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进入新世纪后，在泛娱乐化浪潮的助推下，粉丝经济快速崛起，粉丝群体的消费能力越来越强，话语权越来越大，粉丝文化大行其道。为了迎合大众八卦心理，媒体、网络、经纪公司几方合力，大量曝光明星隐私、炒作其绯闻，将其日常生活透明化。对于粉丝而言，明星不再像天上的星星那般遥不可及，只能仰视敬重，而更像是关系平等、联结紧密的朋友、恋人、合作伙伴。他们的追星行为也越来越强调明星与个体成长的参与性、伴生性。

②除了旧有的常规活动，粉丝还在网络上组织无数个应援站，刷流量、控评论、造话题、炒热度，深度参与到明星形象运营的商业活动之中。在新的粉丝文化结构下，明星和粉丝结成了利益情感共同体——前者需要流量数据来证明自己的商业价值，从而获得更多参加演艺活动的机会；而后者为了让自己心仪的明星持续走红，而使尽浑身解数为其冲销量、刷票房、造声势，提高市场指标。

③从某种程度上说，粉丝群体已成为左右偶像前途命运的重要力量。从单纯的仰慕者、追随者，到明星的制造者与推动者，青少年粉丝在追星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和认同感，参与到明星工作生活中的欲望进一步膨胀。他们的狂热极易被资本利用，其中一部分盲目而缺乏理性的人就这样在市场的纵容怂恿之下走向疯狂，使应援行为僭越了道德底线，变成扰乱影视行业秩序、干预社会健康发展的“暴行”。

④如若往更深层次思考，当前粉丝文化的形成与我国社会结构的内在变化不无关联。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脚步加快，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家庭结构逐步淡化瓦解，人际关系疏离，青少年的社会化、个体化趋势越发明显。再加上新媒体时代数字化生存所造就的“群体性孤独”，使这一代人渴望获得参与感、伴生感、认同感和归属感。而这些诉求正好可以在与明星的高频互动、参与粉丝组织的活动中得以实现。只有充分理解这种深层社会结构性变化，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当前青少年粉丝群体价值取向得以塑形的根源所在。

⑤引导偶像崇拜行为是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价值观的一个有效途径。而从偶像概念和崇拜行为的变化去把握青年价值观的变化，才能让“引导偶像崇拜行为”这个方法真正起到作用。首先，社会进步，观念更新，“偶像”概念的变迁是一种必然，但英雄人物、道德模范等传统榜样被娱乐明星所掩盖，却不是必然。我们要引导广大青少年将选择偶像的视野从娱乐明星的狭小范围之中转移出来，就必须塑造弘扬更多具有人格魅力、以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核心的精神楷模。

⑥家庭、学校乃至社会也应努力为青少年营造充满包容、尊重、温情的成长环境，搭建主流文化与粉丝化之间沟通的有效渠道，引导粉丝以更加积极理性的心态认识，以精神的成长和个体的完善为目的，从表层感性的崇拜向深层理性的敬仰转变。

⑦再次，相关部门需要更深刻地理解当前粉丝群体的情感结构、文化经验和自我认知的结构性变化，避免管理手段、方法上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抵制资本对粉丝文化的投机、利用、操纵。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规范网络文化秩序，提高用网治网水平，进而系统性地实现我国文化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摘编自孙佳山、李宁《理性看待粉丝文化》，《光明日报》2018年11月22日）

从基本内涵来说，所谓科学中的理性，可以理解为人类通过自觉的逻辑思维把握客观世界规律的能力，以及运用这种能力认识世界的活动。所谓非理性，一是指心理结构上的本能意识或无意识，二是指非逻辑的认识形式，前者如想象、情感、意志、信仰等，后者如直觉、灵感、顿悟等。作为心理现象，非理性既然是一种本能意识或无意识，那就是未经理性驾驭或不能进行确切的理性分析的。从功能发挥的角度来说，理性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往往起着必不可少甚至是关键的指导性作用。众所周知，科学自近代产生以来，就形成了以认识论的理性主义和方法论的演绎主义为基本特征的科学认识理念。在过去的几百年里，科学中的理性尤其是其中的分析传统已成为科学研究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认识模式，也因此取得了许多伟大的科学成就。然而，理性由于只是一种工具性的东西，故并不具备积极能动的力量。没有情欲、本能和冲动的推动，理性就是一些僵死的形式。所以，理性的活动只能仰仗非理性的能量。

传统的科学主义者认为理性高于非理性，并将科学的理性方法绝对化，无条件地推广至各门非自然学科及社会问题的研究中；相反，非理性主义者则坚持非理性高于理性，甚至将非理性方法绝对化，声称它是研究人和世界本质的唯一方法。事实上，就科学活动而言，理性与非理性往往是共同发挥作用的。一方面，理性作用的实现有赖于非理性的参与。例如，爱因斯坦就非常重视直觉的作用，他认为从直接经验到理论体系“不存在任何必然的逻辑联系，而只有一个不是必然的直觉的联系”，“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属于超逻辑的”。当代科学家们在研究中已深切体验到：新知识的获得并不只靠逻辑性和客观性，巧辩、宣传、个人成见之类的非理性因素也起了作用。另一方面，非理性因素的实现也有赖于理性因素的作用发挥。任何积极的意志、信仰、信念要在人的活动中有效发挥作用，就必须借助于理性来为其规定目标和方向，并以理性的形式表达出来。很明显，尽管非理性主义对理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并试图消解理性，但谁也无法否认，无论“意志”还是“情感”，都是由需要所引发的主体对外在事物的体验，必然包含认知的成分。人从自己的意愿出发而做出的选择，自然是充满理性的。

（所选文段有删改）

材料一：

10月1日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联欢活动现场，造型各异的璀璨烟花随着圆舞曲轻盈跃动，牡丹盛开、蝴蝶飞舞、孔雀开屏……七棵绚烂多姿、流光溢彩的烟花树成为联欢活动的一个亮点。

三维动态特效烟花树是焰火表演的一项技术突破。七棵约25米高、排起来大约160多米宽、可变幻、多面体的烟花树，象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枝繁叶茂、欣欣向荣的巨大成就，也体现生态环保的理念。

据悉，本次焰火表演注重环保。特效烟花焰火药剂无重金属物质，低硫，最大程度减少了环境污染。

（摘编自澎湃新闻《绚烂又环保，蔡国强讲解国庆烟火表演的科技含量》）

材料二：

烟花是华夏民族在探索中创造的劳动成果。随着历史的积淀，它又被我们赋予了厚重的文化意义。古往今来，关于烟花的描绘流淌于丹青文墨。时至今日，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烟花经成为维系我们这个民族情感的纽带，这条纽带正将我们的中国特色带到七大洲、四大洋。

目前，烟花产业正面临着严冬，城市的夜空，烟花已渐凋零。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产业发展中的必经阶段：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使得大片土地都树立起高楼大厦，这对烟花燃放提出了更为严格的条件；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通讯的高度发达，以及科技所带来的更多的娱乐方式，淡然了人们的精神慰藉；烟花本身存在的工艺问题使得人们无限放大了烟花的环保问题，在政策上对烟花产业造成了最直接的负面影响；與论产生的力量成为烟花禁放的巨大推力，许多新闻评论有意无意的都为烟花产业的发展设置了壁垒。

烟花爆竹被禁放、限放，被社会舆论推上风口浪尖，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环保问题。近些年，由于国内环境问题的整体凸显，将城市环境污染的主要责任归咎于烟花燃放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当然，传统的烟花制作采用的材料在燃放过程中对环境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烟花燃放由于其时间短的特点，对环境的影响是很小的，烟花爆竹的燃放所造成的污染也是可控的。

（摘编自李国太《环保花炮将占据市场主流》）

材料三：

（摘编自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19年）》）

材料四：

新加坡每年的国庆节都会举行烟火表演，但私人是不允许买卖和燃放鞭炮的。在新年、国庆等特定时间段，政府机构或社会团体可以出面协调，统一组织烟花爆竹的燃放活动。这种集中管理的方式，既能烘托喜庆气氛，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居民分散燃放的不安全因素，以及对环境产生的不可控影响。

美国的50个州都制定了燃放烟花爆竹的相关法律。其中39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特区允许在遵守有关联邦法律的条件下燃放。美国也更倾向于由政府或机构来组织燃放烟花，燃放的地点和时间也有很严格的规定。如果个人要购买烟花，则要经过出示身份证并填写免责声明等一系列手续。这样的做法在澳大利亚也受到推行。由于澳大利亚绝大部分城市地处沿海，因此，大多数地方政府组织的烟花会演会安排在当地的海港举行。一方面，波平如镜的海港倒映着烟花会非常美丽；另一方面，从安全、环保角度来看，海港环境空阔，便于空气流散。

（摘编自《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