰败和冷清抗争。

丝绸之路所经之处多是无边无际的荒漠，但因为有这么一些人的到来而变得热闹。自张骞之后，穿越过戈壁滩、大沙漠的人，还有大司马霍去病，西域第一任都护郑吉，西域行军司马班超，高僧法显、唐玄奘，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当然还有许多的无法记入史册的无名小卒。他们当中，有的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守护者，也有一些掠夺者、破坏者。正因为有了这些人，丝绸之路才有了悲喜交加的历史。

但一切都归为苍凉。那些人来时，步履匆匆，搅得沙飞石走，尘烟骤起。但时间一长，尘埃终要落地。后来者，看着前人留下的废墟，一番唏嘘之后，却找不到他们的脚步了。谁都是戈壁的过客。我长久地站在那儿，感受着那一片苍茫，渐渐又被苍凉淹没。戈壁如果没有丝绸之路贯穿，那只是一片荒漠；丝绸之路要是没有那一群人走过，那条路就必然寂寞；那一群人如果没有留下悲喜，那就没有了苍凉；人要是没有经历苍凉，那就是苍白。

苍凉是戈壁的神。

(节选自《2011中国年度散文》，有删改)

《张迁碑》的书法艺术

东汉《张迁碑》方厚凝重的笔意往往被学书者看作治疗笔弱之病的良方，因而学习《张迁碑》如果不能够得其“方”，也就谈不上得其情味，更谈不上登堂入室了。基于此认识，不少学书者在临习该碎时，常常会刻意摹画，甚至夸张其笔画的“方”形，力求做到棱角分明。但是这样处理的结果却不能尽如人意，随之而生的，则是死板、僵硬、做作等问题。那么，对于《张迁碑》的“方”，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

从笔画层面上看，《张迁碑》的“方”主要是由刀刻二次加工所致，例如“也”“门”“贡”等许多字都表现出浓重的刀刻痕迹，因而，当有些人还过分着眼于《张迁碑》笔法之“方”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落入了窠臼。由于刀刻痕迹浓重，我们很难从中清晰地看到毛笔锋颖最初运行的痕迹，所以《张迁碑》的“方”，绝不能仅仅从笔法的层面去理解，而需要悉心体会其中丰富的意趣。这种“方”的意趣具有两种内涵。其一，峻而能健。“峻”指的是方硬之中棱角分明的审美意味。梁武帝萧衍在《答陶隐居论书》一文中曾云：“婉婉暧暖，视之不足；棱棱凛凛，常有生气。”可见在笔画的起收处表现出鲜明的棱角，便能增强笔画的力感，展现出令人肃穆的精神。但这种棱角必须具有特殊的质感与生命力，才会表现出丰富的意态美，否则会有单薄死板的弊病。《张迁碑》的方笔往往具有浑厚饱满的张力，这种张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健”。例如“迁”字的末笔波碟，在方峻中饱含了强劲的筋力，这种“筋”的质感极大增强了方笔的表现力与感染力。其二，峻而能朴。所谓“朴”即指一种自然成形、毫不做作的审美意味。不少人在临习《张迁碑》时，常会把方笔处理得呆板滞涩、机械雷同。但我们仔细品味《张迁碑》的方笔，可以发现其魅力不仅表现为劲健的力感，更体现在形态不一的笔形上，这是一种朴实无华、自然尚真的秦汉文化精神的自然流露。例如“吾”与“兴”字的长笔横波就很有代表性，前者犹如凝重的青铜古器，而后者则好似曲铁古藤。因此作为临习者，如果不能发现与品味其中多变的情味，而仅仅囿于机械的方形，那结果无疑是缘木求鱼。《张迁碑》中多变的笔形能够自然生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笔画的形态是随势而生的。比如“吾”字，笔画较少，浑厚的横波就可以大大充实字内的空间，其产生的张力足以使其他笔画聚拢在它的周围。而繁体字“兴”的笔画较多，尤其是上部点画的分量很重，因而其横波一方面要显现出力扛千斤的韧性，同时笔形又不宜过重，以免产生气息滞涩的问题。只有做到“朴”“方”，字体才能具有特殊的生命感，我们临碑的过程，也才会具有一种真正的书写感。

南宋姜夔说：“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耳。”这本是用来说明魏晋楷书体势生动自然，毫无刻意做作的痕迹，在此借以说明《张迁碑》的体势之美也合适。

（选自虞晓勇《方峻端浑 古趣盎然——汉〈张迁碑〉的书法艺术》，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