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和艺术化人生的具体表现。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的“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他特别推崇颜回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绝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挨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而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　并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去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

(摘自《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有删改)

遗落在乡村的果子

刘国芳

我们已经去过好几次黄源了，这个村有许多老房子。这天，我们又去了，才进村，就有一伙孩子跟在我们后面，这些孩子大的十几岁，小的五六岁。见了我们，大一些的孩子会说：“又来看老房子呀？”

我们笑笑说：“来看老房子。”

然后我们在那些房子间穿行，孩子仍跟在我们后面，还说：“都是些烂房子，又没有人住，有什么可看的。”

孩子说对了，房子确实很烂，也没人住。莫说这些烂房子，就是刚盖好的新房，因为主人出去打工了，那些房子也是门上一把锁，关了。我们当中有个人，第一次来，见了那么多孩子，就问：“这个村怎么这么多小孩，大人倒见不到一个。”

一个孩子接嘴说：“我奶奶在家，她到地里去了。”

我说：“大人都到外面打工去了，村里除了老人就是孩子。”

我说着时，看到一个老人了，站在一棵树下。是一棵枣子树，秋天时节，枣子熟了红了。一个孩子见了枣子树，忽地蹿过去。这个孩子，我后来知道他的名字就叫康枣，身上的衣服脏得像刮刀布。看见这个叫康枣的孩子往枣子树下去，我以为他要摘枣子吃，但错了，康枣摘了枣子不是吃，而是当石头，往其他孩子身上扔。其他孩子也蹿到枣子树下摘枣子，摘了去扔那个叫康枣的孩子。然后便互相扔来扔去，跑走了。我们在孩子跑走后走近了老人，我说：“这些孩子怎么把枣子当石头扔呀，多浪费。”

老人说：“这家人打工去了，几年都没回来，每年枣子都烂了落了。”

我说：“你们也可以摘了吃呀。”

老人说：“村里人走得差不多了，到处都是枣子，哪吃得完。”

老人这么一说，我们才发现，村里真的到处都是枣子树。那些枣子都熟了红了，一些熟透了，掉得满地都是。

而且，不但是枣子熟了没人摘，柿子熟了，也没人去摘。因为过了几天我们又去了黄源，在村口就发现好几棵柿子树，那些柿子熟透了，掉了一地，也没人摘。这时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走来了，我便问老人说：“我们可以摘树上的柿子吃吗？”

老人说：“可以。”

那孩子也说话了，他说：“想摘多少摘多少。”

我看着孩子，问道：“你叫什么呀？”

孩子说：“我叫李子。”

孩子说着时，我们摘了柿子，给他吃，但这个叫李子的孩子不要，他说：“不要，我家有。”

我们只好自己吃，熟透了，好甜。我于是问老人说：“这么好吃的柿子怎么不摘了卖？”

老人说：“划不来，摘一天柿子也卖不了几个钱，而打一天工，可以赚好几百。”

我说：“那不浪费了？”

老人说：“浪费也没办法。”

在黄源，许多橘子熟了，也没人摘，那些橘子最后黑了，同样落在地上，让人可惜。

过来些时候，我们又去了。这天，看到的是很多柚子树下落了一地的柚子。康枣和李子还有其他孩子同样跟在我们身后，在柚子树下，他们把柚子当球踢来踢去。踢了一会儿，他们就打闹起来，那李子打了康枣一下，然后爬到柚子树上去。在树上，李子跟康枣说：“有本事上来呀。”

康枣也往树上爬，但康枣穿着大人衣服，很笨拙，他倒是爬了上去，但树枝被他弄得摇来摇去，跌下来不少柚子。

忽地，康枣也失足跌了下来。

跌痛了，康枣趴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

那个李子看康枣跌下树去，便往树下爬，可能手忙脚乱，他也一屁股跌在地上，痛得哇哇大叫。

我看着他们，忽然想到，这些孩子，其实也是遗落在乡村的果子。

（选自《小说月刊》）

自1825年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危机就与资本主义相伴而行。尽管经历多次重大危机，但资本主义一再从中脱身，这表明资本主义有一套相对完善的自我调整和危机应对机制，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制度弹性。归纳起来，为了应对危机，资本主义通常表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制度机制弹性。

收缩。在主要体现为“需求不足”的危机面前，西方资本主义通常会进行战略性退却，让渡部分非核心利益来保存核心利益，从而延续制度本身。比如在所有制实现形式上进行妥协、构建福利制度体系、引入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对经济进行国家调控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这些举措，缓解劳资冲突，平衡社会关系，保持资本主义运行环境的稳定，维护社会再生产的外部条件，保证剩余价值的顺利实现。

扩张。在主要体现为“供给不足”的危机面前，西方资本主义的主要应对策略是战略扩张。

首先是在物理空间上进行扩张。对内强化资本力量、压缩劳工空间，减少调控；对外强力输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价值观念。其次是在抽象空间上的扩张。即不断开发出新的资本实现样态，如具有金融属性的房地产业是社会空间的资本化。再次是在时间上的扩张。比如以信用为基础，大力发展虚拟经济、借贷经济，鼓动消费者进行透支消费，使得资本主 义消费向未来扩张，在当下实现本来只能在未来实现的剩余价值。

转移。转嫁和输出危机是西方资本主义应对危机的常用手段。在当代，危机的转移相对以前更加隐蔽。一是向本国人民转嫁危机。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大规模解雇工人、降低工人工资和待遇，在当代，危机的损失更多由资本主义国家隐性转嫁给人民。二是向外部输出危机。不同于以前战争的方式，当代西方资本主义转嫁危机更多采取隐蔽的金融方式，凭借金融霸权，把危机输出到全世界。

在上述制度机制弹性的作用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得以延续，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回旋空间是有其限度的。资本主义收缩、扩张、转移的限度，都指向一个最根本的限度，即资本主义自身调整的限度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弹性限度。这个限度就是资本自身。资本具有使生产社会化的趋势，但同时资本的本性是无休止地实现自身增殖，因此资本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将导致资本自身的终结，把资本推向解体。资本主义越发展，这个矛盾就会越突出，资本主义的弹性就越接近其总限度。

总之，资本主义的弹性无法克服的最终限制就是资本自身，这是资本主义的“刚性内核”。

在这个最终限度之内，不管如何腾挪、转换，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都是“戴着镣铐跳舞”，无法跳出资本主导的框架。在这个最终限度之内，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弹性运动又使得资本主义不断逼近这个最后限制。在这种弹性运动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螺旋式上升，其危机也螺旋式升级。对危机的各种应对，在表面上缓解危机，又为更深层次的危机埋下伏笔，在危机的螺旋式升级中压缩了资本主义的回旋空间，把资本主义进一步推向其自身的历史极限。

（摘编自张严《资本主义的回旋空间与弹性限度》，《光明日报》2019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