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台湾媒体消息，12月14日，台湾著名诗人、《乡愁》作者余光中先生在台湾高雄辞世，享年90岁。

（新华网）

材料二：

余光中先生走得有些遗憾。他曾说：“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两管永生的音乐”。今天，诗人溘然长逝于海岛，长江黄河若有知，应会为他歌一曲。

（人民日报《余光中的江河深处》）

材料三：

下面是余光中先生接受澎湃新闻的一段采访（有删改）：

澎湃新闻：但是大家喜欢的还是你那些抒情、浅显得诗文。

余光中：这是我写作的一面。我的有些诗文比较深，但对那些真正前卫的朋友来说，这也算不了什么前卫。有的时候，我任其自然，用最单纯的语言写最单纯的意念。最典型的一首就是《台东》：“城比台北是矮一点/天比台北却高得多/灯比台北是暗一点/星比台北却亮得多/街比台北是短一点/风比台北却长得多”。台东大学把这几句话拿去刻在了墙上。我觉得雅俗共赏是一种乐趣。有人要我写点诗做实用，我大半也认为是一种挑战。作为一个诗人，不要老是埋怨这个社会不读诗，不需要诗。问题是，社会需要你的时候，你能提供什么服务。在铅笔上，在运动衫上，我都把这种事情当作挑战。诗可以实用，可是别商业化。“中山大学”2000年过20周年校庆时他们要我为校庆题两句话，我就写：“20岁的活力，2000年的新机”，他们就印在T恤衫上。垦丁公园里也做环保袋、运动衫，上面的题词也有我的。古人是到处写诗的，写在旅馆墙壁上，写给歌伎。

澎湃新闻：听说你很喜欢鲍勃·迪伦和琼·贝茨？

余光中：我对媒体和朋友讲，除了我的家人之外，还有一些精神上的家人，比如凡·高，我还翻译了一本《凡·高传》；还有一个家人就是王尔德，我翻译了他很多东西；还有就是披头士，他们曲高和也众，充满了自信。他们藐视社会但并不捣蛋，歌词也很有深度，比如《Let it Be》等。

澎湃新闻：大陆读者对你的认识只是一个面向的余光中，那个乡愁的、抒情的、课本上的余光中。这是否有点遗憾？

余光中：深入了解我的人是不多。我开玩笑说，粉丝不嫌其多，知音也不嫌其少。这个情形也很正常。那天和孙甘露（注：上海作家）对话时，有一句没有说，我当时说到读古典诗的作用，其实我还想说，中国的小说家一定要会写诗，比如《三国演义》里“有诗为证”，《红楼梦》里更不用说了。以前，小说和诗是不分的。

澎湃新闻：从那天和孙甘露的对话中看得出，你最推崇的还是中国古典文学。

余光中：我觉得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还是中国古典的诗文。胡适当时就讲：要有国语的文学，先要锻炼文学的国语。意思就是说，白话文文学也不能够大白话写来写去。所以我写诗写文，都酌量用点古典的好处，这样比较耐读一点。因此，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他们要把国文课中的文言文锐减，把《论语》《孟子》变成选修课，我就写了很多批评文章，好几个回合过招。很幸运，媒体站在我这边。那个“教育部长”杜正胜是许倬云（注：台湾历史学家）的学生，本来就研究中国古代史的。

如果说，时代之新与诗歌之新的碰撞结合，凸显出一种极富生长力的观念和不可或缺的价值；那么，在文本内部的诸多层面，这种碰撞结合同样显示出丰富的可能性乃至必要性。

首先，它意味着诗歌写作的“经验之新”。我们今天面对着无比新鲜而丰盛的生活经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经验中有非常大的一部分，其实还并没有被我们的诗歌写作充分捕捉。当一样事物，始终没有在诗的意义上被“赋名”、没有在诗歌的意象谱系中获取合法席位，那么它就还没有真正进入我们时代的审美记忆。我们曾熟稔于歌颂麦子，但如何去写沙县小吃和麦当劳？当一种经验不曾以诗歌的形式得到提纯、并赋予全新的震惊，那么这种经验，恐怕就还难以称为充分地同我们的精神世界融为一体。因此，新时代的诗歌需要克服僵硬的观念和美学的惰性，不断寻找书写表现的新的对象、观看和介入世界的新的方式、消化当下经验的新的美学器官。美国诗人路易斯•辛普森说，“美国诗歌需要一个强大的胃可以消化橡皮、煤、铀和月亮。”对中国当下诗歌来说，这样的胃同样重要。

其次，在“经验之新”以外，我们也在期待着新时代诗歌的“视野之新”。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已习惯了某种个体色彩浓郁、关注日常生活的诗歌写作语境。这样的语境本身并没有问题，它为我们培育出了大量优秀的文本和正面的价值；但随着诗歌写作的不断发展，由此而生的某些副作用同样值得我们反思：例如对琐屑经验的过度纠缠、情感模式的同质化总体性视野的缺失、价值内核的空心化等等。诚然，当代社会带有总体想象破碎、经验碎片化、个体意识高度觉醒等特征，但这并不必然地构成诗歌自我关闭、视野萎缩的理由。我们期待着更开阔更深邃的诗歌视野和精神格局。

此外，诗歌作为一门技艺，同样有着对“表达之新”的要求。新诗百年，诗歌的修辞技术持续进步、理论资源愈发丰富、诗歌理念不断更选，至于今日，应当有继续乃至加速的发展。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威續显著、国民精神生活需求不断提升，诗歌的创作及传播在政策扶持、读者基础、社会认同等多个层面都处在积极环境之中，我们可以期待诗歌抵达新的技术高度、提供新的有效表达，进而提供对时代的全新想象方式、对身处新时代之中的自我的新的体认途径。与此相关，我们也会对此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年轻诗人抱有期待，也即“写作者之新”：他们接受过更系统的诗歌教育，对写作和生活拥有更当下性的观念，对我们所身处的全新时代有着更本能的认知和更深切的认同。真正伟大的诗人，注定要与自己的时代发生千丝万缕、复杂深刻的关联；而真正伟大的时代，也总是值得在诗歌之中，建立起自身更长久的形象。

（摘编自李壮《时代之新与诗歌之新》）

失群的红叶

柯灵

该有两个多月了，那时霜华初降，梧桐还未落净。一个孩子到我房里，手里握着一束红叶，临走时送了我两片，还告诉我这是从龙山上师范学校的后园里采来的。

我欣然，把红叶托在手心，细细地鉴赏。这是一种枫类植物。叶子像玲珑的手掌，分成七瓣，纤细的叶茎，匀称的脉络，叶缘有整齐的锯齿，精致得像最细致的工笔画。颜色似殷似赭，红得惹人怜爱。我把玩许久，珍重地放在书桌上的白瓷小盘里，聊当案头清供。

过不了几天，红叶褪了色，不经意地萎谢了。我怅然，这么美的东西，不想生命这样短促，真的是“世间好物不坚牢，琉璃易破彩云散”。我若有所失，心里虚飘飘地没有着落。于是我爬上龙山，跑到师范学校后园。园在半山，视野宽旷，园里百卉零落，秋意沁人。在山坡高处，找到了那棵红树，只见它独立擎天，满树离离，喷朱喧赤，似要烧起漫山的野火，在满眼萧索中，特别引人注目。但树根四周，也飘落了不少叶子。我徘徊树下，流连忘返，最后拾了许多落叶回来，仔细地夹在书本里。

三天以后，我翻书检点，叶子还是枯了，失去了光泽，但不曾皱缩，比那白瓷盘里憔悴支离的一双好得多。我忽发遐想，试图以人力挽回自然，找来水彩颜料，在失色的红叶上涂抹了一层浓浓的胭脂，乍一看去，居然红艳如生，能够以假乱真了。我索性妄想巧夺天工，在玻璃窗上贴上淡青透明的绸纹纸，再把落叶参差错落地粘在纸上，构成一幅当窗迎风纷披的幻境。我怡然，坐在窗前，不觉一时莞尔自得。

从此窗上的红叶，成了我朝夕相亲的伴侣。每天清晨，醒来撩开帐子，只见晨光熹微，这些红叶的剪影，就会投入我惺忪的双眼，向我道早安。有时深夜凄清，从外面奔波回来，满屋静悄无声，却有那晕黄的灯光，把红叶的素影投射窗外，似对我含笑相迎，我亲切地进了屋，如倦鸟归林，打叠起浮浪的心情，怡然上床寻梦。

而今风雪连天，早到了凛冽的严冬。有一天黄昏，我兀坐窗前，面对伴我岑寂的红叶，忽然想起那后园的红树，便信步走去，作即兴的拜访。谁知那如火如荼、盛极一时的树冠，已经凋零殆尽，只剩得空枝灌濯，横斜地对着沉闷的寒空。树根四周，都是萎黄的枯草，落叶已片影无存。只是近处有一堆雪白的寒灰，其中留着残红点点，是些未烬的碎叶。想是园丁把落叶扫到一处，点把火烧了，好待来年化作春泥，给那峥嵘的老红树添点肥料。

回到屋里，依然在窗前兀坐，对着窗上的红叶，我怅然。如果红叶有知，听到同伴的消息，想到自己的遭遇，它们对我是抱怨，还是感激?它们既从土里来，自应回到土里去，它们偶然的失群，装饰了我这陋室的小窗，该是它们的不幸，至少是委屈。——我终于感到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