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活动，尤其是大规模、普及化和历时长久的选拔性教育考试，也是文化整合的重要途径，对于民族文化、社会文化的整合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从地位、影响来看，科举考试作为国家“抡才大典”，在古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地位显赫，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是其发挥文化整合功能的动力。科举考试成为封建王朝选士授官的正途，受到统治者和广大士人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科举考试所选拔的各级官员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在从政、为文或教学活动中，能够有效推动儒学文化的传承与民族文化的整合。

就科举制自身特点而言，它具有文化整合的内在机制。作为大规模选拔性考试，科举考试是由国家统一组织、命题和录取，考试内容和语言文字具有高度的规范性与权威性，为大范围、多层面的文化整合奠定了重要基础。科举考试允许士人自由投考，具有极大的开放性，为文化整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科举与察举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读书人可“怀牒自进”，自行应举，不需地方官府荐举。除女性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之外，科举对象不受年龄、民族及教育程度的限制，只要身家清白，一般均可在户籍所在地区报考。由于科举考试将自由报考、公平竞争与弘扬儒学文化、推广学校教育联为一体，使得参与这项考试的阶层越广泛、考生越多，就越有利于教育机会的下移和社会文化的整合。受科举考试影响，唐宋以后，官学、私学和书院教育沿着科举选士的轨迹而发展演变，儒学文化逐渐普及到民众阶层。科举制度具有一定的公平合理性和文化适应性，易于推广并长期延续，从而有效发挥了文化整合的功能。

与世卿世禄制、察举制相比，科举制打破血缘关系、门第、财产和特权等先赋因素的限制，主要以个人才学作为取舍标准，注重后天学习的作用，更具有客观性和平等特征。在追求考试公平的过程中，自宋代开始，科举考试推行糊名、誊录、锁院、复试等防弊措施，维护了科举选士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这为科举制的长期延续奠定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适应特定时期少数民族或边疆地区人才培育和选拔的需要，隋唐以来中央王朝在这些地区兴办官学，开科取士。与设立官学、私学及吸收汉族封建文化相呼应，科举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推广，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孤山上的老狼

张红静

少年上学时要经过一段无人烟的山路。学堂很远，每天他都要早早起来，怀揣母亲给他烙的杂面饼子上路。那时，自行车没有普及，学生上学都靠步行。

山黑魆魆的，不高，也不大，可是传说山上住着一匹老狼。老狼从来没有祸害过人和牲畜，少年不知道狼以什么为生。狼一定很老了，或许每天饮露水，吃野果吧。

他每次走过这段路都像躲过一场生死劫。他总是担心狼会恢复狼性，忽然站在他的面前。

这天，走那段路时，他像以往一样提高了警惕，除了自己的脚步声和天上的星星，路上没有一个人。越是安静就越是害怕，村里的小伙伴们都不去很远的镇子上读书，可他不同，无论路有多远，人有多孤单，他都要去上学。

少年略一分神，忽觉得自己的肩膀上一左一右搭了一只毛茸革的脚掌。少年吓得汗毛都要竖起来，他用眼角的余光看着，想象着狼的大舌头和獠牙，但是他不敢回头，因为他想起了做猎人的叔叔讲过的狼吃人的故事。

狼最喜欢一口咬断人的喉呢。狡猾的狼不去正面袭击人，总是尾随在人的身后，少年此时如果回头，喉咙正对着狼口。狼便咬断人的喉咙，将人拖走。

少年的心扑通扑通跳得厉害，但仍假装旁若无人地往前走，据说，人有几分怕狼，狼也有几分怕人。狼的前爪就攀着他的肩头与他前行。

少年这时想起怀里的饼子，他真舍不得这一个杂面饼子，但他还是果断地从怀里掏出来，饼子还温热，他使劲往身后扔去。

狼放下脚掌，快速向身后奔跑。少年紧走几步，上了大路。此时天已微明，他“啊啊”呼喊着奔跑起来，以缓解刚才的恐惧。

那天晚上，少年饿着肚子回家，怕母亲担心，他不敢跟母亲说起狼的事情，只是让母亲第二天做两个饼子。

母亲有些迟疑，这样灾荒的年月，家里的粮食越来越少，没办法，她掺上更多的菜，拌上杂面。

母亲心里想着孩子长身体了，是该加一些饭，可是粮食哪里来呢？她打算天亮后再找份活看看。

就这样，少年每天一早都要给狼一个饼。渐渐地，少年不再怕狼，他与狼之间仿佛有了一种默契，不去上学的日子，他会担心那匹狼挨饿。

少年的叔叔背来半袋子粮食。母亲说，孩子饭量一下子长了，中午要吃两个大饼子。叔叔说，他这个大人，才吃一个饼子哩，那个饼子，是不是给哪个女孩子吃了！

叔叔悄悄问少年，听少年说了途中的经历。叔叔大惊，果然有这样的狼吗？他可不能让自己的侄儿冒那样大的危险。

第二天一早，他穿好棉大衣，藏起猎枪，独自走在那条路上。这一天，少年没有上学，狼定然在路口焦急地等待少年的出现。

叔叔来了，他走得沉稳和干练。忽然，他以猎人的敏锐感觉到了背后的生灵。他没有习惯性地转身举枪，而是等待那匹狼的脚掌攀上他的肩膀。

少年讲述的经历他似信非信。果然，待身后的狼走到他背后，他感觉到两只毛茸茸的东西搭在肩上。

他依然没有拿枪，而是与少年一样拿出饼扔得很远。所不同的是，他扔到了前方大路的路口。狼饿极了，奔上前去。猎人此时举枪，正击中狼结实的后腿。

这是一匹高大的狼，它忽然站起来，疯狂地向山上跑去，一路流了般红的鲜血。狼走了几步又折返回来，将地上的饼子捡起放到口袋里。

猎人吹了吹枪口，冷冷地说：“一点皮外伤！不好好做人，偏要披着狼皮干这点营生！我赛嫂母子二人不容易，兄弟，你就放过他娘俩吧！”

（节选自《小小说月刊》2018年第1期）

中西哲学之间的关系，展开为一个历史变迁和衍化的过程。在早期，中国哲学除了先后传播于周边区城，对世界的其他区域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影响。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哲学和世界其他文化传统(包括西方文化)之间，主要表现为空间上的并存关系，而没有内涵上的实质交流和互动。

到了明清之际，情况开始发生某些变化。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开始把西方文化，即古希腊以来欧洲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和科学思想，包括基督教思想介绍、引入到中国。与此同时，他们也逐渐将中国古代的若干典籍，首先是儒家的经典，翻译、介绍到西方世界。17世纪的时候，儒家经典已被比较完整地剖译成拉丁文，并渐渐为当时主流的西方思想家们所关注。

在欧洲，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不如中国人，而且，“中国哲学比古希腊人的哲学更接近于基督教神学”。考虑到莱布尼茨时代基督教神学在欧洲仍具有独特的地位，这一评价无疑是相当高的。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同样表现出对中国哲学的多方面肯定。伏尔泰指出:“中国的儒教是令人敬佩的。毫无迷信，毫无荒诞不经的传说，更没有那种蔑视理性和自然的教条”，这里无疑有见于中国哲学(包括学)内在的理性精神。

反观那一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和哲学界，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对于传教士介绍的西方思想观念也给予了某种关切，但即使对天主教思想表现出某种认同和肯定的徐光启，也将主要的兴趣放在几何学等科学知识上。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而言，徐光启时代的中国哲学家感兴趣的，主要是其中与几何学比较接近的、形式层面的逻辑学，对其形而上学、伦理学，则很少问津。王夫之认为:“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实測为得之。”这看法无疑受到西方实测之学的影响，但在哲学层面，却很难看到王夫之对西学总体上的正面评价。

可见，明清之际重要的中国思想家，从徐光启到王夫之，对西学都已有不同程度的接触，但他们所关注的主要还是西学中科学与技术的层面，如历法、数学、实测之学，等等，对于哲学层面的普遍思想内涵、价値观念，在总体上并没有给予实质上的肯定。相对于布尼茨、伏尔泰等对中国哲学普遍内涵的关注和实残哲学等方面的推崇，中国哲学家显然没有在这方面给予西学以同样的关切。这里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包括由于缺乏专业哲学家的介绍和阐释，西方哲学难以展示其系统的图景，从而妨碍了中国哲学家对西学的理解;同时，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也容易使中国思想家对外来文化保持某种距离，等等。由此形成的结果之ー，是中西文化之间在这一时期形成某种不平衡或不对称:西方主流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重視超过了中国主流思想家对西方文化的重視。

(节选自杨国荣《超越非对称:中西哲学互动的历史走向》，有删改)

宣德青花瓷

明代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宣德青花瓷器，以其古朴、典雅的造型、晶莹艳丽的釉色，多姿多彩的纹饰而著名于世，被称为中国青花瓷器的典范。

宣德青花烧造数量上也是空前的，据《大明会典》记载，宣德八年(1433)，朝廷一次就下达了要景德镇烧造龙凤瓷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的任务，其中青花占大多数，由此可见其烧造规模、数量之大。产品不仅供宫廷之需，而且也作为商品大量行销海外，以及对国外入贡者的答赠，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当时宣德皇帝和皇后对艺术品具有浓厚的兴趣，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手工艺术方面的发展，除了瓷器外，宣德朝的铜器、雕漆及织绣等，俱也成就辉煌。

宣德青花造型多种多样，常见的有：盘、碗、瓶、罐、花盆、壶、洗、钵、盒、三足炉、八方烛台等。受当时外来文化的影响，还有许多造型模仿西亚地区的金银器和陶器，如花浇、鱼篓樽、盘座、折沿盆等。整体风格是雄伟浑厚，庄重古朴。大件器皿增多，均为分段粘接而成，胎体厚，制作非常工整，比例协调，没有变形现象。小件器物造型精致细巧，厚薄适度，具有典雅秀美的艺术风采。

青花用料有进口、国产两种，往往是根据纹饰的不同而决定使用哪种钴料描绘哪个部位的纹饰。从宫中传世品来看，以进口料描绘为主。这种进口青料来自波斯，是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与国产料不同的是，其含铁量特别高，含锰量低，所以呈深沉浓艳色调，有着自然晕散的艺术效果，料色熔融在釉中，出现银黑色结晶斑点，在一定光线下有锡光色，而且呈三角形结晶，用手抚摸釉面凹凸不平。用这种青料描绘的纹饰具有中国画的水墨韵味，被视为无法模仿的特色。

宣德青花纹饰上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改变了元代青花层次繁密的布局风格及粗犷的画法，装饰上渐趋疏朗，规矩中富于变化。注重从自然界选取素材。植物纹有：缠枝莲、番莲、束莲、枇杷纹、牡丹花、菊花、栀子花、百合、灵芝、牵牛花、石榴、荔枝、海棠花、山茶花、宝相花、射干花、松竹梅、葡萄、瓜果、桃、西瓜等。最常见的是以茶花、菊花、牡丹、莲花组合描绘在一起。动物纹有：龙(团龙、海水龙、龙穿莲、龙穿花)、凤、鱼、麻雀、海兽、狮子等。人物纹有：仕女、吹箫引凤、婴戏图等。海水纹在宣德青花中大量出现，也最为擅长，多是用作辅助纹饰，采用写实手法描绘，海水起伏翻腾，汹涌澎湃，有气势。另外梵文、藏文也开始出现于青花瓷器上。综观宣德青花纹饰，其取材范围广泛，绘画讲究气势壮阔，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宣德青花款识曾有满器身的说法，根据器物造型的不同在口沿、耳、颈、碗心、足底、腹部均有书写。主要以足内中心的青花双圈六字楷书书款“大明宣德年制”居多。模仿晋唐小楷的笔法，笔画精细适中，笔法遒劲有力。已故古陶瓷鉴定专家孙瀛洲总结宣德款识，作有歌诀：“宣德年款遍器身，楷刻印篆暗阳阴，横竖花四双单圈，晋唐小楷最出群。”当时写篆书款极少。双圈往往有深浅，字体清晰，六字有的大小不一，起落笔处呈尖状，“大”字多撇短捺长，“德”字“心”上无一横，此为宣德年款的鉴定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