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里的“科学与技术”是一个固定的词组，其中科学位于技术前头。但是，很多人却把它们看成是同样的东西，在实践中往往还把它们的位置颠倒过来。

科学，更明确地说，自然科学，指的是通过观察、实验、仿真和分析去研究大自然中各种事物和现象并探求其原理的学科总类，目的是认知世界；技术，则是解决各种问题的手段、形式、方法及过程的集成，它在现有事物基础上产生新事物，或者改变现有事物的性能和功用，目的是为人类社会服务。两者之间，科学为技术的发展提供基础和支撑，而技术进步则不断地向科学研究提出新的课题，反过来激励科学发展。

科学的进步一直是由人类试图认知世界内在基本原理的好奇心所推动，而不是出于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许多科学发现都是之前不曾预测过或者从来都未有计划去实现的偶发事件，而且短期内往往看不出有什么用处。这样的例子俯首可拾。数学中的数论有3000多年历史，但它在成为现代信息保密手段之前一直被认为是个最无用处的。

显而易见，我们对科学发展和技术发展的推动不应该采取同样的做法；特别是，不应该简单地把发展技术的思路和措施直接搬过来为发展科学铺路，也不应该简单地套用管理技术发展的政策和方式来经营科学发展。但是，今天学术部门中常见的却是决策者们以“技术管理思维”去指引和管治科学发展，以为通过集中筹划、巨额资助、快捷升职等手段便可以刺激基础科学迅速发展并立即开花结果。这样一来，许多基础科学研究都被贴上“无用”的标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

在这里回顾一下科学与技术发展的管理经验是有益的，亚历山大·洪堡基金会主席HelmutSchwarz最近刊文指出：“科学研究中大多数颠覆性的发现都不是事前就计划好的。相反，它们都像淘气的小妖精那样突然出现在墙角，因为它们都是科学家们满腔热忱地探讨未知事物所导致的发现和发明。因此，挑选优秀的研究人员并给予他们学术自由及充足的经费是一个学术机构成功的关键。”

值得指出的是，中文里的常用词“科技”是“科学与技术”的简写，但它往往导致一种错误的理解，即把科学与技术看成是同一回事，让许多人对它们作同等的分析演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这一直是一个被不恰当地解释和处置的问题。无数的事件和事实表明，这种错误的观念很可能还是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中国古代的进步着眼于具有实用价值的各种技术，但它们并没有演化出现代科学知识和基本理论。例如，熟知的火药发明并没有建立起现代化学，指南针的应用并没有建立物理学的电磁理论，数学中著名的中国剩余定理并没有建立起现代数论，等等。

中国在古代曾经有过诸多先进技术发明和改进，但却没有让自己成为一个创立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国家，这一事实长期以来让中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感到迷茫困惑。不言而喻，只有问题的根本原因得到真正的理解和解决，中国才有希望能够很快地进入世界现代科学技术领域的最前沿。

(选自陈关荣《“科学与技术”，不完全是“科技”》，略有删改)

谈“中庸之道”

余秋雨

关于“中庸之道”，该怎么理解呢？中庸之道，是反对极端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一种制衡哲学。

人类，太容易走极端了。能不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找一条最恰当、最合适的路？儒家的好处，就是相信这条路的存在。即使一时找不到，它也存在。这种信念，变成了一种信仰，因此，方法论也就变成了目的论。

实际上每个年轻人都有可能沾染极端主义思维。极端主义的初级形态就是追求危言耸听的“痛快”，极端主义的高级形态就是争取成为站在悬崖峭壁上的“英雄”。为什么是站在悬崖峭壁上的呢？因为这些人越要吸引观瞻，就要把对立面看得越大、越强，结果把自己脚下可踩踏的地方越逼越小。我见过“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头头，以及某些族群分裂主义首领，几乎都是这样。他们为什么能成为首领？因为提出的口号特别刺激。特别刺激的口号一定是狭隘、苛刻、夸张的，那就成了“原教旨主义者”，或者说“基本教义派”。他们容不得任何修正、宽容和妥协，并把修正、宽容、妥协看成是叛变。这种思维，把满世界都看成是仇敌，那就只能把自己看成是无以立足的孤独者了。不少人喜欢仰望这种形象，于是他们也就扮演起这种形象，到后来，让别人和自己都没法活。

中庸之道否定了这种扮演，笑眯眯地解救了这些人，也解救了他们的所谓“仇敌”。天下的活动空间很大，人类的生存方式很多，何必玩这种极端？极端主义认为，“离佛一尺即是魔”。这种理论看似保护了佛的纯洁性，其实是孤立佛、限制佛，让佛失去了话语空间和行为自由，并对一尺之外的所有物象进行呵斥和打斗，那么佛也就不再是佛。中庸之道正相反，认为“离魔一尺即是佛”，佛的世界无比广阔，一切人都能走向光明。

正因为这样，孔子把中庸之道看成是最高、最广的道德。他在《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由此进一步认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也就是说，那些永远在玩弄极端概念、陈述刺激话语的“英雄”，基本上是小人。这话，希望大家记住。我为什么历来不与极端主义辩论？因为心中早有孔子的这个判断。

学习中庸之道，我建议大家多读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中庸》篇，这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所记述的，很有价值。我在这里忍不住要为大家读一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我一直认为，中庸之道，是二十一世纪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最佳哲学，可惜很难让外国人领会。我还认为，中庸之道加上君子之道，是儒家的灵魂所在，也是中华文化的灵魂所在。

  （节选自《中华文化七十讲》，有删改）

鼠标、笔杆与国学

江曾培

①“握着鼠标忘了笔杆”，就是说在习惯电脑打字以后，却很少再用笔写字。这不仅仅使不少学生写不好字，字写得像“蟹爬”一样，歪歪扭扭，（ ）缺腿少胳膊似的，“残不忍睹”；而且造成一种“忘字”现象，离开电脑就想不起要写的字该怎么写，患上“电脑失写症”。高考中，一位女生从考场出来后说：“当时真想有个手机掏出来看看。”她不是要作弊，而是有些字不会写，只要在手机上按按键就能出来，靠动笔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②写字与识字一起，在传统教育中，是读书学习的两项基本功。儿童习字，在描红以后，继之临帖。描红与临帖，都属于一种摹写，只是层次不同而已。这两项过关后，进一步的要求，则是容各家之长，发挥自身的个性，形成自己的写法，是为“书法”。

③我国是一个书法大国，写得一手好字的人历来甚多。过去的科举考试，字写得好不好，曾经成为衡量人才的标准。结果，新进士殿试，“一字之破体，一点之污损，皆足以失翰林”。字的好坏美丑，竟成了学子们进退升降的关键砝码。

④科举如此以字衡人，惟书法优劣作取舍，走的是一种极端，并不可取。不过，如今不少学生“握着鼠标忘了笔杆”，以致不会写字，写不好字，则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人说，时代不同了，古人没有电脑，自然要强调写字，现在是网络时代，鼠标一点，就能打出整齐漂亮的汉字，有什么必要再强调用笔写字呢？这是一种片面的错误的看法，对习字写字的必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

⑤我国汉字拥有独特而深刻的文化意蕴，点画线条结构布局既具象又抽象，有的疏可走马，有的密不透风，如果不能很好地掌握粗细、疏密、顾盼、俯仰、呼应等美学原理，是难于把字写好的。有句古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实际上，就写字来说，也是如此。学字写字的过程，是一个增进文化修养的过程。是故在传统教育中，总是把书法作为读书人的一项必修课。

⑥上海有过一个有关写字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调查，对三个学校学生成绩的调查结果显示，表明审美能力较强的前10名学生，写字在“优”组的概率为76.2%；审美能力较差的后10名学生，写字在“差”组的概率是70.3%。这表明写字与美育紧密联系着。写字与智育也有关联。写字“优”的学生，语、数、英三科得“优”的概率为76.2%，写字“差”的学生，三科得“差”的概率为80%。调查还显示，写字得“优”的学生，品德得“优”的概率为88.7%，说明写字与德育也有割不断的联系。古话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字如其人”，我们应当重视通过写字育人。

⑦对大多数人来说，学写字并不是要做书法家，因而不必像古代书家那样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大功夫，但是，要把字写得规范、整洁、美观，完全不花力气也是不行的。梁实秋有篇叫做《书法》的散文，内中提到他“幼时上学，提墨盒，捧砚台，描红模子，写九宫格，临碑帖，写白折子，颇吃了一阵苦头。”现在，有了电脑，敲敲键盘就能轻松地打出统一整齐的字，从而使一些人贪图方便，不肯再在写字上吃“苦”了。实际上，运用电脑打字，虽然有着现代化工具带来的省力、便捷、快速的特点，人们应当充分利用，但是，决不可用其完全代替手写。因为，手写融会着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感情色彩，富有人性化、个性化，是社会文化交流所不可缺少的。

⑧时下，在读书领域，盛行着以快餐式、跳跃性、碎片化为特征的“浅阅读”，它读来不吃力，吻合一些人的消遣的需要，自然也可以让其存在；但是，读书毕竟是以求知为目的的精神活动，要有“深阅读”，就不能不“俯而思”，不能不动脑筋。同理，我们可以“握着鼠标”打字，但也不宜“忘了笔杆”写字。教育部负责人称，小学生交的作业，是不是可以要求他们花点精力用手去写，不一定用电脑打字，此议确是促进手写的一种措施。

⑨我国的汉文字，从原始象形文字开始，经过篆隶楷草等书体的演变发展，本身就是一部文明史、文化史。它更是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的传承载体。汉字，是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特有的“国学”。如今，国学甚热。然而，内中不乏娱乐八卦式的炒作，远离国学的真谛，是一种“国学虚热”。提倡认真写字，切实弘扬我国的书写文化，提高汉字的应用水平，倒是国学热应有的题中之义。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为了改变我国科学研究原创能力薄弱的现状，近年来人们对原创文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原创文化是一个国家科学创造能力的基础和条件，它旨在追求卓越，激励人们既要焕发自己的创造力，也要努力吸纳前人的思想。原创文化提倡广泛交流、全面开放。正如费孝通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科学上的许多原创性成果都是在学者们的思想交流、观念碰撞中孕育产生的。萧伯纳说得好：两个人交换苹果，每人手里还是只有一个苹果；如果两个人交换思想，那么每人就同时拥有了两种思想。原创文化的精髓在于维护学术自由，这源于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由于科研工作的探索性特点，原创的东西一般在开始时不易被大家理解，如果没有学术自由，它们往往在不经意之间就被扼杀了。当前，我国科学研究偏重于应用性研究，对基础性理论的探索重视不够；企业重技术手段的模仿应用，轻自主创新研发；科研机构追求论文论著的发表数量，轻问题本身的探究……这些事实，都说明我国科学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亟须完善，原创文化研究亟待加强。

曲艺是演员以本色身份采用口头语言‘说唱’叙述的表演艺术。作为一门表演艺术，和其它一切文艺形式一样，它具有娱乐、审美、认识、教化等多重社会功用。但是，从历史上曲艺扮演的不同角色及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看，由艺又不仅仅是一门艺术，而是在自身娱乐大众和化育世风等“本体”功能之外，同时兼有传承历史文化和传播知识观念的“载体”功能，更有孕育文学体裁与戏曲剧种的“母体”功能。

比如，许多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其历史与文化传统，包括生产和生活知识，都是借助曲艺“说唱”的表演方式，传承下来或传播开来的；当今仅有几千人的赫哲族民族，基本上不再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生产和生活，唯可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动因与理由，就是继承和保护伊玛堪的“说唱”表演。再如，古人吟诵的诗歌和俗赋、演唱的宋词与元散曲，均是古代曲艺与文学一体发展的特殊产物；近代以来诸如评剧、越剧、吉剧和北京曲剧等等剧种的形成或创立，无不是在莲花落、嵊州落地唱书、二人转和单弦牌子曲等曲艺形式的基础上，脱胎发展而成的。凡此种种，均使曲艺功用远远超出了自身作为舞台表演艺术的娱乐与审美范畴。从而与其他的艺术门类，形成鲜明对照。可谓出类拔萃，卓尔不凡。

从中国曲艺的自身发展来看，当今内地曲艺的曲本创作与表演实践，存在着太多的问题与遗憾，其解决途径，有赖对自身艺术独有特征和多样功能的正确理解与准确把握。只有真正明白了曲艺是什么，曲艺的艺术优长和表演擅长在哪里，才不致将传统继承搞成抱残守缺，将发展创新弄成南辕北辙；才会远离戏剧化、歌舞化、杂耍化的迷误，避免“改行”式的“改革”、“创伤”式的“创新”和“革命”式的“革新”；进而改变创作表演“重形式、轻内容，重短段、轻长篇，重表演、轻创作，重技术、轻艺术，重演员、轻伴奏，重数量、轻质量，重包装、轻内涵，重宣传、轻实干”的跑偏路径。最终通过对于自身传统的深入学习和深刻继承，既返璞归真也返本开新，既礼敬传统也发展繁荣。

从中华文化的当代复兴去看，要想真正确立起自身的文化自信，首先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及其价值了然于胸。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这就有赖对包括曲艺在内一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认知和深刻传扬。只有通过对自身历史文化全面系统的学习了解和继承弘扬，将自信建立在自觉、自尊和自豪的基础上，才不会自卑、自虐和自残，才能够自重、自立和自强。

（摘编自吴文科《中华曲艺的文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