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钱币具有很强的文化属性。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类社会出现了最初的分工。当产品有了剩余，就出现了交易。《诗经》所记载的“抱布贸丝”“握粟出卜”，就反映了早期的交易情况。有了交易，就会产生货币。从商代中晚期出现铜贝开始，历经春秋战国时期的刀布币、秦半两、汉五铢、唐开元，直至延续到清末的制钱。钱币贯穿于中国古代的悠久历史长河，并体现出在文化发展中所具有的连续性、阶段性及承继性，全方位地承载和涵盖了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文化信息。。

形制上，承继了礼器玉琮的观念，表现为圆形方孔。其中蕴含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哲学思想，是古代阴阳八卦学说的具体体现。这种“外圆内方”“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元素，对中国古人的处事原则、行为规范，乃至中国古代的建筑结构、风水习俗等都有深远的影响。

图饰上，不用人物或动物图案而专为文字。钱币上的文字，秦以前是所谓大篆，秦以后是小篆。六朝以后多用隶楷，蜀汉直百五铢的直百两字是隶书，这是中国钱币上最早出现的隶书。唐代开元通宝钱使用的也是隶书，即所谓八分书，相传是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宋代文学艺术空前繁荣，表现在钱文书法上，更是丰富多彩，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各种书体全有；每种钱币至少有两种书体，甚至有三种，称为对钱；钱文书法中有苏东坡的“东坡体”、宋徽宗的御书“瘦金体”。一部钱币史所呈现的几乎就是一部中国古代书法史。

技术上，先秦使用范铸，早期为泥范，基本是一钱一范。从汉代五铢钱开始，加铸外郭，此项技术的采用，便于保护钱文，减少磨损，明显较同时期欧洲的铸钱技术先进。纸币的使用则促进了造纸技术和雕版印刷术的改进和发展。无论是铸造铜钱还是印刷纸币，因为要满足社会流通的需要，使用的一定是当时最成熟的技术；而从防私铸及防伪造考虑，所采用的又必定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因此，可以说一部钱币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史、造纸史和印刷史的发展历程。

无论是从形制、图饰、还是铸造或印刷技术上，乃至对外文化交流上，钱币都集中和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和特点，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历史进程的实物见证。钱币不同于一般物品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社会产生重大变革或发生重要事件的产物和象征。任何一枚钱币的铸造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同时也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产生重要的影响。每一种钱币总是在继承原有钱币的基础上而有所发展，既有历史的延续性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从某种角度也可以说，一部钱币史所串联的就是一部中国古代史。

（选自王永生《中国古代钱币的文化内涵》，有删减）

材料一

最新数据显示，知识付费用户规模呈现高速增长态势，2018年用户规模预计将达2.92亿人。而从内容生产方面上看，优质内容不断深耕细化，垂直化内容生产越来越丰富，呈现出专业化趋势；从知识付费产品的形态上看，平台型产品、内容型产品、工具型产品都在不断发展，多元化趋势明显。

要论知识付费领城不断发展的因素，除了分享经济的发展、移动支付等条件之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新媒体带来的新的消费形式以及当下用户消费习惯的转变。知识付费集合了教育、传媒和消费三个领域的特点，通过媒体、视频音频以及社交等形式，在社交媒体中引爆和传播知识，刺激新的消费形式。用户消费习惯也在不断转变，为知识买单的消费习惯越来越多地被认可，这为知识付费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用户基础。

二是知识更新换代加快与竞争加剧导致的“知识焦虑”。当前社会，知识更新换代速度越来越快，各种信息比之前任何时代都更丰富，很多人面对海量信息在筛选、吸收以促进个人提升时，往往会产生“知识焦虑”，各行各业日益激烈的竞争又加剧了这种焦虑与需求，而知识付费可以相对快速地获取信息和知识，正是满足了这种“如识焦虑”人群的心理。

（摘编自《专家解读：中国知识付费经济向上态势明显》．2018年9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

自2015年以来，不少知识付费平台纷纷上线，用户数量快速增长。数据显示，每天有1000多万用户通过各大平台学习自己感兴趣的内容，55.3%的网友有过知识付费行为，购买知识付费平台上的知识产品。

知识付费让知识更加亲民，被困在象牙塔里或者藏在书本里的深奥的理论，都能通过讲述转化成通俗易懂的语言，多维度向大众传播，让更多人有了掌握知识的渠道。同时，知识付费也能让传播链条不断简化，不管是向各行业专家提问、“偷听”，还是付费直接约见，网络都让学习者与讲授者的距离不断拉近，学习效率更高。

然而，风光背后也有隐忧，目前对知识付费产品的平均到课率仅为7%，虽然使用过知识付费产品的人很多，但是能持续学习并持续付费的用户并不多。

作为服务消费的新兴业态，走进千家万户的知识付费正在展开一幅崭新的蓝图，以此为开端，互联网也正在推动包括传媒、出版、教育等相关知识服务产业全面转型。未来，必然有更多新鲜的改变吹入城市和乡村的每个角落，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摘编自《优质知识供给仍需深耕》，2018年2月22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对知识的付费意愿和消费观念的转变，“知识就是财富”渐渐变成了现实。知识付费受到青睐，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互联网海量信息，让需要找到有价值内容的用户付出了不小的时间成本。对网民而言，通过付费，筛选出最有效的知识，利用碎片时间学习，是一种有效的互联网学习方式。

但是，随着知识付费概念走红，短时间内各种如识付费平台一拥而上，致使行业参差不齐。在知识付费市场刚刚兴起的时候，许多内容生产者的确在吸引消费者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拿出了不少“干货”“硬货”，然而，在经济利益驱使下，部分平台运营者开始投机取巧，不再愿意扮演“知识提供商”，而是成为“知识中间商”，内容的“剪刀手”和“搬运工”，令消费者大失所望。

知识付费行业要良性运行，必须坚持“内容为王”，通过不掺水的、专业的、有价值的知识，让消费者真正学有所得，感到物有所值，才是知识付费迎来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要达到这一目标，对于提供相关产品的平台来说，唯有拓宽知识生产者的渠道，让更多在各个领域“术业有专攻”的人才参与到知识付费的内容生产中，才能从根本上解法知识付费优质内容不足的问题。

（摘编自《知识付费内容要有“干货”》，20l8年5月14日《经济日报》）

对复兴汉服的忧虑

①最近，汉服运动可谓轰轰烈烈，借汉服以复兴传统文化的声音不绝于耳。我接触过一些汉服狂热者，他们对汉服表现出一种高度信仰，哪怕就是变成外星人也要支持汉服，这让我很惊讶。同时让我意识到，汉服不只是一套衣服的问题，背后藏着一个个密码，解读这些密码或许可以解读现在一些人的文化心理。

②先说说服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力图要建构一种社会秩序，他们把这种秩序建立在象征和仪式之上，对象征和仪式的敬服，就是某种秩序的建立，反之则陷入无序混乱。象征和仪式要借助某些工具或手段，比如服饰、称谓等等，其中服饰被看得尤其重要，它象征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和修养，也制约着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故孔子说“资衰苴杖者不能听乐，非耳不能闻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荤，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服饰将人们各就其位，各行其是，整个社会就形成了“垂衣而治”的象征系统。

③正是这种“垂衣而治”的象征，使服饰附带了除遮丑、保暖以外的诸多社会功能。因此，每个朝代的更换，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改服易冠。改服易冠 表示前朝遗老遗少对新政权的臣服， 有利于新的统治者建立起一套新“垂衣而治”的社会秩序，比改旗易帜艰难得多、深刻得多、尖锐得多。于是在服饰的去留之上才会充满了血腥味，“留发不留人”才会变成别无他途的选择。据说，满清入关后，“大约屠杀了6000万汉人，汉服才在华夏大地上消亡”。可见，服饰关乎国之大运，关乎对新君的臣服与统治的秩序，而不只是两三尺布那么简单！

④可是毕竟满清王朝覆灭了，随着满清王朝覆灭的还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封建专制覆灭了，但封建思想并不会随之立即覆灭。我不知道那些狂热的汉服拥护者，内心里有没有那么一种重构秩序的封建思想和扬我大汉风范的民族沙文主义，但是我确实害怕他们把复兴汉服弄成一种精神或思想的复辟。

⑤然后说说汉民族。秦汉时期，随着诸侯国被消亡或削弱，“ ， ”，分散的区域文化融合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逐渐形成共同的语言、习俗、观念和服饰等等，并出现了整体排他性心理，比如当时出现了“四夷”、“胡虏”的指称，这就在地理和文化意义上形成一个族类——汉民族，同一个族类就有同心向一的价值取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⑥此后中国至少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夏金元及满清四个大阶段的民族大融合。这个融合的过程，既是其他各民族被“汉化”的过程，也是汉民族被“夷化”、“胡化”、“蒙化”、“满化”的过程。当然，这里所谓的“化”绝不只是温情脉脉的潜移默化，也包括血与火的斗争。但是，在这个“化”的过程中，各民族文化在碰撞中汇聚成中华传统文化，各民族都为传统文化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⑦有网友说，汉服几千年来一直是国服，传到日本和朝鲜后成了他们的国服，不明就里的人，见人穿汉服竟误以为和服，这也是他们痛心疾首要复兴汉服的原因。在我看来，一方面，这不仅有在国内重树权威的心思，对外，特别是对日本，更含着一种复杂的仇恨心理，更深层的则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认同的焦虑心理。全球化相应地需一些世界标准，必然会在政治、经济、宗教、观念、文化等各个层面对各个文化群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至可能摧毁民族文化的特异性。因此，我们所说的复兴传统文化，就是对日益被世界同化的文化现状的不满，并时时表现出焦虑心理。汉服被一些人视为蕴涵着华夏文化精神的服饰，也就具有了显示和保存民族文化特异性的功能，故而被力挺而出。

⑧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文化的演进绝不只是对立与隔绝，比如佛教传入中国，曾引发过残杀与血腥，但佛教与儒、道也有交流与融汇，催生出新的文化。用历史的眼光看文化，用开放的心态对待独特性，用和平的方式接纳别人，这是全球化下对传统文化应有的态度。汉服的复兴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容不得别人评说，一评说就恼羞成怒，实际上就从文化焦虑走上了文化暴力。

材料一：

振兴制造业是经济“脱虚向实”、良性发展的关键，需要大量多层次、高素质的技能劳动者。但近年来，我国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①一直在1．5以上，其中高级技师、技师和高级工程师的求人倍率分别达到2．72、2．31和2．13；高技能人才占比较低，截止到2015年底，全国就业人员中，技能劳动者占21．29%，高技能人才仅占5．81%。而西方一些制造业强国，高技能人才的数量占到技能劳动者总数的四成甚至一半以上。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是制造业技能型人才供给的主渠道。但目前，技能劳动者供给与需求相矛盾，难以实现产业与职教共同发展，难以为产业转型升级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基础性人才和人力资源支撑。

2004年建立的“职业教育工作部级联席会议制度”不具备对中央、地方、行业企业等跨部门跨行业之间诸多不同的利益诉求主体进行统筹协调的能力；政府主导的职业教育模式难以及时、灵活地面对企业需求和技能培训市场的变化，难以激发和维护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难以将产业和企业需求及时转化为教育发展动力，职业教育失去了更多的办学资源和发展机会；实习实训基地的资源闲置与需求难以满足问题同时存在；制造业工人工资待遇不高、工作环境差、上升空间窄、社会地位不高，导致年轻人不愿意做产业工人。一项对17个省区市40多家企业两千多人的问卷调查发现，只有1%的人愿意当工人；在个别地区，中职毕业生稳定就业率（初次入职1年稳定率）不到30%。　

（摘编自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2018年2月27日《关于缓解制造业技能人才短缺问题的提案》）

材料二：

但是伴随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动能转换的步伐加快，时代的新发展对高技能人才工作不断提出新要求，我国技能仍然存在劳动者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人才短缺的的现实问题。

特别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企业对技能人才的素质结构不断提出新要求，技能型工人数量短缺和素质结构问题会更加突出，预计未来5年内，我国技能劳动者需求将继续保持不断增长的趋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技能型工人培养工作任务十分艰巨。

技工短缺现象对职业培训工作带来的挑战主要有：一方面，技工培养能力和质量有待提升。职业培训总体规模需要扩大，培训的针对性、有效性需要提升，面向新兴产业的培训能力不足，技师培养力度需要加大。另一方面，需进一步完善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相关政策制度。技能人才仍面临着职业发展通道不畅、经济待遇偏低、社会地位不高、激励机制不足等问题。这些困难问题需要不断改革创新，多方施策，协同发力，努力破解。

（摘编自2018年8月28日《劳务经济内参·技能型人才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展望》）

材料三：

材料四：

报告提出，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教育厅厅长叶仁荪说，一方面是技能型人才短缺，企业招高级技术工人难；另一方面是大量劳动力找工作难。面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矛盾现象，必须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要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一定要有证书衔接等方面的配套政策，并提高职业学校的教育质量。

（摘编自新华网2019年3月6日《十大民生热点，政府工作报告这样回应·如何缓解技能型人才短缺问题？》）

（注）①求人倍率：指劳动力市场在一个统计周期内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当求人倍率大于1，说明职位供过于求；如果求人倍率小于1，说明职位供不应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