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艺术创作，开拓的都是一个艺术的空间；而艺术的空间说到底是一个想象的空间。想象空间不同于现实空间，但又是以现实空间为基础的。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艺术家若没有对现实空间的感受，就不可能产生艺术的想象，就不可能开拓出想象空间来。一个自幼目盲的人，是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绘画作品的；一个自幼耳聋的人，也是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音乐作品的。二是说，想象空间之所以是想象空间，归根到底是以现实空间为依据的。我们说一个艺术家的想象力十分丰富，是说他主观想象的世界与直感到的现实空间，有着极大的差别。没有现实空间的参照，是无所谓想象力丰富还是不丰富的。想象空间与现实空间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自然就有了彼此的关系问题。

在这里，想象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通过想象构造出的世界在表现形态上更加类似于现实空间，让读者像进入一个特定的现实空间一样，进入到作家所构筑的艺术世界之中去。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但并不让人感到奇异或怪诞。二是通过想象构造出的，是明显不同于现实空间的另一类空间。对于这样一个想象空间，人们是陌生的，如梦如幻。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让人领略到一种奇幻或怪诞的美感。实际上，这两种空间都是想象空间。但因为前一种在读者的感受中，大致等同于现实世界，所以我们常常将其作为现实空间本身来分析和理解，不认为它是虚幻不实的。而后一种在读者的感受中，就根本不同于现实世界，带有明显的梦幻感觉，所以我们常常直接称之为梦幻空间。一部《红楼梦》，就同时具有这两种不同的想象形式：太虚幻境构筑的是一个梦幻空间；而对贾府人物及其生活环境的描写，则是有类于现实空间的想象空间。

想象空间虽然是在现实空间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想象空间与现实空间却有着根本的差别。具体而言，现实空间不是任何一个人按照个人的意愿随意创造出来的，而是外在于任何一个个体人先行存在的。它给任何一个个体人，都提供了一定的自由活动的空间，但这种空间，又是极其有限的，是不能满足任何一个个体人的全部要求的。总体而言，对于任何一个个体的人，现实空间都是不完全自由、不完全舒适的。想象空间则不同了。想象空间不是外在于它的创造者的，而是它的创造者自由想象的产物。尽管他所创造的这个想象空间本身，也不是完全自由的，但想象空间对于它的创造者而言，则是自由的。假若《红楼梦》真的是曹雪芹的一部“自传”，曹雪芹就是贾宝玉。贾宝玉在贾府那个现实空间中，是不自由的；而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的过程中，体验的却是创造的自由。 《红楼梦》的读者在阅读《红楼梦》的过程中，获得的也是自由的体验；他们已经不受贾府这个现实空间的束缚，他们是在超越贾府这个现实空间的视点上，来俯视这个空间的。所以，想象空间是对现实空间的超越——现实空间是不自由的，想象空间则能满足人对自由的要求。

(选自王富仁《现代中国异域小说研究·序》，有删改)

杨绛：带着有香气的灵魂回家

崔滢

“聪明年轻的一代，只图消费享受；而曾为灵性良心奋斗的人，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灰心绝望，觉得人生只是一场无可奈何的空虚。上帝已不在其位，财神爷当道了。人世间只是争权夺利、争名夺位的‘名利场’，或者干脆就称‘战场’吧。”

这是杨绛先生鲐背之年写下的句子，她把现代很多人为之挣扎的地方叫做名利场。而她自己则早已从中跳出，那里发生的一切在这位大家面前都是浮云，仿如看戏。

“我想，只有修得了大自在的人，才能把名利二字看得如此透彻，摆脱得如此干净。”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说，“文明的社会既需要斗士，也需要智者。而实际情况是做斗士易，做智者难。”

①命运给了她105岁的寿数，却没有对她心慈手软。即便如此，这位有着轻柔南方口音的女先生将这些痛苦当作了修炼。

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三反运动”中，一场突如其来的批斗曾落在杨先生头上。正值中年的她思考了很多：“当时，我火气退去，就活像一头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受斗争，总深幸这场控诉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

遭受一场意外的打击，杨先生却将之看作很好的磨练，又让自己的修养上升一个境界。她曾说：“如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养成坚忍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杨先生虽已驾鹤西去，但灵魂的香气仍存在于她的著作中，毕竟，她被命运磨练得不少，也收获了不少。

20世纪给了杨先生太多悲欢。既与所爱之人共度一生，被钱先生称为“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又把女儿钱瑗培养成了“生平杰作”。然而，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两个人在两年内先后去世，“我们仨”走散了。

在杨先生80多岁时，曾经幸福的家只剩她一人，但杨先生没有一蹶不振，而是投入全部身心翻译柏拉图对话集中的《斐多》，并在2000年出版。

该书中，苏格拉底说：“灵魂到另一个世界去的时候，除了自身的修养，什么都带不走。”不灭的灵魂是杨先生所相信的，也是她的读者们愿意相信的，她在另一本书中说：“痛苦的意义只能是对不灭灵魂的修炼，否则生活就是没有意义的。”

原来这一切悲苦，都是对灵魂的修炼，让它能带着足够修养“回家”。但如果灵魂被腐蚀，兴许会散发臭味而不自知。如杨先生所说：“在人生的道路上，如一心追逐名利权位，就没有余暇顾及其他。也许到临终回光返照的时候，才感到惭愧，心有遗憾，可是已追悔莫及，只好饮恨吞声而死。”

百年修炼，杨先生保持了内心的自由和平静。她深居简出，悉心整理钱先生的手稿，并最终出齐皇皇72巨册的《钱锺书手稿集》。在104岁时，她还在写“杂忆与杂写的补遗”，并对自己的小友说，“还是要东想西想才好玩”。

在德国教授莫律祺看来，杨先生是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的结合，她有积极的世界观。他与妻子莫宜佳（《围城》的德语翻译者）对杨先生有个生动的总结：“先一个跟头翻到九霄云外再回归现实，再次启程前往新岸，②在堂吉诃德和桑丘、在美猴王和猪八戒之间来来往往。”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先生的处世态度，也是真实生活的写照，即使到生命的最后，她跟死神也不争--她嘱咐，如发生意外，医生不要抢救。于是，今年5月25日凌晨1时30分，那带着香气的灵魂平静地出窍，“回家”了。

（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