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形莫善于画”。造型，是绘画之所以为绘画的本质属性，中国画也不可能是例外。而所谓造型，即以客观为对象的物我交融，以形似为前提的形神兼备的形象塑造，所以，它的基础是客观形似。这就是所谓“写实”，其实质决非真实的再现复制，而是典型地拉开与真实的距离。唐宋时期的中国画，我们通常称作画家画，便是在这上面用功夫，是谓“画之本法”。要想成为画家，必须过造型这一关。

明清时期勃兴的文人画也即“写意”画，它改变了中国画的造型本质，而以笔墨为中心，对于形象的塑造，它注重的是主观和神似，而不再是客观和形似，这样的形象，区别于“写实”，又称“意象”。文人画家则又称“利家”，以区别于专业画家的“行家”，他的用功，主要也不在“画之本法”的造型，而在“画外功夫”的诗文、书法。但问题是，过不了造型关，却拥有极高“画外功夫”的偏才实在少之又少。所以，就如用钱锺书等个别人的成就，来否定高考、取消高考，大学的教育一定沦于“荒谬绝伦”一样，一旦用董其昌、石涛等个别画家的成就，来否定造型、取消造型，中国画的发展也一定沦于“荒谬绝伦”。然而，文人画家们以其居高的话语权，却恰恰以董其昌、石涛为例，否定、取消了中国画的造型原则。他们认为，从上古绘画的不能形似，到古典绘画的高度形似，再到现代绘画的不要形似，是不断进步，讲求机械的“写实”，则“直如照相机，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何贵乎人邪？何重乎于艺术邪？”所以主张“写意”，就是“不与照相机争功”——不想想，难道摩托车发明后，就得取消跑步比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国画家普遍拙于造型，并以拙于造型为荣，工于造型为耻。所以，不仅新文化人发起“美术革命”，对文人“写意”画的风靡提出严厉的批评；传统的国画家中如张大千、谢稚柳等少数有识者，对文人“写意”画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它不过是中国画传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是池沼而不是江海。谢稚柳明确表示：“中国画是写实的。”张大千再三告诫他的学生：“要学画家画，千万不要学丈人画。”

反观坚守文人“写意”观者，把灵活性当作原则性，把特殊性当作普遍性，以钱锺书的成功为例坚决主张取消高考，“家家石涛，人人昌硕”，固然做到了“画之本法”的“形式欠缺”，又有几个具有“画外功夫”的“精神优美”呢？至以高考不过关就意味着具有偏才，以“形式欠缺”了就意味着“精神优美”，“逸笔草草”就意味着所抒发出来的就是“胸中逸气”，并斥高考过关者为庸才，“形式周密”者为“精神不美”，为匠气，在逻辑上也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所选文段有删改）

网络文学在类型写作中不断进化

邵燕君

据2018年相关统计，中国网络文学用户已超4亿，注册作者超过1000万。“零门槛”使网络文学拥有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作者队伍。其中一些作家通过筛选，获得和网站签约资格，再经过激烈竞争，一部分成为职业作家，而只有极少数脱颖而出，成为一线作家。

有人说，在以类型文学为主体的网络文学界，绝大部分写手都是跟在流行类型后面模仿炮制。然而，这些似乎千篇一律的“套路文”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读者乐此不疲呢？其价值在哪里？

网络文学读者们有自己的一套语汇称呼那些跟风模仿的“套路文”，如“速食”“快餐”“粮草”“干草”，背后的心理是，这些“套路文”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套路本有价值，并且是原创价值，就像老北京炸酱面的独特配方。只不过，网络文学套路配方是开放式的，有开创者，没有专利拥有者，是在无数“跟进”创作者的积累中自然形成的。可以说，类型套路是网络时代的文学发明，扎扎实实的类型构成网络文学的“核心资产”。

一般说来，套路是对一种流行类型的模式总结，是一套最易导向成功的成规惯例和写作攻略，那么，那种流行类型是怎么来的呢？答案却是不可预测。网络文学发展20年，借助媒介优势，创造出远远多于纸质类型小说的类型（大类几十种，小类不计其数），但是，基本没有哪一种类型是作者或网站设计的结果。往往是一本书火了，引爆一个类型。网络文学自建立VIP在线收费制度以来，无数作者想迎合读者口味，但问题是不知道怎么迎合。原因是，读者也不知道自己还喜欢什么。他们知道的都是已经被戳中的“萌点”，那些已成套路。

所以，一本引爆潮流的书，就是把一个时期一个人群的心理赋予文学的形状――这本身就是一种发明，如果再能发明一种特殊的设定，就能把这种心理放置在一个叙述模式里，放大其尺度，以便全方位地开掘、拓展，有层次、有节奏地满足――这就发明了一个类型。在类型文发展的过程中，就会形成类型套路。

在网络文学的创作实践中，类型套路的形成总是一项众人参与的群体工程。当一个类型空间被打开后，就会引来很多跟进者。这些跟进者未必只是模仿，很可能同时也在创造。他/她未必是很有文学才能的人，但在一个“新大陆”被勘探之际，想出一个脑洞、戳中一个萌点、开发一个桥段，都可能引起读者关注。待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会有“集大成”的作家将该类型推向高峰。这样的作家还可能同时出现几个，那就会有几种不同的风格。之后，可能还有升级换代。直到所有功能都被开发尽，招数变老，就会形成“套路”，这时可能出现“反类型文”，这就意味着这种类型被“终结”了。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套路是某种类型的背影。类型过时了但并没有消失，会成为后来类型的背景设定，所有的类型元素都将进入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被反复重组挪用。有些类型或许产生不了高质量作品，但不能因此低估类型本身的重要性。

网络文学20年的发展，无论从社会功能而言，还是从文学成果而言，都值得肯定。我们今天总结网络文学20年发展的成果，可以从类型入手，这些类型本身就是重要的文学成果。

（选自《人民日报》2019年4月9日，有删改）

《时间与传统》序言

张光直

①布鲁斯·坎格尔教授的《时间与传统》是一本讲考古学理论的好书，在美加考古学界也是受人尊敬和重视的一本书。它的中译本对现阶段中国考古学的进展应当是有积极影响的。

②考古学理论在中国一向不大受人重视。最近两年来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年鉴》对当代中国考古研究活动固然是很可靠的反映，但里面却根本没有涉及“考古学理论”这个范畴。可见，“理论”这件东西在当代中国考古活动中可以说没有什么地位。我相信中国考古学界对理论的漠视不是偶然的，而有它历史上的因素。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人的历史只包含赤裸裸的、明确的事实，而对它们不加以任何意见或推论。”这种论断固然很不可靠，但传统史学的确有特别着重记述客观史实的一面。它的另一面则是利用史实的选择和描述来表明历史学家的价值判断，所以自孔子以来便有“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现象。这种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的作风，自有它趋于极端的一面，所以近代西方史学输入中国以后，便首先以传统史学的这一特征为打击的对象。

③其实，要讨论考古学理论在中国考古实践中的作用和意义，首先得说清楚在使用“考古学理论”这个名词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概念是什么。最近在《考古学专题六讲》这本书里，我把自己对几个常用名词的用法说明了一下：“资料”是研究历史的客观基础；“技术”是取得资料的手段；“方法”是研究资料的手段；“理论”是研究人类历史的规律性认识的总结，并反过来指导具体的研究工作。上面这个对理论的定义，我想一般是可以使用的。但这个定义比较狭窄严谨，因而在一般的运用中，我们不妨把它放宽些。我们可以说，考古学上的理论是在考古作业的每个步骤上指导我们做何选择，如何做此选择的，关于文化现实、社会现实的有系统的一套看法和想法。换句话说，在考古实践中，我们应当先知其所以然才能决定其然。使我们能知其然的便是考古理论。口口声声说他不相信考古理论，或者说他没有考古理论的人，并不是真没有考古理论，而是只有未经检讨的、不成系统的、或者甚至是迷惑混乱的理论。进行考古实践并不是遵循一条不变的道路向前走，而是每一个步骤都会碰到岔路，需要加以选择。有理论的人进行这种选择是有根据的、有信心的；没有理论的人，进行这种选择是盲目的。

④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考古实践离不开考古理论。我们到野外去调查遗址的时候，应该如何调查？考古调查不是只有一个不变的方式，而是根据我们调查的目的和对古代文化社会生活的不同了解而有所区别。有人看到不同的遗物群便把它们当做不同的文化；另一些人则把它们看做是同一或不同文化对不同生活需要所做的不同适应。这两种不同的看法便与我们调查的范围、深度、顺序以及发掘与否等诸决定，有很大关系。考古发掘更是一套复杂的程序，从打桩子到回填之间一步步的工作应如何进行，有着许多不同的方式。怎样能忠实地记录资料，同时又能提供回答特定问题的资料，这就要看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的具体地点、范围、各种专业人员的使用、发掘的细密程度等等问题上进行怎样的选择。发掘出来的遗物如何进行处理？有哪些可以留下来，哪些可以抛弃？对器物进行分类是为了什么目的？为了这种目的又应当使用哪些分类标准？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每个考古工作者必须回答的。无论是否意识到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在进行自己的选择时，考古学者是一定要应用他对历史认识的理论的。这几个例子应该可以说明考古理论与考古实践不可分割的关系。理论并不是一种空洞的主观成见，它需要与客观资料相对照。

⑤四五十年来，世界考古学理论的中心很显然在美国。这并不是说美国有最好、最正确的考古学理论，而是说美国考古学界的理论是多元化的，也是特别发达的。因此，考古学工作可在许多丰富的理论体系中做适合自己立场与见解的选择，并且在这些体系中不断得到启示和刺激。

⑥《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选了布鲁斯·坎格尔这本书翻译并介绍给中国读者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布鲁斯·坎格尔是加拿大人，在蒙特利尔的马克给尔大学任教。他的博士学位是在美国耶鲁大学得到的，而且多年来，他在美国考古学理论界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所以为人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他不仅有精深的见解，而且持论公平，不属于哪门哪派，对当代各种新旧说法都能客观地做正面、反面的检讨和批评、整理。读者读他的文章，能中肯地把握理论上的一些基本窍门，对各派学说的要旨优劣都能掌握，最后可以作明智的抉择。现在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在即，所以很高兴地写这几段话以志同声之欣悦。

1987年4月于美国哈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