蓑衣，最初是用草编织而成的挡雨器具。在我国上古时期，人们为了抵挡风雨的侵扰，起初只能用野草裹住身子，以遮雨水，久而久之形成了蓑衣。《诗经·小雅·无羊》：“尔牧来思，何蓑何笠”，就记录了当时人们穿蓑衣的情况。“蓑笠，备雨服。”说明是充当雨具之用的。春秋战国时代，百姓在下雨天，通常是身着这种草衣来从事劳作的。蓑和笠的关系，如同今日雨衣和雨帽的关系，所不同的是“笠”的制作原料是竹子，而不是草。而且“笠”晴雨两用，既可避风雨，也可防烈日酷暑。

蓑草的表皮较光滑，本身又呈空心状，所以用来制雨衣，雨水不易渗透。其为贱物，轻易可得，在很长时期内，不分尊卑，外出遇雨，都穿这种蓑衣。随着时代进步，人们又发现了多种可用作雨衣的材料，但蓑衣并没有被淘汰，尤以农夫、渔人所用为多，历代诗文中有不少描写。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那首：“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比蓑衣进一步的雨衣，是用丝绢一类纺织品涂上油后做成的，称“油衣”、“油帔”。《晋书·桓玄传》：“(刘)裕至蒋山，使赢弱贯油帔登山，分张旗帜，数道并前。”

除蓑革、油绢外，古代雨衣还有用粗麻、棕丝等材料制成的。棕丝是棕榈树皮上的一种纤维，经加工整理，也可编织成雨衣，俗谓“棕衣”。唐韦应物《寄庐山棕衣居士》诗：“兀兀山行无处归，山中猛虎识棕衣。”与此类似的材料，还有油葵叶，也非常适宜制作雨衣。清李调元《南越笔记》中就有详细记载：“油葵生阳江恩平大山中，树如蒲葵，叶稍柔，亦曰柔葵，取以作蓑，御雨耐久。”这种雨衣仍以农夫、渔人所着为多。

明代后，雨衣的制作日益考究，所用材料也有多种。宫廷内臣所穿雨衣，据刘若愚《明宫史》记：“用玉色深蓝官绿杭触或好绢，油为之，先年亦有蚕茧纸为之，今无矣。有斗钵式者，有道袍式加褂者。御前大臣值穿红之日，有红雨衣、彩画蟒龙方补为贴里式者。”贵族男女的雨衣，则用一种柔软而不渗水的高级玉草编织而成，取名为“玉针蓑”。

《红楼梦》中，贵公子贾宝玉就穿这种雨衣。第45回：“只见宝玉头上戴着大箬笠，身上披着蓑衣，黛玉不觉笑道：‘那里来的这么个渔翁?’……黛玉又看那蓑衣斗笠不是寻常市卖的，十分细致轻巧，因说道：‘是什么草编的?’”

斗笠则是用竹篾、箭竹叶为原料，编织而成，有尖顶和圆顶两种形制。讲究的以竹青细篾加藤片扎顶滚边，竹叶夹一层油纸或者荷叶，笠面再涂上桐油。有些地方的斗笠，由上下两层竹编菱形网眼组成，中间夹以竹叶、油纸。“或大或小，皆顶隆而口圆，可芘雨蔽日，以为蓑之配也。”(《国语》)斗笠，又名箬笠，“楚谓竹皮曰箬”。有的斗笠，以葵叶铺陈笠盖，因而称之为葵笠。有的则以笋壳夹于竹篾中。

二百多年各诸侯国大事，其间纠结缠绕，勾心斗角，因果相联，人事相搅，多少复杂烦难，以一万六千字当之，定须简洁而谨严，要言而不烦，一以当十。这就形成了《春秋》的“微言大义”。微言者，言语简洁而精省也，大义者，内涵丰富且包孕着主观倾向性也。这对事对人之“主观倾向性”褒贬，又往往是暗示而非明宣的，此所谓“春秋笔法”。《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君者有之，子献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显然孔子作《春秋》不仅为客观记叙史事，为后人索隐，更为表达自己的政治道德观点，并以之矫正世道人心，故《春秋》微言之中，有褒贬在焉，所以，“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但用一万六千余字写二百四十二年历史，可以想见其疏略简陋，这不是语言的锤炼所能避免的。所以实际上，《春秋》并不能真正完成对春秋历史的记录，它只是一部“历史提纲”。王安石更直接批评它是“断烂朝报”。从叙述事实角度看，它实际上没有叙事，因为它没有“叙”，只有“记”，它只记录事件的孤零零的结果，而无起因、发生、发展之过程，更遑论其间的诸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包括各类人物的不同作用，就对事件的评论看，它亦没有论事，因为它没存“论”，只是过分依赖、迷信语言的多义性、丰富性，滥用其模糊性，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增加无约束基至无规则的随意联系，这给我们真正理解作者的思想倾向增加了难度。如“王正月”之“王”，在与“正月”连用时增加了它所指的义项，使之具有“尊王”的意味，就有些勉强。再如同为弑君，有的记为“人”（如文公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有的则无此“人”（如成公十八年:晋弑其君州蒲。文公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有“人”者表示“少数人”，被弑之君罪不该死，而这“少数人”倒有弑君之罪；无“人”者表示举国共杀之”，罪有应得。这样费琢磨，也不够明确。至于某些为尊亲者讳的用词，更值得商榷。如“践土之盟”时，晋文公为盟主，召集诸侯大会，也通知周天子到会，主弱臣强，天子竟被诸侯呼来唤去，形同被挟，实为周天子一大耻辱，但孔子记曰“天王狩于河阳”，用一“狩”字，为之遮丑，这样做，能否起到“尊王”的作用，还很难说，而这种做法，遮盖了历史真相，倒是真的。实为史家所不宜取也。

（节选自鲍鹏山《历史何以成散文》）

艺术电影为何难以赢得大众市场

——从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引发争议说起

桂琳

①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下文简称《地球》）在2019年新年之际上映后引发了诸多争议。如果单从艺术性的角度来评论这部电影，它的探索是令人尊敬的，电影中的诸多艺术特质也值得电影研究者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但该片最大的问题是，当它将自身定位于走入大众市场的艺术电影，其制作定位和营销定位上都出现了失误。也正因为如此，围绕着它的争论也带来一种讨论的契机：什么样的艺术电影可能获得大众市场的认可，艺术电影又如何走向市场。

②美国电影史学家大卫·波德维尔认为艺术电影由于缺乏可识别的明星与熟悉的类型，就必然利用作者论的概念来整合文本。而在艺术电影文本中，作者代码的凸现正是通过对古典规范的违背，并从古典规范中偏离出来，比如一个不正常的角度，一个被强调的剪接，一种被禁止的摄影机运动，一种不真实的布光或场景变换等等。毕赣的第一部电影《路边野餐》十分符合波德维尔对艺术电影的分析，而《地球》对前作中的“荡麦长镜头”进行了强调与扩展，构成了其在艺术上的继续探索。

③但《地球》因为更大规模的资本投资，对票房的需求大大增加。为了这种需求，不仅加入了明星，还试图将类型元素融入影片之中，想借助黑色电影的类型惯例让《地球》具有更强的市场号召力。

④类型+艺术并不是简单地做加法。借鉴哪种类型，如何将类型引入艺术电影，与导演对类型应用的理念有关。艺术+类型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艺术电影借助类型表达自己的艺术理念，类型在这一组合中充当一种工具和靶子，导演借助类型程式来凸现自己对传统和成规的批判；另一种则是将类型程式放在显性层面，突出类型的魅力，而将导演个人的思想和艺术表达放在相对隐性的层面。

⑤从《地球》来看，首先，影片对黑色电影类型的借鉴与毕赣个人的诗性电影追求之间就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黑色电影类型元素的强行加入并没有给影片整体助力，反而成为一种累赘，更谈不上电影借类型来完成一种更高层面的思想表达。其次，《地球》对黑色电影类型本身的类型元素也没有很好地掌握，所以它无法像  《白日焰火》那样将黑色电影本身的类型魅力发挥出来。《地球》说到底还是一部艺术电影，黑色电影类型的加入其实还给它的艺术性做了减分，它也不可能借助类型成功地走入大众市场。

⑥老到的营销方略能激发类型预期，一旦营销已经告诉观众去期待一个他们最喜爱的形式，那么就必须履行诺言。从《地球》的营销策略来看，正是犯了电影营销的大忌。选择抖音这样的社交媒体，从广告词上又强调了《地球》与浪漫爱情片的类型十分接近，而影片实际的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即使从类型上去划分，这部电影所借鉴的黑色电影与浪漫爱情片也根本是两个类型。黑色电影本身是带有批判意味的一种类型，《地球》在营销上却突出了浪漫与甜蜜，这种营销定位必然带来后面的口碑恶果。同时，如果观众没有一定的艺术电影素养并对毕赣前作比较熟悉，《地球》艺术创新部分的挑战是非常大的，观众看得莫名其妙并感觉上当受骗完全是正常的心理反应，完全不应该苛责观众。

⑦一个相对成熟的电影市场，本身应该包括不同种类的电影，这些电影的营销策略和目标受众也是不同的。以美国电影市场为例，好莱坞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基本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电影等级：第一是大片，作为主流制作处于第一级，这些电影的平均预算达到一亿美元，其中1/3预算用于市场运作，其内容就是为多媒体市场来设计的；第二级包括六大媒体联盟的子公司发行的艺术电影，类型电影等，其中有主流的一线明星，而且影片有成为市场黑马的潜力，这些电影的预算平均为4000万美元；第三级是由独立制作发行商开发的小众电影，通常花费在1000万美元以下，是为特定的市场生产的小众电影。

⑧以这一分类为参照，《地球》应该属于第二级或第三级的电影，它的电影预算和其电影预期收入也应该属于这个级别的。它不仅应该在制作预算上有所克制，在营销上更应该突出自己的艺术特质，营销方案围绕艺术电影的核心受众来展开，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一次所谓断崖式的口碑现象了。

⑨围绕着《地球》的这场争论对中国艺术电影发展和中国电影市场发展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艺术电影导演需要考虑自己的每一部电影定位到底是什么，如何制作和营销才是最合适的选择。而电影市场的成熟，不同预算和市场预期的电影划分更加清晰，也更有利于这样有才华的艺术电影导演走得更好更远。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