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何中坚先生所译的唐诗集《一日看尽长安花：英译唐诗之美》，虽是阅读外文，但仍然感受到了优雅音韵、浑融意境。前段时间阅读翻译家许渊冲的作品，已领略到中国诗词通过另一种语言展现时的神与韵。两位翻译家的努力让人看到，诗词等门槛较高的中国文化，同样能够让启迪、感动和美，抵达国外读者的心灵。

其实，中国诗词在国外的接受度，可能远远超过很多人的想象。在美版“知乎”Quora上，有不少人发帖讨论自己喜欢的中国诗词，从《诗经》《古诗十九首》到李白、杜甫、鱼玄机……诗词除了是他们学习中文的对象，也是情感交流的工具。一位网友说，他们家隔壁曾住着一位上了年纪的独居荷兰女士，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她把一本李白诗集送给了他们，以感谢他们对她的帮助，在诗集的封面上，她手抄了《月下独酌》这首诗。可以想见，“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式的东方诗意，同样可以丰盈着国外读者的精神世界，为他们带去情感上的哲思与共鸣。

中国诗词走进国外读者心中，只是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小切口。从莫言、刘慈欣、曹文轩等的作品得到国际认可，带动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舞台得到更多关注；到《琅琊榜》《欢乐颂》等影视作品纷纷“出海”，在海外涌动起一股国剧“华流”……中国文化的世界“能见度”越来越高。甚至连中国网络文学也成功进入国外二次元阵地。如果说，曾经的中国文化在海外还是一些小圈子里品读、研究的对象，那么今天，借助新的信息传播渠道，中国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已经开始为更多普通外国人带去了“不一样的空气”。翻译水平的提高、网络交流的开放，也让文化传播有了更多“此时此刻”的互动感、参与感。

文化不只是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精神价值，它的意义在于给心灵以启迪，给精神以力量。当前，“走出去”的中国文化，思想内容承载量还比较有限，尤其是以武侠、玄幻为主要内容的网络文学作品，虽然大多包裹着传统文化的外衣，但真正能传递中国文化的精神气度、价值理念的不多，能产生深刻文化影响的更少。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本就是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今天，《红楼梦》的艺术魅力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声誉，而早期西方传教士翻译《红楼梦》时，可是一度将宝玉错认成女孩。误解与曲折并不是问题，精彩的中国故事，往往都会经历由浅入深的接受过程。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打造更多能承载中国文化气度的优秀载体，让真正负载中国价值观的“内容文化”更多地传播出去，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关键。

季羡林曾说过，“最有可能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是中国文化”。今天，世界更加关注中国文化，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一方面也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越显纯熟与自然。让更多的“长安花”走出去，与世界共赏中国文化之美，将为人类文明注入更多的可能性。

（摘编自张凡《“长安花”的芬芳，如何飘得更远》）

失败的英雄

荆轲一生只干了一件事,就是行刺当时秦国的最高统治者秦王嬴政。这件事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人们却一直把荆轲看作一个英雄。

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里描写了五个刺客:曹沫、专诸、聂政、豫让和荆轲。比较一下这五个人的业绩,荆轲是刺杀最没有成效的一个:刺秦完全以失败告终,不但一无所获,而且损失惨重,除了自己被杀外,还搭上秦武阳、樊於期的性命,失去了燕国督亢地区的地图,使燕国遭到秦国的报复。但是,荆轲却成为这五个刺客中名气最大的一个。

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描写荆轲的文字最长,描写他一个人的篇幅超过了描写其他四个人的总和,并且在描写荆轲时,笔墨饱含感情,整个刺秦过程慷慨悲壮、惊心动魄,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司马迁又为什么要对荆轲如此偏重呢?因为荆轲比其他四个刺客高出一筹,而那又是因为秦王比其他刺客要谋刺的对手高出一筹。荆轲的分量之所以超过其他四个刺客的总和,是因为秦王的分量超过其他被谋刺的四个人的总和。况且,这个秦王后来横扫六国,统一天下,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君王。

两千多年来,人们为荆轲失败扼腕叹息,纷纷分析失败原因。有人认为是荆轲进咸阳宫失去了帮手;有人认为荆轲剑术不精,武功欠佳,没有追杀到秦王;还有人认为荆轲有贪生心理,没有在“图穷而匕首见”的第一瞬间向秦王下手,他想抓活的,给自己生还的希望。说荆轲有贪生心理我不敢认同,说他想生擒秦王倒可能是事实。人们对“荆轲刺秦王”一直有一个误会,以为荆轲来到咸阳宫的目的就是杀死秦王。其实燕太子丹派荆轲到秦国,第一目的是想效仿曹沫挟持齐桓公的事件,荆轲最好也能挟持住秦王,逼他归还侵略的土地;若不行,再刺杀秦王。但最终两个目的都没达到。

世人对荆轲的失败耿耿于怀,是因为潜意识里希望他刺秦成功。然而,假如荆轲真刺死了秦王——那时候嬴政还只是一个诸侯国的国君而已,还没有变成后来的秦始皇——那么,荆轲的名声也就与《史记·刺客列传》里其他的刺客一样了,而不会脱颖而出。所以,荆轲的英名,正在于他的“失败”。

荆轲的英名虽与成败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荆轲敢于越过易水,渡过黄河,来到强大的秦国,进入它的心脏地带咸阳宫去单挑秦王;他遇到的对手比其他所有刺客遇到的对手都要强大,但他敢于向最强者挑战;他去赴死,高歌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当那个号称十二岁就杀过人的秦武阳,一进咸阳宫就被那种威严的气势吓得大惊失色时,他能谈笑自如;当他面对高高在上被文武百官簇拥着的秦王时,他在孤独中完成了他应该做的所有动作。

荆轲在咸阳宫只战斗了几分钟,然而这几分钟却震撼了中国人几千年。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

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正是在2000多年前的轴心时代的基础上的一次新的飞跃。据此我们也许可以说，将有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出现。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里，各民族、各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会要求发展其自身的文化，因而经济全球化将有利于文化的多元发展。

新轴心时代和前一个轴心时代不同，新的轴心时代必须是在互相影响中发展的。前一个轴心时代，虽然提出了问题，可都是独立提出来的。中国讲的天下，就是中国了解的天下，希腊文化也没有考虑到还有一个中国，还有个印度。而且，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吸收印度的东西很多，相应地，印度吸收中国的东西非常少。这实际上是个文化单向传播的问题，原因是中国的文化比较有包容性。

今天不一样了，任何一种文化，都得有全球意识。现在，每个国家都不仅仅是要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同时也在解决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当然，不能认为古代的问题到现在就没有意义了，古人提出的问题，有些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中国古代就提出的天人关系问题、古希腊提出的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人类还要不断地解决下去。

假如我们今天能够进入一个新轴心时代，各种文化之间一定是互相吸收的关系。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很可能形成若干个重要的文化区：欧美文化区、东亚丈化区、南亚丈化区和中东与北非文化区(伊斯兰文化区)，其他还有以色列和散在各地的犹太文化、南美文化，非洲文化等。这些文化必须好好考虑如何相处的问题。尤其是前四大文化所覆盖的人口都在10亿以上，一个文化消灭另一个文化没有可能，因为牵扯的人口太多了。最好是用中国的办法，在对话中相互理解，以求和而不同。我们有可能也有条件把西方的学说中国化，把中国思想加入西方文化，进行平等的对话，我的有些思想可以给他们一些刺激，让他们去重新思考原来的问题。比如，西方长期存在的是主客二分法，我们不主张主客二分，而是主张天人合一，两者可以互补。

(选自汤一介《我们在面对一个怎样的孔子》，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