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截至2019年3月19日，《流浪地球》的国内票房成功突破46亿元人民币，继续向更高的目标跃进。与此同时，《流浪地球》在海外市场也获得了较好成绩，海外票房接近4500万人民币。该片在海内外获得高票房的现象背后，不只体现了市场对国产科幻电影、国产重工业产品的热切企盼，更蕴含着观众对中国价值、中国审美、中国电影的文化认同。可以说，《流浪地球》对于中国科幻电影具有开创性乃至里程碑的意义，开创了中国重工业电影的新阶段、新景观。

（节选自央广网《<流浪地球>票房破46亿：高票房体现文化认同》）

材料二：

-----科幻电影数量占比    ——科幻电影票房占比

图一  2012~2017年中国上映科幻电影数量和票房（%）

图二  2010~2016年国产、进口科幻片上映数量及累计票房

材料三：

经过数代人的努力，中国科幻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然而，在形势一片大好之下，中国科幻文艺依然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科幻创作是整个产业的核心。中国科幻借鉴了西方科幻的传统，关注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和科技的关系。在对这些话题的思考中，作家们关注更多的是科技可能带来的问题。但是，这种倾向有两个问题：其一，很多哲学层面的思考承袭自西方科幻，而没有对其进行足够的考察；其二，这种倾向与中国当今的社会主流感受不符。如果这种主流倾向继续下去，中国科幻可能会重新回到边缘，进入那种“圈内叫好、圈外冷淡”的状态。

此外，科幻是个极度依赖创意的文艺类别，创新是它的核心生命力。但是科幻创意，尤其是那种开创性的创意，是很难找到的。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倾向于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解决问题，大量生产不具备科幻创意，但故事纯熟的作品。沿袭这种创作套路，中国科幻当然可以保持一段时间的热度，但随后很可能因为质量不能提高，再次被边缘化。

对中国科幻群体来说，产业化本身也是一种挑战。中国科幻就像个刚进入成人世界的青年，以前青春浪漫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必须适应新的规则和观念。这些人可能还一时不太知道该如何面对资本、面对公众，但他们必须尽快学会。

（节选自《光明日报•科幻有望成为“功夫”之后中国最大的文化输出》）

材料四：

从《流浪地球》一波三折甚至险些夭折的拍摄历程不难看出，一方面，群众的确对优秀的科普科幻作品有着热切期待；但另一方面，科普科幻作品生产者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友好的产业环境。很多观众喜欢《流浪地球》，不一定是因为里面的科技元素，而是混合了许多复杂的心理因素。这部电影的成功能否让更多人持续关注科学，甚至走进科研领域，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上世纪90午代，《侏罗纪公园》系列电影的大热，为全球的古生物学研究开启了一个黄金时代。这些电影点燃了很多人的“古生物学家梦”，吸引了大批人才进入这个领域，同时也为科学家赢得了企业家真金白银的资助。中国的科幻电影事业能否复刻这一传奇呢？业内人士表示，文化环境至关重要，一个良性的科学文化环境，有助于产出更多、更好的科普科幻作品，也有助于这些作品发挥出最大的公益价值。尽管国内对科普感兴趣的人群已经大大增加，但在中国广大的人口基数里，这个比例还是小得可怜。即便是感兴趣的人群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对科学有着很深的误解。在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提高仍是一条漫漫长路。

（节选自《中国科学报·科普创作的产业环境还欠友好》）

桃花开桃花谢

太　忠

一阵轻柔的微风吹过，桃花岭上那满树的桃花，鲜艳光亮，绯红的颜色像青春少女灿烂的笑脸，娇嫩欲滴。远远望去，满岭的桃花气势恢宏，宛如云波万千。

每到桃花盛开的时候，桃花岭最热闹了。那片桃林是林乡长亲自引进的果苗，每年春天，林乡长总会带一批又一批大大小小的参观团来到这里。可是，这满岭的桃林只开花不挂果，村民们一点收成都没有。三年下来，本来就不富裕的桃岭村更穷了，欠了一屁股债。土根村长对此又气又恨，真想一把火把那片桃林烧了个精光。

这天，乡里召开全乡村长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加强春季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会后，林乡长拍着土根村长的肩膀，一本正经地说：“如今的虫子可多了，怪得很呢，听说现在出现了一种千年虫，那虫可厉害了，它能吃铁呢……”

土根村长一听，怔了怔，瞪大眼睛说：“妈呀，太可怕了，要是吃起庄稼来那还得了？”

接着又眨了眨眼，憨憨地问：“林乡长，那虫子长得啥样子？”

“长得啥样子，其实我也不知道，听说看不见呢。”林乡长笑道，“现在全世界都在想办法消灭它，我们也要注意呀。”

从乡里回来，到了桃花岭。极目四望，嫣红缤纷。飘荡的雾霭，为整片桃林氤氲上了几许神秘之色。

土根村长咬了咬牙，通知村民灭虫：“把桃林全砍了，我估莫着那虫子就躲在桃树干里

会计老伍一听，慌了，说：“土根村长，这可使不得呢，那片林子可是林乡长的脸呀。”

土根村长叫道：“那桃林只开花不结果年年闹虫荒，把村里都给吃穷了，留着它只会害人，光有一张好看的脸有啥用？乡亲们还愣着干啥，动手呀。”

一会儿，桃花林被砍了个精光，可就是没见着土根村长说的那种虫子。

几天后，林乡长又领着大批人马浩浩荡荡地向桃花岭开来。中巴车停在了桃花岭的脚下。钻出车门，林乡长那张荡漾春风的笑脸一时傻了起来。桃花岭上一朵桃花都没有，那片桃林也不见了，出现的是一大片庄稼地。这时，林乡长慌了，今天来的可是市里领导呀!

林乡长叫人把土根村长找了来，问：“桃林呢?”土根说：“虫子吃了。"林乡长一听愣了一下，问：“什么虫子?有这么大本事?”“就是林乡长说的那千年虫呀。"土根村长说着看了看林乡长身旁的市里领导。

市里领导一听乐了起来，哈哈大笑，问：“千年虫也吃果林?"

土根村长叹道：“唉，那虫子可厉害呢，自从我们桃花岭有这片桃林之后，便有了那种虫子，这几年年年闹虫荒，都把我们村给吃穷了。桃林也怪，只开花儿不挂果，光有一张漂亮的脸蛋有啥用呀。这不我们把那桃林全砍了，一把火烧了个精光，那害人的千年虫也给烧死了。你看，如今种上庄稼好得很呢。”

站在一旁的村小学老师悄悄地对土根村长说：“土根大叔，那千年虫不是虫，是电脑的一种病毒呢。”

“我知道哩，那虫子是通过病毒传染的，厉害呀，人也会给染上呢。”土根村长说这话的时候心里直乐。

市里领导听后，乐不起来，看了林乡长一眼，便钻进车门一溜烟离开了桃花岭。林乡长呢，脸刷地红到了耳根，像一朵盛开的桃花……

不久，这朵“桃花"便谢了。

 (摘编自《文艺生活(精选小小说)》，有删改)

五四时期儿童本位论的确立是中国儿童文学走向现代的标志，作为现代儿童观的核心理念，儿童本位论以儿童学、进化论、文化人类学等为理论依据，指出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和“成人的预备”，儿童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我们不仅要把儿童当作完全的个人，而且要把儿童当作“儿童”，尊重其不同于成人的身心特点。这不仅颠覆了传统社会父为子纲的旧式儿童观，而且奠定了一个世纪以来现代儿童文学的理论基调。直到今天仍具有无可置疑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效用。然而如果将其推向极端，就可能产生悖离初衷的负面效应。

儿童本位论之于中国儿童文学影响深远且意义重大，然而，承认儿童本位论今天仍有实践效用，并不妨碍对这一理论作更深入的学理性反思。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和程度，只有辩证地认识到其局限，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规避其潜在的负面效应。

从前现代社会的“荒野文化”过渡到现代社会的“园艺文化”，儿童才被视为与成人具有本质差异的独立存在，是需要“园丁”为其“立法”并进行塑造的个体。因此儿童本位论建立在成人和儿童具有本质差异的二分式假设之上。若片面强调其特殊性而淡化二者的共性，将导致儿童文学成为儿童唯一能够阅读的文学以及只有儿童才阅读的文学。把儿童与成人相分离，确保儿童待在“适合”他们的地方，做“适合”他们的事，包括读“适合”他们的书，“这种把童年从成人中分离出来的思想既是导致童年成为特殊研究领域的可能条件，同时也是后者所产生的结果”。确实如此，与包括儿童学在内的童年研究一样，儿童本位的文学也参与了表现、制造、合理化甚至加剧成人与儿童“二分”的话语实践。

儿童本位论有一个基本假设，即儿童复演了人类进化史上的早期阶段，是不同于文明化成人的“小野蛮”。儿童本位的文学不过是这种“二分法”在文学领域的产物。当成人发明出“儿童文学”这个概念时，就意味着它是区别于“成人文学”的，其区别就在于其“儿童性”。当且仅当文学对儿童性有足够的理解和关注时，它才成其为儿童文学。然而，以什么作为儿童与成人相区分的标准，或者到底怎样界定“儿童性”，却是更复杂更困难的问题。这关乎儿童的本质，也关乎儿童文学的本质。比如，究竟应以儿童的认识、德性还是审美感受力为本位？儿童究竟是天真无知脆弱的还是也包含相反特质？儿童的无知非理性是纯真美德还是需要去除的不成熟？在现代性话语体系中，无论“儿童性”的内涵如何定义，都必然是迥异于“成人性”的，二者的“异质性”构成儿童本位论的基础。

超越儿童本位论的理论意义在于超越本位论。儿童本位论批判的实质不是立场批判，不是批判“以谁”为本位，而是思维方式的批判。儿童文学需要突破二元对立的现代性话语框架，尊重差异也认同共性，从本位主义的思维方式里走出来，走向问题，走向实践。

（摘编自杜传坤《儿童文学的“儿童本位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