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3岁的柬埔寨小伙坤卡今年年初不幸患了面瘫，寻遍了柬埔寨大小医院都没治好，后来听说吴哥国际医院来了一批驻诊的中国医生，坤卡决定去试一试，经过中国医生的针炎治疗，20多天后，坤卡现在已基本痊愈，坤卡一家人连连称赞：“感谢中国医生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自2018年7月首批援柬医生抵达暹粒后，中方的多批医疗专家组为超过3000名当地患者和各国游客提供了医疗服务，驻暹粒领事为公室领事夏永宏表示，泰州援柬医疗专家缓解了当地缺医少药的困境，改善了当地的医疗环境，提高了医疗救助和健康服务水平。

今年44岁的达拉家住马德望省，患有严重腰椎疾病，特地赶来暹粒尝试中医诊疗，援柬中医穴位专家张东升告诉本报记者“当时达拉的下肢创痛麻木非常严重，走路都成问题，我们给她做了全面检查，并进行了穴位注射。”经过治疗，达拉的创痛逐渐解除，现在基本治愈，她兴奋地说，“中国医术太神奇了！中国医生的医术好，医德高，我对他们充满了信任。”

（摘编自2019年6月21日《人民日报》“中国医术太种奇了”——记中国医疗队在柬埔寨开展医疗援助行动。作者：赵益普林芮）

材料二：

中药熏蒸所用方剂均于纯植物中药，具有清扬发散之性，可达到良好的清热、活血、驱风、退翳等作用：辅以其热效应，扩张患处血管，明显改善患处血液循环，促进其新陈代谢及炎性反应递质吸收等，缓解患眼眼表损伤，促使泪液分泌及泪液循环，因而显著改善眼部组织的营养状况。中药熏蒸也可有效补充患眼水分，刺激泪腺，进而达到促进泪液分泌，修复角膜组织损伤的作用；加之人工泪液也具有润滑眼表、营养角膜、增加泪膜稳定性的作用，可防止角膜结构损害，进一步缓解眼部干、涩、痒等症状，因而治疗后干眼症患者泪液分泌及泪膜稳定性均有所改善。

（摘编自赵丽胡小凤徐邦丽《中药熏蒸联合人工泪液治疗干眼症的临床观察及对患者视觉相关生命质量的影响》

材料三：

中医很早就传入西方。其实，其他国家也有自己的传统医药，但不成体系，大都是“小打小闹”。比如，印度是有民族医学的，但是他们没有科研队伍，都是一些个体在制药，墨西哥跟中国一样，民间也是采撷植物的茎和叶然后熬点水来喝，以求达到治疗的目的，但是没有系统起来，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的药店，没有加工厂，就只是一种民间的经验。在发达国家，德国、英国都有类似的疗法。比如德国也有像中国那样的草药铺，可是德国人自己没有传承下来。英国的传统医药叫顺势疗法，这种疗法基本上就像中国的按摩、针灸这类东西，但它只散落在民间。

但中医，它有系统性，也有传承，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只有中医真正地成为了一种医学学派。无论是针灸还是中药，国外研究它们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随着改革开放，中医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国外掀起了中医学术研究的热潮，比如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及瑞士等国，与我们都有合作，也有许多人干脆到中国留学，就学中医。到了现代，国外已经不仅限于引进我们的中医理论和理念了，还邀请许多医术精湛的中医大师去国外帮助治病。

（摘编自《石学敬院士纪实：一位让中医针炎享誉世界的传奇大师》》

近几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道路，特别是这30年发展的道路进行了广泛的评论。最初是中国问题专家库伯•雷默经过多年的观察和研究，提出了所谓“北京共识”，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此后有许多评论把“北京共识”称为“中国模式”，进而出现了从不同角度定义和评论“中国模式”的文章和专著，他们的解释并不相同，评论也相差甚大，许多相当客观，但也有“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威胁论”，甚至提出要警惕“中国模式”的输出。

有西方的评论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那时英国是海上霸主；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是军事和经济霸主；而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或亚洲的世纪。如果这是指在21世纪，亚洲和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会复兴，那将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前景，如果是指21世纪中国会具有当年英国式或当今美国式的霸权，则是错误的推断。

中国没有输出“中国模式”的任何打算。有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参考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些做法，正如中国愿意参考他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做法一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这是自然的事情。

输出“中国模式”违反了中国坚持的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制定政策的原则。我们认为，不只中国，任何发展中国家正确的发展政策也都必须由它们的国情出发。也即，“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其发展模式也没有普适性一样。

说到普适性时，我认为是限定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宏观意义上的普适性。如“博爱”“自由”“和平”“民主”……显然是有普适性的。但如到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某一宗教，这些概念下的价值观和具体表现又会有所区别，会有不同的特色，而这些特色也无优劣之分。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认定，当今的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已经是最后的制度，几近完美，所以历史已经终结。他不单没有给西方创造新模式留下余地，更没有给其他国家已经存在的和以后可能产生的新社会模式留下任何余地。他不顾及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其他属性，而以西方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形式为唯～，违背了多元化世界的现实。

“中国模式”或“中国案例”是处于现在进行时。“中国模式”存在于中国，并会继续发展和完整，这应当是有充分理由的。中国在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还出现了许多必须克服的困难，其中突出的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过多依靠出口的经济结构；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司法和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方面，问题仍然较多，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中国高度重视这些问题，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加强法制建设和政策调整，继续认真加以解决。

中国对于超级大国的位置既不羡慕也不憧憬，她许多年以来专注于国内建设和解决自己的问题。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国际也对中国对国际的贡献有所期望。中国也愿意承担与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

（节选自2010年1月7日《参考消息》）

中华文化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就在于，它不仅以宗教的方式达到了对绝对的觉悟，而且从周代开始也以思想的方式追问与思考绝对者问题。这是一次更大范围的觉醒，也是一次更系统的觉醒。这次思想觉醒之所以也可以被视为一次“人文觉醒”，是因为它是通过更深入地追问、揭示人性本身来理解与朝向绝对整体者。也就是说，这次觉醒是通过探究人自身的内在存在来通达超越于人的绝对者，通过发现与肯定人自身存在的绝对性来肯定与见证整体者的绝对性。在这个意义上，这种“人文觉醒”可视为一次“人文的宗教觉醒”。因此，先秦诸子既是一种人文思想，也都是一种“神学”。这次觉醒之所以被认为更具系统性，就在于它包含了这三方面的大觉醒：

首先，它不仅是发现、承认与确信有一个绝对者，而且自觉地以更多的环节、事件来叙述、展示绝对者，甚至以更多的概念与分析来指示绝对者。在近代学者的研究中，通常会罗列出“天”或“道”的多种含义，比如根据儒道法墨文献中有关“天”的论述而把天分解为神圣的主宰之天、义理（伦理）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等，并以此论说人文觉醒的去神化乃至无神化。而实际上，在先秦的这些人文论说中，天的多重含义恰恰是被用来申述天的绝对性的不同环节：不管是义理之天，还是命运之天、自然之天，甚至所谓物质之天，都可被归到作为神圣绝对者的“上天”之下，绝对之天据此获得更丰富、更具体的内容。因此，在这里的天并不因被分解、分层而失去了绝对性与统一性，倒是因获得了更丰富的统一性而获得了更生动具体的绝对性。

其次，在重新确认与确信绝对者之为万事万物与一切美善之源头，因而是一切正当性之根基的同时，发现并确立了人在与绝对者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在诸如“人能弘道”“人能修德以配天”“真人”能无待而任“自然”等这类论说里，都隐含着从人与绝对者的相互性关系角度来理解绝对者，理解人本身在这个世界上的特殊地位以及人本身的绝对性存在的哲理。在这个意义上，这次人文觉醒既是对绝对者的觉悟，也是对人自身的觉悟。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次人文觉醒之所以为人文觉醒就在于它在宗教启示下通过自觉到绝对者而发现、肯定人自身存在的绝对性。

第三，发现并申述了绝对者以人类能够认识并加以遵循的某种原则来体现、实施他在人类现实生活中的意志或意旨，因此，人类的现实生活并不只是一种世俗的生活，同时也是一种神圣的生活。不管是对于个体，还是对于群体（国家），生活并不仅仅只是满足各种自然欲望，更不是只按自然欲望行事而为所欲为，而是首先要遵循与担当一些来自上天启示给我们的原则，比如通过圣人作则而垂示给我们的规范，或者通过上智者之先觉而显明给我们的仁爱法则。因此，人类的生活并不只是活着，不只是享受各种感性欲望的满足，而首先是要贯彻、遵循某种神圣原则，成就某种神圣事业。

因此，周代人文思想的兴起实质上是深化了对绝对者的觉悟与论说。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柏拉图的理念论与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神学一样，周代诸子百家的人文思想也是一种神学。如果说周代之前的宗教觉悟启示了人文思想，那么后者则深化并增强了关于绝对者的觉悟与信念。就此而言，周代人文思想的兴起不仅不是如近代学者推断的那样削弱甚至取代了对天或神的绝对性信仰，相反，倒是加强深化了这种信仰。

（摘编自黄裕生《中国文化具有“本原性”在文明相遇中成就自身》）

孔子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删述“六经”，创立了以仁礼学说为核心的儒家学派，将仁义礼智作为立德树人的基本要素，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走向天下大同作为立国的必由之路。儒学在汉代定于一尊，这绝非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私相授受，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六经”被尊为“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底色。

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六经”扩展为“十三经”，它们彼此支持，相互烘托，成为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学科——“经学”。经学是中华民族价值观体系的载体．是人生理念、国家制度、社会发展模式的理论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与核心，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无可比肩。皮锡瑞说：“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无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贤于尧舜．为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删定六经。”梁启超说，宋元之后，《四书》成为全社会最基础的读物，故而成为大众“一般常识之基础，且为国民心理之总关键”。经过漫长的探索，确定以经、史、子、集为中国文献分类的总纲，而以经部文献为万籍之冠，学者奉若圭臬，“视为天经地义，未敢推翻另创”。

近代以来，中国引进西方大学学科体系，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不过，西方人文社会学科的体系，是基于当地历史文化的产物，而人类文明是多元的，人文科学领域最具区域特色。引进西方学科体系，理应经过必要的消化，充分兼顾本国固有的学术特点。可惜前人削中国文化之足，适西方文化之履，用西方学科体系来“规范”中国既有的文化体系，仓促而粗暴地将最重要的经学逐出了大学。

值得注意的是，充分肯定孔子与经学的知识精英依然大量存在。梁启超《国民必读基本书目》的第一本即是《论语》。当年在清华，王国维亲自为学生讲授的课程是《尚书》《仪礼》《说文》。马一浮更声言，全部中国文化都可以统摄于“六艺”之中：“国学者，六艺之学也。”2001年，发表关于“新经学”的演讲，旗帜鲜明地指出，“经书对推进现代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积极性的重大作用”。

近几年来，国家领导人在很多讲话中表彰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等，大多出自儒家经典，彰显了儒家经典的当代价值。

在举国倡导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今天，经学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价值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而在当代的大学学科目录中，经学学科依然缺位，这不公平，亦不正常。反思百年以来盲目追随西方文科体系的迷悟，在大学中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学学科，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发展，该是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

(摘编自彭林《重建中国特色的经学学科》，《光明日报》2018年12月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