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深入空间，去探索那些困惑着我们的重大科学难题，如宇宙的起源和演化、生命的起源和演化、太阳系的起源和演化等。尤其是，人类起源这一令人迷惑不解的难题一直激励着我们探索的热情。我们总会发问，我们来自何方？是否存在地外文明？

利用空间技术，去探索发生在空间的物理、化学和生命等自然现象，将获得在地面上无法得到的崭新知识，把科学推向新的前沿。利用空间环境中高真空、超洁净和飞行器运行获得的微重力等特殊条件，有利于电子材料、光学材料、金属材料、高纯材料、玻璃金属、薄膜和生物制品等的研究，从而生产出在地面上难以产生的多类产品。特别是，利用运行在地球空间的各类应用卫星，如气象卫星、海洋卫星、资源卫星、导航卫星和通讯卫星等，为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服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多种社会需求。

（摘编自空间科学和技术综合专题组《2020年中国空间科学和技术发展研究》）

材料二：

2010年，在中国进行月球探测的历程里，“嫦娥二号”发挥了承前启后、持续发展的先导作用，“嫦娥二号”发回的分辨率为7米的全月球地形图，是全世界覆盖最全、精度最高的一张全月图。

2013年，“嫦娥三号”发射成功，使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实施着陆器和月球车软着陆月面，开展“就位”和“巡视”联合探测的国家。

2017年，“嫦娥五号”即将启程，在月面铲取和钻孔取样并带回地球。

2018年，“嫦娥四号”的轨道器、着陆器和月球车将对月球背面开展联合探测。在地球上永远看不到月球背面，人类也没有实施过月球背面的专项科学探测，“嫦娥四号”的探测预计将获得一系列的新成果。

（摘编自欧阳自远《深空探测未来可期》）

材料三：

截至2016年底全球实施的空间探测任务次数

注：发射次数/成功次数。

（摘编自卢波《2016年国外空间探测发展回顾》）

材料四：

近年来，深空探测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推动深空探测发展的原动力则是科学探索与技术进步。技术发展是人类破解科学难题的手段和工具，而距离遥远是实施深空探测任务所面临的首要技术难题。该难题主要表现为：长时间飞行的能源动力问题、远距离飞行的测控通信问题、深空飞行的精确导航与控制问题以及对深空环境的适应性问题等。正是这些问题的出现，才促进了利用核裂变产生的能量为探测器提供能源的空间核电源技术、通过电场力将带电离子加速喷出形成反作用推力的离子推进技术，以及高频段测控通信技术、光通信技术和深空自主导航与控制等技术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利用太阳光压作为动力的太阳帆等新概念和新技术的出现。

尽管中国在深空探测领域起步较晚，在诸多方面还是空白，但是相信随着各种高精尖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将不断加快向更远深空迈进的步伐。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深空探测之路，发展经济，集中全国优势力量，支持我国航天强国建设。中国的深空探测活动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重大贡献。

（摘编自崔平远《深空探测：空间拓展的战略制高点》）

最近，媒体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文件中提出的“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引起了关注。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于2015年12月20至21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分析了城市发展面临的形势，明确了做好城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论述了当前城市工作的重点，提出了做好城市工作的具体部署。

住建部解释，“封闭小区和单位大院确实存在问题，主要是它影响了路网的布局，形成了‘丁字路’‘断头路’，是造成交通拥堵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影响了社区居民的出行”，至于“逐步打开封闭小区”，住建部表示要全面理解好“逐步”两个字。

“逐步”就是要有计划，要有轻重缓急，并不是“一刀切”，也不是“一哄而起”，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拆围墙”。“若干意见”只是对这项工作提出了方向性、指导性的要求，具体实施中还要制定细则，特别是各省份、各城市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办法。住建部承诺“实施逐步打开封闭小区和单位大院的城市，都会考虑到各种实际情况，考虑到各种利益关系，依法依规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和居民的诉求，切实保障居民的合法权益”。

“大院”问题在我国一些大城市已成痼疾，这也是国家下大力气推动“街区化改革”的重要动因。以交通为例，造成拥堵的一大原因是“微环系统”不畅通：大块大块的地被各大院占用了，公用的小街小巷少了，久而久之大家都跑到主干道上去，造成主干道堵塞。据统计，全球城市平均每平方千米有大约90至100个路口，北京却只有不超过20个。改革开放前。占地面积比较大的主要是机关大院、部队大院，而现在是房地产商修的商品住宅小区，往往是几百亩几百亩地“圈地”。这不仅给城市居民出行带来不便，也拖累服务业整体发展。

“街区化改革”意见出台后，不少人表示担忧。比如害怕政府短时间内要求所有住宅小区都向社会开放，道路变为公用。事实上，“街区化改革”采取的是增量式策略，所谓“老区老办法、新区新政策”，近段时间应当将重点放在如何让新批准建设的小区不再封闭。新建小区没有形成固化的利益格局，权益、配套设施、法律等各方面问题比较容易厘清。存量改革即对既有封闭式商品住宅小区的改革，最关键、最复杂也最敏感，必须慎之又慎。

“城市街区化”后是否会导致犯罪率上升是舆论关注的另一个焦点。随着高科技警用装备的使用，我们已具备街区开放的技术条件。国内绝大部分城市都安装了数十万个监控探头，能够实现对城市无时差、无死角的全覆盖。如果辅之以更加精细、高效的巡警制度，改变依靠街道居委会进行治安防控的封闭式管理，相信治安问题会迎刃而解。

从城市规划的角度，街区制是城市建设布局的一种形式，特点是在城市规划的道路边建设房子，且不设围墙，优点是可以增加公共道路和路网密度，缺点是居住区楼下的车流增加、车速更快，增加了老人和小孩的交通安全隐患，增大了居住区的近噪音干扰，会降低居住的舒适度和生活品质；在国外，现在有许多国家意识到街区制的缺陷，开始推广适度规模小区制（边距不超过200米，总面积不超过50亩），有利于兼顾公共交通和居住品质。

然而，街区制的意义不光是城市建设规划，还有一个社会治理模式变化的问题。从全国看，真正由业主们掌握的业主委员会并不多，许多小区建成十年八年仍然没有建立业主委员会，其管理权仍然掌握在开发商所掌握的物业公司手里。对此，不少地方政府是不好管、不愿管、不能管，由此引起的物业管理矛盾随处可见。实行街区制后，相应的物业管理法律法规应当修改，居民们应当有更大的话语权。

对拆墙让路原则，有人认为住宅区内的公共空间属于全体业主，不能侵占。对公共交通影响不大的小区，业主们又不同意让路，当地政府不可以也没必要强行推动。但对于那些严重堵塞城市交通的小区，政府依据城乡规划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在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的情况下，可以按照程序进行城市规划的调整和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收回，但是要按照征收征用的规定给予业主合理补偿，不能白占。

隐逸文化的精神价值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陶渊明的这一声清啸，引得林泉激荡，岩穴来风，千载之下尚令人追慕不已。其实，这并非陶渊明有卓异之处，而是因为隐逸文化实在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翼，它不仅存在于传统文化的深处，而且以一种潜隐的方式存在于现实生活的深处。

如果从传说中的巢父、许由算起，中国的隐逸传统应与民族的文明史几乎同源，隐士亦不下万余人，有文献记载、事迹可考的就有几千人。中国隐逸文化的源头应当追溯到孔子。孔子当然不是隐士，甚至还明确反对过隐逸，但他的思想里却隐含着许多隐逸成分，中国后来的许多隐逸思想就是由此发展来的。孔子终生都在宣扬、推行和维护代表儒家文化理想的“道”，但他还提倡“无道则隐”。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明哲保身、存身以成仁等观点，作为他隐居求志、待时而动的必要补充。

庄子则是中国隐士的正牌祖先，他不仅本人是大隐士，而且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的隐逸理论。他否定一切世俗的功名利禄，使之不扰于心，并进一步卸除了一切社会责任，使自己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存在。这还不够，他不仅要隐身，更重要的是要隐心，通过艰苦的修炼，彻底荡除喜怒哀乐的情绪，即使“大浸稽天”也不感到潮湿，“大旱金石流”也不感到炎热，由纯粹的自我存在升华到了纯粹超然的精神存在。这样，庄子就什么也不依靠，做到了真正纯粹的“逍遥游”。庄子的隐逸思想是一种面对社会精神牢笼的觉醒，对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一直起着强烈的破坏作用，经过封建士大夫和隐士的发扬，这一思想基本上是作为积极因素而发挥作用的。

儒道两家的融合互补为传统的隐逸文化奠定了基础。到了汉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强固，隐士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就出现了以东方朔为代表的朝隐，它体现了传统隐逸文化的初期特征：注重现实功利；魏晋时期，随着大一统政治意识形态的解体，出现了林泉之隐，它更多地体现出传统隐逸文化中精华的一面；由于唐代的包容性，反而使得隐逸文化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出现了具有浓厚的实用色彩的中隐；至宋代，整个传统文化走向内倾，注重精神超越的酒隐就应运而生了。明清时期的壶天之隐既是传统隐逸文化的总结，也是传统隐逸文化的衰落。

应当说，没有士人就没有中国的古代社会，而隐士则是士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中最优秀的组成部分。在此必须指出的是，隐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绝不仅仅指那些啸傲山林而不问世事的人，更重要的是指隐逸传统、隐逸文化，凡是具有浓郁的隐逸意味的人在此都应被当作隐士来看待，因为隐逸思想使他们升华了人格，丰富了社会价值。隐士人格的强劲的辐射力和隐逸文化的强劲的张力使任何板结顽固的社会土壤都不能不为之松动，从而为历史文化灌注新鲜的活力。

（有删改）

罗素在其《中国问题》一书中，有这样一个观点，耐人寻味：孝道并不是中国人独有，它是某个文化阶段全世界共有的现象。奇怪的是，中国文化已达到了极高的程度，而这个旧习惯依然保存。古代罗马人、希腊人也同中国一样注意孝道，但随着文明程度的增加，家族关系便逐渐淡漠。而中国却不是这样。

中华文明绵延至今，文化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之所以能生生不息，与对孝道和家庭的重视密切相关，而对孝道和家庭的重视正好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生命观。那么，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命观是什么呢？

从总体上来讲，人类社会有三种生命观比较具有代表性。

一种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两希”文明生命观，他们认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人类也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了人类并赋予灵魂，而灵魂是不死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听从上帝的旨意，生命的个体性很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另一种是以婆罗门教为代表的生命观——印度文化生命观，是轮回的生命观。婆罗门教认为，生命是神创造的，而且生命是轮回的，一个生命阶段结束后会再有一段生命，这也是一种个体的生命观。他们的生命意义更看重于我下一世如何，这一辈子的自己为下一辈子做准备。

第三种有代表性的生命观是中国儒家和道家的生命观。儒家和道家的生命观是一种整体的生命观。它认为生命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任何神创造的，所谓“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这是一个阴阳和合的自然现象。这种生命观认为，生命不是一个一个独立的生命体，而是相互关联、前后相续的，个体生命只是整个生命链中的一段，个体生命有生就必有死，而人类的整体生命则会通过下一代接续下去。《礼记·祭义》中引曾子的话说：“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意思是，子女的身体是父母身体的继续，也就是其父母生命的延续。《周易》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俗语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等，如何为下一代、为后人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是这种生命观的重要责任。这是从纵向来看。从横向来看，在儒家的生命观里，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乃至五服之内的亲属之间，都有血脉亲情，彼此之间都是有责任、义务的，这是天伦。

血浓于水，这是中华民族独特生命观观照下的平常道理。这种观念对40年来中国经济的腾飞是有直接影响的。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在中国腾飞的众多因素中，有一种力量异常强大，这就是华人华侨，他们归国投资，引进技术和资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早期的起步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印度的侨民不比中国的少，但是他们的故土意识和中国完全不一样。背后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就是这两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就是各自的生命观。这是文化软实力影响硬实力的一个典型例证。

（节选自《中国青年报》，楼宇烈《家是中华文化的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