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和箫

孙犁

我们又在白洋淀里集合了。

我重新看见了那无底洞一样的苇地，一丈多高的苇子全吐出荻花，到处有苇喳子鸟的噪叫，一个夜晚，我和一个专摆渡游击战士的船夫约好，到淀北边一个偏僻的小庄子上去，对好暗号，跳了上去。借助星光和经验，我知道那是一只放鱼鹰捉鱼的尖底的小艇，只能坐两三个人。我倒坐在艇的前面，船夫站在后尾上撑起蒿来。

船夫默默地拨弄着小艇前进，离了岸到水深处就加快起来。眼前是一片茫茫的水，船划过荷茎菱叶，嚓嚓地响，潮气浸到眼皮上来，却更有些清醒了。我开始想到这也是和大菱二菱旧游之地，现在我们就要在这里和敌人决战了。我忽然小声问：“同志，你这是只磨船吧？”

“是啊！”他的声音更小。

“白天还放鹰吗？”

“看事。有了抗日的事儿，别的全二五眼！”

“鱼还多吗？”

“多个屁，鬼子一来，人间百物全都晦气，鱼鹰，他们看见了全要抢去杀掉！”

他即刻制止了我说话，他用篙尖敲了敲我，连船划水的声音全寂然了。一会儿，在西边远处，一个火亮一闪，就是一梭机枪。

“我们的队伍。”他低低地讲了一句。

当船将要靠近北岸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就在这个地方，”他用篙触一触一个久已作废的渔人撒网站立的棚台架，“两个女孩子死得好惨。”

他说着，身子很像站不稳，船也摇摆起来，他继续说：

“同志，我也是五十岁的人了，也伤过几个儿女，可是没比这一次伤了我的老心。

她们，就坐着我的船啊。刚上船来，你没见过那股欢喜劲儿，大的也不过十三四岁，那小的也就有十岁，还有像你这样的一个同志带领她们，一上船那大孩子就说：‘可不怕了，在这里我们就不怕他们。’你知道，那些孩子也是和我们一样，在敌人的炮火里爬过来跳过去啊。那孩子说了就趴在船帮上洗了一个脸，把一个多月小脸上带着的烟火气汗土、眼上的泥污全洗了个干净。我没见过那样俊气的孩子，我看见了这样可爱的孩子，我就忘去了我那死去的孩子了。可没提防岸上那片苇地里一小队鬼子跑出来，就用机枪向我们扫射，那大同志把那个小女孩子拉到自己怀里，卧倒下去，他是第一个死的，当我赶紧拨转船想跑，那大女孩子就直栽到水里去了，临死我还看见她那新洗过的俊气的脸，就是我这老没死的倒钻到水里逃了命。”

我听下去，无数我认识的孩子们的脸就一一出现在眼前，我检阅着她们，我也一一检阅自己的心、志气。我在孩子们的脸上，像那老渔人的话，我只看见了一股新鲜的俊气，这俊气就是我的生命的依据。

那老船夫最后一篇把船撑到岸上，临别他又说一句：“就为了这两个孩子，我也要千到底啊！”

我在岸上停了一刻，看见他急转回船去，箭似的走了。再看那久已作废的渔人撒网站立的棚台架，已经不能辨认，我从那茫茫的一片水里像看见了大菱和二菱。

我走向那约定工作的小庄子上去，我甚至忘记了那附在我裸露的腿上像马蝇一样厉害的蚊蛇。我整天就在那一个小庄子上工作，一股力量随时来到我的心里。无数花彩来到我的眼前。晚间休息下来的时候，我遥望着那漫天的芦苇，我知道那是一个大帐幕，力量将从其中升起。忽然，我也想起在一个黄昏，不知道是在山里或是平原，远远看见一片深红的舞台幕布，飘卷在晚风里。人们集齐的时候，那上面第一会出现两个穿绿军装的女孩子，一个人拉南胡，一个人吹箫，演奏给人们听。

（有删改）

材料一：

预付式消费是一种新型消费模式，具有“先付费，后兑现”“一次性付款，多次消费”和消费周期长、消费不连续等特点。它是一种典型的信用消费，完成整个消费过程的基础是经营者持续经营，并信守与消费者的各项约定。预付资金的本质是购买商品（或服务）的预付款。消费者在购卡享受各种优惠的同时，应当了解，预付款不同于“定金”，它只是提前支付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款项，对交易双方并无其他惩罚性约束作用，一旦经营者不能履行交易约定，消费者只能要求经营者退还预付款。

关于预付式消费的几点建议：冷静地分析哪些是近期会频繁发生的消费，针对这一类消费考虑办理预付卡；要控制消费冲动，尤其不要被经营者的大幅度折扣吸引。

（摘编自搜狐网《办了卡，商家跑路了怎么办？》）

材料二：

所谓预付式消费，即通过网上办理或实体店办理预付费的消费模式，一次性付款但分期消费，单次消费金额比不办预付消费要便宜。

对于怎样的商户可以发行预付卡、发行预付卡是否要有资金账户的监管，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对此没有相关规定，所以市场监管部门很难进行有效监管，只能亡羊补牢。预付式消费一方面有利于商家提前回笼资金、锁定客户，另一方面也让消费者获得实惠。但近年来预付式消费隐藏的问题越来越多，背后的原因引人深思。

对预付式消费应当制定一些规则，如明确具备相关资质才可从事预付式消费；预付费资金应有资金监管；从事预付式消费的企业应缴纳保证金；应保障消费者对预付费使用情况的知情权。

（摘编自《预付式消费乱象何时休》等，《法制日报》2019年6月13日）

材料三：

记者：最近，有关预付卡风险的话题再次受到人们关注。您对预付卡持什么态度？

邱宝昌：预付卡消费，于消费者而言是一种相对比较新的消费模式，于经营者而言也是一种比较新的经营模式。这样的消费经营模式对消费者和经营者都有利，消费者可以节省费用，经营者可以克服经费不足的困难，解决资金周转问题。如果在正常经营的情况下，这种预付卡模式对经营者和消费者而言是双赢，所以法律没有禁止这种模式。

朱巍：办理预付卡可以享受折扣，为消费者省下不少钱，但在办理后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如服务态度转变、存在霸王条款等。因此，办不办预付卡，要看具体商家的具体做法，看商家是否值得信任。

记者：退卡退钱商家不得拒绝，但有些风险是消费者无法预见到的，比如资金链断裂无法给消费者退款，或者商家卷钱跑路。遇到这种情况，消费者如何维护权益？这种乱象应如何规范？

朱巍：办理预付卡的钱应该由第三方监管，并非由商家直接使用，消费者每消费一次商家可以从账户中提取一次，这样可以避免预付卡资金的控制权直接掌握在商家手中，也避免了商家在监管部门监管范围以外将钱挪用。

当下，我们应该考虑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未雨绸缪。一是消费者要擦亮眼睛，尽量不要办这种卡，如果要办卡必须谨慎签订合同；二是引入第三方对账户进行监管，如果第三方监管不到位，让钱进入商家账户，消费者不用承担损失。

对于预付费模式，可以不禁止，但应该加以规范，给予必要的指导和规制，从而让这种新型消费模式健康发展，在保护好消费者利益的同时也避免经营者犯错误

（摘编自《建规立制推动预付式消费健康发展》，《法制日报》2019年6月13日）

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建设现代民族文化的基础，也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的丰富和贡献。因此，必然要从全人类的视角来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但是，站在全人类文明史的宏观角度来保护为一时一地的人们所拥有的文化成就，这本身就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不应将之封闭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中。要尊重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者在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中的自由选择意志。当地民众往往希望摆脱传统的“包袱”，希望谋求本地区的现代化发展。这种要求本身无可非议，但是其中的得失和代价也许不是每一个人一开始就能清晰认识到的。有时候当事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抛弃的东西有何价值，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抛弃会在无意间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无可弥补的遗憾。因此，我们必须寻求一种途径以调和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承之间的矛盾。

个人群体和整个世界一样，对文化的追求都是多样的。当人类为了自身的健康发展而要求保护多样性文化的时候，生活在特定文化中的群体和个人，同样应该有对多样性生存方式的选择自由，不应该也不可能要求他们为了世界保存一种生存方式，而将他们的生活封闭在固定的时空中，使他们成为世界文化多样性追求的牺牲品。否则，对文化传承者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我们的追求如果缺乏必要的自省和自律的话，客观上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或限制了特定群体或个人对文化多样性的自由选择。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一些技艺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舍弃了主体，那我们还能面对什么呢？在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它本身也是我们改进方法和理论的一个契机。只有当我们在工作中把民俗文化的创造者和继承者也纳入到我们工作的视野中来，把他们的主体性现实境遇和要求也切实地考虑进来的时候，我们的抢救和保护工作才可以说真正有了对人的关怀。这个人不仅是抽象的全民族、全人类，而且也是具象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只有兼备了这两种“人的关怀”之后，我们对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的立场才是完整的。

尊重传承文化遗产的特定群体或个人，要遵循历史发展的要求，当然亦应很好地协调自由选择与继承传统之间的矛盾。而处理这种矛盾，并不能单纯靠行政命令法律裁决解决，它需要传承者同行政部门、学术界、实业界等多方的平等对话，甚至可能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做出道义上的鼓励和财政上的支持。从局部的和短暂的利益来看，或许可能出现做出某种牺牲的一方；而从全局的和长远的利益来看，所有参与者乃至全人类世世代代都是受益者。

（摘编自刘魁立《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产保护》

“文学是人学。”文学关心人，关怀人的命运和处境，从根本上说，就是关怀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命运。今天的“人”，不仅同“类”，而且同“村”。所以，文学在关怀单个人的时候，归根结底是在关怀整个人类。现今世界，高科技把所有人不分民族、不分肤色、不分区域地都“互联”到一起，人类的命运也就更加密切地融为一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使得“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更加深刻和丰富，成为新时代文学创作的重要指导方针。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天下情怀和理论主张，是孕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基石。《尚书·尧典》记载：“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是说国家之间应该和谐相处。《周易》认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威宁。”这里明确勾画出万国安定团结、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图景。《礼记》认为圣人乃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吕氏春秋》认为“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并逐步形成“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观念。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追求“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力图建构起一个人人各得其所、共享发展、友好相处的美好社会。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观照文学创作，有助于重新认识和研究世界文学的内在发展规律，深入分析和解读经典文学作品中蕴含的精神内核。这可以在更加开阔的视野上发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渊源，同时推进文学创作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开展文学创作，可以让作品具有更饱满的人性价值和更深邃的思想价值。

世界文学经典实际上都曾经历史性地参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在西方，古希腊文学中“人本意识”的觉醒，表现为开始认识自我，表现为以人为中心观察世界。斯芬克斯之谜寓意无穷，深藏着“认识你自己”的哲学意蕴，反映出古希腊人对“人”的思考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巴尔扎克深刻地批判了现代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扭曲，探索着现代文明的走向，他的小说对人类前途和命运有着深切的关注。庞大而又奇特的《人间喜剧》展现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人情世俗，揭示了人被物化的历史悲剧。“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唤重视人的价值，鲁迅创作的重心就是主张“立人为本”。进入新世纪，刘慈欣在科幻小说《三体》中进行大胆的设想：当更高级的三体文明碾压人类文明时，人类文明将如何生存？刘慈欣痴迷于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自始至终都贯穿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切思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表达了全人类共同的信仰、信念、理想和追求。

（摘编自郝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观照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