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垕注

王剑冰

①大龙山，你在中原隆起，绵延无限远，我看不到你的尽头。也许，龙亭里眯起的眼睛朝南望，就能望到你龙一样的雄姿。而在你的脚下，那个叫神垕的地方，人们利用你的特有的土质，燃烧起一条条火龙，火龙里诞生的奇妙的钧瓷，源源不断地进入大宋皇室的深处。

②我来的时候正是深秋，山上依然蓬勃葱茏，各种巨石像鳞片闪露在阳光下。我想不明白这个叫做神垕的地方，躲藏着怎样的神秘；是怎样的一种土，千年不尽，支撑了炉灶里的辉煌。

③神垕，我与你不期而遇，真的，我在车上打了个盹，一睁眼竟然就扑到了你的怀里。我已经感觉出这次抵达的幸运。那些昨日的烟尘和现实的幻象搅得我有些心神不宁。我在心神不宁中小心翼翼地走进一个个院落，诚惶诚恐地观察每一个窑址，毕恭毕敬地抚摸那些浴火而生的神物。

④钧瓷上的一束束光直接打开了我的心室，那层层开片让我有一种疼痛。大宋，你离去了近千年的时光，但是你造就的辉煌却是一直光照着历史，以致于那不屈的泥土在这里从来没有停止续写出瓷的华章。

⑤走进一条古街，不宽的街巷两边都是明清时期的老房。当地人说，你没有看见过，当年这些老房子深处，都是钧瓷作坊。早晨叮当的阳光里，一队队马帮驮着泥土柴草或者精美的瓷器踏响青石的路面。路面上，有人扛着担着做好的半成品，穿街过巷，走入各个作坊。到了饭时，男孩女孩提着饭罐川流不息地给大人们送饭。那时的神垕，就是一个大的瓷场，所有的活动都围绕在瓷场的秩序中。

⑥整个神垕依山就势错落成美妙的图景。走过一棵棵老槐、野桑和皂角树，来看那些老窑。有些窑就在半山，人住的石头窑洞，烧瓷的石头窑体，放眼是山下无尽的苍茫。

⑦每年的正月十六，火神庙开始祭火神。烟雾缭绕，旗幡飘摇。火，对于神垕是那么的重要。有钧瓷的烧造，都是火的艺术，更是火的魔术。钧瓷的图形和色彩不是事先画出，全凭窑变而成。那样，一切就全在了想象中。那是幻想与火神共同的勾画，是一种匪夷所思的超越和飞翔，充满了翻空出奇的期待，异想天开的盼望。

⑧看见一个窑炉门上贴着对联：求仙翁窑中放宝，赖圣母炼石成金。当地有“十窑九不成”的说法。火的惊喜、幻想的惊喜、等待的惊喜的到来，一次次竟是那么的不容易。

⑨走进钧瓷艺术馆，就像进入了一个瓷海，我似听到叮当的开片啸闹成一片秋声。我看到形状各异的精魂在起伏腾跃，色彩的空间里彩潮汹涌。

⑩你的曲线为何这般柔润迷离？你的色彩为何这般大胆恣肆？还有你的花片为何这般勾心摄魄？经过长时间的静默与忍耐、摔打与烧灼，火给了你怎样的折磨与启发，给了你怎样的调教和灵感，使得你如此觉悟开化？历一千三百度浴火而出，每一个都成为仪态万方的精灵。

⑪神垕，你将我从喧嚣中摆渡过来，让我有了一时的安宁与沉静。尤其是看到那些聚精会神的做瓷者。

⑫竟然还有女工艺师，她们长发飘透，姿态端庄。无声的时间里，一腔热爱倾注于一抔泥土。又有人进来，流露出欣喜：看呀，她们在做瓷！

⑬声音里，你会把做瓷听成“作词”。宋瓷中闪现着多少艺术的精粹，怎么能不说她们在作词呢？是的，她们作着八声甘州，作着水调歌头，作着沁园春、临江仙、菩萨蛮，那从宋代遥遥传来的，就是一首首或婉约或豪放的美妙的宋词啊。

（有删改）

诗歌的特点是在韵律中运行,中国和外国,概莫能外。这是诗歌得以流传的基本要素,越是保持韵律严谨的好诗,流传得越是久远。反之,再好的诗如果没有韵律,也难以广泛地流传。这正如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根据这个道理,反思我国近百年的自由体新诗,之所以缺少传诵的耐力,根本的原因就是放弃了作为诗歌这种文体的基本要素—一韵律。

在新诗刚刚兴起正在探索自己发展道路之时,章太炎先生就曾明确提出诗必须有韵,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只有摆脱韵律東缚才能写出好诗的说法。他在给曾聚仁的信中说:“必谓依韵成章,束缚情性,不得自如,故厌而去之;则不知旗歌小曲,亦无无有韵者,此正触口而出,何尝自寻束缚耶?”

新诗的推出,不可否认是诗歌发展的一大进步,是适应了时代的需求。但是从它发展至今的百年历程反思来看,当时倡导新诗的先驱们,在打破统治了千百年的格律诗束缚的勇气和无畏的精神下,不免由于慎思不足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从而忽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即中国诗歌(从《诗经》到元曲)不管是哪一种格式都是有韵有律的,这些韵律的格式是经过千百年的锤炼才形成的。正是由于有一定格式的韵律,诗歌才得以流传。而倡导自由体新诗的先驱们在他们刚刚走出国门,初见外国诗歌,在外语不太精深、未能熟谙外语中音节长短、重音排列等在母语中已经约定俗成的内在规律时,会不会仅从书面上看到它句子的长短不齐和语尾的有韵无韵,便误以为外国诗歌一律是没有任何格律的自由体诗呢?而对于大多数没有去到外国、只凭译文了解外国诗歌的人,则更是以为外国诗歌天生便是无拘无来的充分自由体,就是分行的散文。

应当说,新诗至今虽然已经经历近百年的历程,但仍然处于探索与寻求更适合于自己表现形式的阶段。历史上,每种新的诗体出现,由《诗经》到《乐府》再到格律诗、词、曲,每一次都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过程。我认为,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对。他说:“诗要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鲁迅的话在五四时期推动诗歌革命,促进新诗产生时是正确的;今天,在推进新诗如何探索,如何找出更适合于自己的表现形式的过程中,仍很重要。

总之一句话,诗一定要有形式,这形式就是韵律。至于这形式、这韵律如何铸造,如何形成,仍然亟待探索、锻铸与完善。

(选自邓加荣《诗一定要有形式,这形式就是韵律》)

当今全球化时代，文明交流、文明互鉴离不开一定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话语体系？

首先，关于话语特征。我们应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着力构建具有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时代性与人民性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统一等特征的中国话语体系。话语体系于时代问题和现实生活。基于时代的本质特征及其生发的问题，才能产生传达时代内在呼声并具有时代影响力的话语体系。然而，在讨论当代中国问题的过程中，从范畴体系、理论范式和话语方式来看，很少产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中国范畴、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大多还是在使用西方的、中国传统的、经典文本中的、教科书中的概念、范畴、表述、理论和框架。针对这种研究现状，我们应该增强自觉话语意识和明确话语特征取向。此外，还需注意的是，话语与生活紧密相连。在这方面，我们应克服“有概念无生活，有生活无概念”的研究短板。

其次，关于话语资源。一方面，要反对妄自尊大，在话语资源上借鉴现代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当然首先要从整体上和本质上把握西方文化，并批判性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的智慧。此外，还要把握西方现代文明的本质是什么，它是怎么从传统西方文明中演化而来的，它对人类世界的贡献究竟在哪里。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妄自菲薄，积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智慧。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解读西方学者的著作，不能仅仅满足于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使自己的大脑成为别人思想之“跑马场”。我们主张面向中国问题，深刻揭示产生中国问题的现实逻辑，同时遵循“中国问题·中国方法·中国理论”的内在逻辑，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符合中国人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书写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的范畴体系和话语方式。这就需要注意把握三种文化形态的话语资源：作为主流文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以党的指导思想和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主导和引领着社会思潮；作为大众文化形态的传统文化，主要存在于居住着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广大农村地区及一些儒学知识分子中；一些学术精英专注研究的西方文化，主要存在于相对发展起来的部分城市、地区及一些知识分子中间。要在三大文化形态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实践互动中，积淀出能够凝聚人民力量的中国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塑造出具有世界话语权的中国话语。

再次，关于话语体系。话语背后的核心是概念、观念和思想，即“道”，其背后的支撑是现实逻辑、现实问题。就是说，关注对象和研究内容决定着话语形式。研究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中国话语。提升话语权，要注意构建完整、系统的话语体系：言之有向，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言之有物，即国家发展道路与国家硬实力；言之有理，即围绕核心理念而加以全面系统阐述的核心理论；言之有效，就是“怎么讲得让大家爱听”；言之有力，就是讲的话能影响别人，具有掌控话语的权力”。

（摘编自《新华文摘》，韩庆祥、王海滨《建构“理论中的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学术自我”》）

告别“诗歌”走向“散文”

陈平原

幸灾乐祸也好，呼天抢地也好，无动于衷也好，人们都不能不正视这一命题：学术正在贬值。

就看你怎么理解这“贬值”两个字。如果这指的是应用学科被推到前景，而学术性更强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受重视，跟经济建设没直接联系的文史哲等古老学科甚至受到冷淡，这的确很可忧虑；如果这指的是商品经济的冲击以及知识分子待遇的低下，以致学者不能安心治学，而必须盘算如何“生产自救”，这起码也不是什么好兆头；但如果指的是学术研究不再受到公众的关注，不再有“雄文一出举国欢腾”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那我倒觉得很正常，既不可喜，亦不可悲。

学术研究本来就是“寂寞的事业”，没多少油水好捞的。前些年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出书容易，惊世骇俗容易，滥得虚名也容易。一时间学术界似乎也成了“名利场”。如今则又回到了“冷板凳”。

梁启超有篇名文《过渡时代论》，其中谈到过渡时代容易出英雄。出政治上的英雄，当然也出学术上的英雄。“五四”年代能出英雄，前几年也能出英雄，如今则连“各领风骚三五天”都不容易，英雄似乎消失了。没有英雄的时代，未必学术成就不高，只不过缺乏戏剧性罢了。

激动人心的呐喊着呼啸着前进的学术变革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接下来的，该是没有多少诗意而又更加艰辛的常规建设了。对于青年学者来说，适当调整一下心理状态，乃至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还是必要的。就好像新学期开始，小学生们必须把假期里跑野了的心收回来一样。

当然，也有人“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从来没“跑野”过。可这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对于那些没有一点功利心、没有一点虚荣心、没有一点狂态、没有一点醉意的“纯学者”，我历来敬而远之；有时甚至不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或者缺乏才气故作镇定、或者出于矫情大骂葡萄酸也未可知。我佩服的是能“跑野”也能“操正步”；该“跑野”时“跑野”，该“操正步”时“操正步”。当年“跑野”时甩了一拨人，如今“操正步”还会甩下一拨人。读书做学问也真不容易。

一代诗僧苏曼殊的小说中，常常出现这么一种尴尬的局面：男主人公在热情、执著、聪慧、果敢的西化女性和娴静、高雅、温柔、含蓄的东方女性面前丧失选择的能力，只好悬崖撒手皈依我佛。这种主题模式在现代作家笔下不断重现，只不过“五四”时候西化女性占上风，40年代东方女性占上风而已。尽管作家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种选择更多的是时代逼出来的；内心深处很可能都像苏曼殊那样，在两种女性、两种生活理想、两种处世态度——借用茅盾的术语：诗歌与散文——之间徘徊。

“没有英雄”、“缺乏戏剧性”、“操正步”、“常规建设”，这无疑都是散文时代的标志。也许，只好做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告别“诗歌”，走向“散文”。

但愿，就在不久的将来，我能把这题目倒过来再做一遍：告别“散文”，走向“诗歌”。即使那篇好文章一时难产，也不妨为这散文时代保留一点诗意，或者创造一点诗意。以免“寂寞的事业”过分寂寞，散文的时代过分“散文”。

“浙学”的成型是在永嘉、永康、金华、四明之学异军突起的南宋。永嘉、永康之学给“浙学” 打上了追求功利、讲求事功的思想烙印，金华、四明之学则分别传承了中原文献之学和江西陆学的精神传统。明代中后期，以王阳明为宗主的阳明学派遍及两浙，风靡全国，确立了良知心学理论体系。明清之际，刘宗周（蕺山）的诚意慎独之学独树一帜，形成涵盖两浙的蕺山学派；其高足弟子 黄宗羲接踵而起，力倡重视经世实践的“力行”哲学，开创具有民主启蒙性质和实学特征的浙东经 史学派，使“浙学”升华到足以主导中国思想潮流的地位，成为推动近代思想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的思想大旗。自南宋至明清，浙学内部学派林立，宗旨各异，而其主流则是以“求实、批判、兼容、 创新、民本”为根本精神的两浙经史之学。

“浙东学派”的概念始见于清初大儒黄宗羲的著作。黄宗羲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一文中首次使用“浙东学派”一词，指的是浙东地区学术发展的主要脉络，即浙东学统，或曰浙东学脉，而非现代意义的学派。黄宗羲之后，自视“梨洲私淑”的清代大儒全祖望撰《宋元学案叙录》， 多次使用“浙学”概念，并作肯定性评价。他认为“浙学”主要是指“浙东之学”，但也包括“浙西之学”，清乾嘉时的浙东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认为，“浙东之学”与“浙西 之学”的学术渊源与学风虽有不同，但都是儒家之学，其根本之道可以并行不悖、互相兼容。

溯源追踪，综合比堪，“浙学”的内涵可作狭义、中义与广义之区。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的浙东事功之学。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渊源于东汉、 酝酿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概念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于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它是狭义“浙学”与 中义“浙学”概念的外延，既包括浙东之学，也包括浙西之学；既包括浙江的儒学与经学传统，也包括浙江的佛学、道学、文学、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传统，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涵盖了具有浙江特色的自然科学传统。我们在总结浙江学术思想发展史时，必须对狭义、中义与广义的“浙学”分别加以系统的研究与整理。然而站在当今文化建设和弘扬文化精神的立场上，则应取广义的“浙学”概念，尤其重视对其人文精神的研究和应用。

历经岁月磨合凝练，“浙学”内部的多个学派“和齐斟酌，多元共存，互相融通”，形成为地域学术文化传统，逐渐凝练出以“实事疾妄、崇义谋利、知行合一、经世应务、兼容并包”为主要特色的思想内涵。

（节选自2019年3月29日《文汇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