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书院是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和教育形式，具有教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在培养人才、创新学术、普及教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唐中叶开始至晚清教育改制，书院延续了一千余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价值取向。河南商丘应天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河南嵩山嵩阳书院、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等著名书院，担负着传承道统的使命，也是传统人文教育的重要基地。虽然今天的书院似乎光彩不如从前，但它的历史使命并未结束。

（选自《让传统书院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有删改）

材料二：

“名城衡阳人文荟萃，石鼓文脉绵延千年。”坐落于湖南省衡阳市的石鼓书院地处湘江、蒸水、耒水交汇处，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湖南第一胜地。它曾声名远播，名嗓朝野，在我国书院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资料显示，自唐代以来，衡州地区先后建了石鼓书院、船山书院等69所书院。据衡阳市文物局局长吴建波介绍，为了进一步唤醒城市的文化记忆，衡阳市把古书院作为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元素，编制了《衡阳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将书院文化纳入系统性保护工程。在加大修缮保护古书院的力度的基础上，衡阳市还进一步突出了书院的文化传承功能，将古书院作为当地的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定期组织研学、表演、祭祀等活动。

（选自《古老书院正在唤醒城市的文化记忆》，有删改）

材料三：

岳麓书院现有专职教师近70人，学生300余人，下设历史学系、考古文博学系、哲学系，形成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格局。

今天的岳麓书院也以发展相关高层次学术研究为要旨，从研究书院本身出发，逐渐扩展研究范围，在书院文化、湖湘文化、经史子学等领域取得了种种成就。现拥有中国历史研究所等10个科研机构并获得多个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点项目，“大约占了湖南大学总成果的三分之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说。

“书院是我们独特的文化学术资源，必须充分地进行挖掘和发挥。”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说。他目前在做的，是对现存书院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这在他看来已是“迫在眉睫”之事。据初步统计，现存书院文献1500多种，散落各处，大量不为人知或损毁严重。近十几年来，虽然书院研究有日渐兴盛之势，但尚不够深入全面，也与目前所见书院文献资料并不丰富有关。

于是，他带领团队，花费数年时间前往全国各地及海外，搜集文献底本，以影印和点校的方式，整理了约1200种文献，同时对书院文献展开基础性研究，力图初步构建书院文献体系的框架，呈现书院文献的全貌，为今后学者们的研究提供方便。

（选自《让古老书院活在当下》，有删改）

材料四：

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面对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进行了反思和审视，对传统文化也有了更新的理解和认识。

大量有识之士通过书院的创办或修复来推动书院文化的相续，甚至出现了网络书院。新媒体为文化传播提供了加速器，也让现代书院有了新的发展动力和契机。许多书院纷纷利用“互联网+国学”的方式，让传统文化飞出了实体书院的门墙，随时随地都可以鼓舞寻路觅渡的人。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为书院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深厚的政策土壤。不久前，位居四大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成功入选教育部评选的“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名单，鹅湖书院也成为江西省首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之一。

传统给了我们辉煌的过去，也必将给我们灿烂的未来。

（选自《书院，中国人难以磨灭的文化印记》，有删改）

张友鸾：报纸岂可无风趣

张伟

张友鸾终生坚持报纸应该“有趣”。

 1953年他本已脱离报界，安心摆弄着古典文学研究，然而1957年的一次谈话上，他终于坐不住。他批评当时某些新闻写得公式化，“好像有一个套子”。而更令他恼火的是，报纸的标题刻板僵化，“今年是‘五一’盛况几十万人游行，明年还是‘五一’盛况几十万人游行，年年都是‘五一’盛况几十万人游行”。

这番言论显然不是凭空而发。张友鸾本人，在近三十年的报界从业经历中，设计标题历来是以用心、精致著称。即使一则普通气象新闻，他所取标题也别有趣味。一次，南京连日阴雨，张友鸾听完气象预报，提笔写出新闻标题：“潇潇雨，犹未歇，说不定，落一月”，令许多人过目难忘。

一则讽刺国民党官员的新闻，他拟标题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而他最为人称道的标题，则是抗战结束后，郁达夫在南洋逝世，夫人王映霞不久却嫁给某轮船公司经理，他将两件事同在《新民报》刊出，并加标题：“王映霞买舟东下，郁达夫客死南洋。”，

在《新民报》任总编辑时，他对社会新闻、大小消息都十分在意。“九．一八”事变后，群众要求政府抗日，他拟标题为“国府门前钟声鸣，声声请出兵”。政府为士兵募集冬衣，他题为“西风紧，战袍单，征人身上寒”。而报道贫富差距，他又取标题叫“难民不能求一饱，银耳参茸大畅销”。

同时代人把他称为“最有风趣的报人”。时人评价，张友鸾“熟知民国史事及掌故轶闻，夜间编务之暇，一烟在手，濡笔为文”，“情韵连绵”，“妙语如珠”。他记事怀人，文章虽小，却“令人忍俊不禁；于笑声中每有所得”。

生活处世，张友鸾也有这种风趣。抗战时重庆房价极贵，张友鸾一家近十口人，靠报社周济，才在附近一处空地搭起3间“捆绑房”。墙用竹片编成，和上泥巴，屋顶用茅草覆盖。有人给这3间茅屋取名曰“惨庐”，他也因此被人称作“惨庐主人”。不过，如此窘况，张友鸾却“精神高昂乐观”，依然经常吟诵陆游的诗。

他主持过的报纸，先后有4家被查封，他自己也曾经遭到地方当局驱逐，稿件被扣，报纸“开天窗”也是家常便饭，他却一概“倜傥不拘”。从照片里看，他“银髯飘飘，有世外之致”，虽然历尽坎坷，却“总带着睿智而宽容的微笑”。

不过，这种风趣有时也会失语。一次遭受批斗，有人质问他为什么取“胡予长”的笔名，他灵机一动，说：司马迁叫司马子长，我叫胡子长有什么不可以?不料对方大喝一声： “你这就是用资产阶级、封建人物做榜样!”

风趣一生的张友鸾，顿时“哑口无言”。

 1953年调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古典文学编辑，张友鸾自此与报纸无缘。这位力求报纸“有风趣”的总编辑，渐淡渐远，即使新闻专业学生，也不再知晓他的名字。直到即将辞世，家人回忆，他已失明的眼睛忽然显得明亮起来，“时而喃喃自语，时而拈须大笑，似乎在同老友倾谈”。这时，离开报业已近四十年的这位“办报全才”，嘴里依稀说着“新闻”、“发稿”、“出版”等词语，却已讲不出连贯的句子。

 (摘自(中国青年报)2006年10月11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