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各自时代的偶像。对才华出众、外形规丽、造型时尚、为人友善、个性独特的明星产生倾慕心理，恐怕是每一代年轻人必然经历的心理体验。由于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传播渠道不同、审美标准不同，每一代人对偶像的认知自然会有所区别。然而，在羞异化的表象之下，不同时代的人们又会对偶像的概念达成一定的共识，那就是任何优质偶像、大众榜样都应该具有过人的艺术才华、执着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公众形象。

（摘编自杨洪涛《偶像不是流量堆出来的》）

材料二：

由“嫩”到“美”进而“娘”，这种病态审美的递进耐人寻味。“娘炮”不是一天养成的，它是“颜值消费”和“眼球经济”跑偏的结果，更是文娱圈子奢靡浮夸之风的新变种。

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审美自可参羞多态，各得其所。然而，凡事都应有度，越过底线就会走向反面——不是审美，而是“审丑”。热捧“小鲜肉”、渲染“娘炮风”的娱乐造势传递出让人担忧的倾向：在“论美貌你是赢不了我”的喧嚣中，“演员的自我修养”显得无足轻重，一些人演技不好却拿着天价片酬，各种任性都被惯出来了；在“娱乐至上”“流量为王”的误区中，一些影视作品、网络平台、综艺节目刻意迎合低俗口味，消费各种“奇范““怪咖"，为博眼球甚至不惜挑战社会公序良俗，散发着猎奇、拜金、颓废的气息。

以文化人，更在育人。“娘炮”之所以引发公众反感，还因为这种病态的文化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流行文化拥抱什么、拒绝什么、传播什么，确乎是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更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

（摘编自辛识平《“娘炮”之风当休矣》）

材料三：

伟大的队伍孕育伟大的精神，刚毅的品格塑造独特的气质。军人气质，是英雄主义的血性，是集体主义的奉献，是永不言败的刚毅，是为国为民的担当。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身上那种气质之美，为浮躁的社会打开了另一个审美维度，理应引领时代潮流。

而当下，受商业炒作等影响，社会上渐渐刮起一股“阴柔之风”。一些“小鲜肉”“花美男”充斥屏幕，他们看起来弱不禁风却妆容精致，说起话来有气无力且矫揉造作，没有一丝阳刚之气，却被扭曲的“眼球经济”推波助澜。不少人担心，这种反常现象的泛滥，容易影响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销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追求。

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向上的民族，应该有昂扬雄健之气概，敢于开拓之勇力，青春勃发之精神。如果放任"阴柔之风”劲吹，让不良文化侵蚀人们的思想，血性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就会消退。改变病态审美，扭转矫揉造作，不妨给社会多注入军人气质，把优秀文化品格注入以青年为主的大众群体。唯此，方能塑造刚健勇毅的时代气质和自信自强的社会风尚。

（摘编自王宁《用军人气质激扬民族雄风》）

材料四：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过美学和美育高潮后，学校美育越来越被分工细密的现有课程体系边缘化。我们看到的常常只是偏重技能、缺失审美内蕴的“艺术课”或者仅剩知识、脱离现实生活和主体精神世界的所谓“美学课”，而少见品味高雅、内涵丰富、陶冶学生身心的“美育课”

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有损关育实施的生态。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难免产生浮躁、趋利、庸俗等负面情绪，使得校园文化生态异化，更使得青少年人格发育趋向“空心化”，即愈来愈缺失崇高、阳刚与雄壮等美感元素。不少学生更多沾染的是经济意识、“小我”考量和感官愉悦等，对美的发现、追求和创造的自觉意识日趋淡薄。“走偏”的文化消费与“病态”的审美创造互为因果，值得忧思。

（摘编自潘涌《美育为何难落实》）

大师陈寅恪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他13岁游学欧美和日本，先卒业于哈佛大学，又研习于柏林大学及巴黎大学等。“求学时应该在乎知识而不该在乎文凭。”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東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他根据自己想学的课程，知道哪所学校可以学习，便前往学习钻研，学成后又到另一所学校，留学16年，竟然未取张文凭，也无学位，但学间之深，一时无人可及。

1925年，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为专研高深学术之机关，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通才硕学”及各种学校的国学教师，对导师要求非常高。粱启超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格为国学导蛳，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有点生气:“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家家数百字有价值。”陈遂被破格录用，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陈寅恪学贯中西，治学之广非常惊人，在宗教、史学、人类学、校勘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尤以对中国中古史的研究闻名世界。他的课不单是学生来听，清华的许多教投都来听，他的好友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和朱自清等也都来听，因此他被称为“教授的教投”。他讲课讲到入神处，往往闭目而谈如入禅境，直至下课铃响，也不介意。他倘有新的论文发表，必将单行本分给毎个同学研读。他不欣赏问答式的笔试，倡导学生提问题、有创新，以期对史识有新理解、新发现。他至死都坚持用文言写作，但又关注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他认为中国学术要坚持民族传统，要对传统文化充满自信。

陈寅恪是通过什么途径达到如此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呢?从他早年的留学笔记中可窺见一斑。他的学生季羡林先生在整理他留学德国期间的学习笔记时，发现他的笔记竞有64本之多。这还不是全部，许多笔记包括文稿都在“文革”中因抄家而遗失了。这些笔记内容之复杂，难以形容，可分为二十一类，其中仅文字就涉及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鸽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梵文、印地文、希伯来文等。

陈寅恪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被他拒绝。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陈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发起向蒋介石就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未春日感赋以示讽刺。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决定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派人南下广州，邀请陈寅恪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当时早已失明的陈寅恪亲自口授了一封复信，其中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陈寅恪一生历经优患，遭遇世变、家变和个人病变。他先是眼盲，晚年叉膑足，在“文革”中备受摧残打击。但即使这样，他晩年还完成了共90多万字的《柳妒是别传》和《论再生錄》。在没有资料又不能涉猎其他领域的研究时，一个失明老人仅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写出这样的长篇巨制，真是让人惊叹。他用口述方式撰写《论再生缘》，对明末清初杭州女诗入陈端生所著的讲述元成宗时尚书之女孟丽君的悲剧故事进行评点考证;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为一个被士大夫所轻蔑、倚门卖笑的奇女子柳如是立传，赞美她在明末清初家国更迭时比五尺男儿更重家国大义的精神。书稿完成于1964年，当时陈寅恪己74岁。五年后，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毫无疑问，陈寅恪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令人高山仰止，不胜敬慕!他是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界的骄傲。

(选自《国学》，有刪改)

美丽《诗经》

《诗经》是一个谜，它有太多的秘密没有揭开。可是，它实在太美了，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的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

《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我可以稍微武断一点地说，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对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见解而互不相让。即便有些问题看来已被“公认”，但那也正是全体的无能为力。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颇扑朔迷离。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和何休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却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这种说法，《左传》中也无这种说法。但我们却又无力驳斥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缺乏证据，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更重要的是，否定这个说法，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采诗”说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来自“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有《国语》“召公谏厉王”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为公卿列士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看，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的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

《诗经》的搜集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集中起来的诗，要把它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它的作者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抗战前，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1981年朱先生又出版《诗三百篇探故》，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

上述种种学术疑问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和背景。

据《世说新语》载，东晋谢安曾问子弟《诗经》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谢玄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小雅·采薇》末章的几句，确实很美，但如果谢太傅问我，我一定回答《陈风·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忄刘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月亮出来明晃晃啊，那个美人真漂亮啊。步履款款身苗条啊，我的心儿扑扑跳啊。)

我曾用“天堂的三个元素”来评述这首诗。美是一种没有峭壁的高度，她不压迫我们，但仍让我们仰望；她不刺戮我们，但我们仍然受伤。她如此接近我们，却又如此远离我们；如此垂顾我们，却又如此弃绝我们。这个美丽的女子，是月夜的一部分，或者说，月夜是她的一部分，她与月已经构成了圆满，我们已无缘参与其间，但她如皎月泻辉般辐射出来的美，还是灼伤了我们的心。对这澄澈圆融的境界，我们能介入其中的，不，能奉献与之的，也只是这颗怦然而动的心……明月、美人和我们的心，是这首诗的三个主要意象。要知道，自然、美人和我们：天堂只要这三个元素就够了。

《诗经》305首，美丽的诗篇触目皆是，我只是举了一例。《诗经》毕竟是“诗”，我们要把它当“诗”来读。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被学者们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