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农林渔牧业人群长期生活、聚居、繁衍的边界相对清楚的聚落空间和社会单元,村落的产生并非伴随人类的起源就出现的,而明显是人类进化和人类文明起源时期的产物。人类进化史表明,人类是从灵长类古猿进化而来的,属于群居型动物。这一进化过程,提供了早期村落产生的两条线索。一是群居作为动物性本能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特别是到了智人阶段,人类为了有效减少个体的生存难度,发展出了共同防御、共同发展的族群观念,因而基于血缘的聚众而居开始发生。二是由于生存的驱动,人类开始积极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发展出大量与生产生活有关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包括工具、器皿、衣物、建筑和制作它们的经验、技术,以及语言、制度、道德和原始信仰等。这一进化过程中动物性聚众本能开始向社会性聚居意识转变,基于血缘的原初氏族组织应运而生,于是,地城空间上的居民点开始与作为社会单元的氏族组织重合,具有村落内涵的聚落随之产生。

距今一万年前后,农业的出现和发展,使人类从“居无定所”的迁徙流动生活方式逐步走向定居生活。定居把人类固定在土地之上,推动了农业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又稳定并扩大了定居生活,才有了早期村落的形成与发展。原始社会后期,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使早期社会从氏族进化为部落,部落又发展到部落联盟。建立在氏族组织之上的村落向群团化发展,并形成以城郭为中心的地缘一体化趋势。由此,国家应运而生,中华大地逐步从分散走向统一。这是从血缘到地缘,进而再到文明的重组与整合。

国家的出现,意味着跨地域、跨血緣、跨部落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建立,国家要维系和巩固这种关系,其前提和基础是对土地和人口的全面掌控,因为二者关系到国家的人丁强弱和经济收入的多寡。因此,村落作为最基础的地域单元、生活单元和社会单元,就具有了国家层面的意义。先秦的“井田制”“授田制”和“乡遂制”,秦汉的“郡县制”“乡亭里制”都已充分表明这一点。伴随国家对村落的实际认同,“村”的概念在东汉随之出现。至唐代,国家更是构建了“村坊分治”的行政管控体系,可见,国家视野下,村落以其聚族群体性、血缘延续性和地缘一体性的特质,起到了维系和巩固国家的稳定。繁荣和发展的历史作用。

作为“聚族而居”的社会单元,中国村落是血缘关系优先的社会,属于血缘型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大致形成于宋代以后。村落共同体的形成,也意味着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世界的产生。除田赋徭役、战争动乱等不可抗拒因素外,村落较少与外界发生联系,是一种与城市截然不同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形态。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化的推进,近代以来的村落共同体逐步转型发展。从时间上来说,中国现代化的意识及其实践大致产生于鸦片战争前后。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领导全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变迁,使包括村落在内的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人力和富力为主的生产方式逐渐被批量化,规模化、标准化的机械化生产取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本瓦解,传统村落共同体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正在探索一条现代转型之路。

(摘编处胡彬彬、邓昶《变迁与转型:中国村落发展的历史逻辑》)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充满希望。同时，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努力推动大国间的文明对话对于深化大国关系、维护当今世界和平、发展与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

世界各大国均拥有丰富多彩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兼收并蓄，融合了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与其他各种文明碰撞、交流、融会，为推动世界文明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欧洲文明同样极富历史文化底蕴，无论是希腊的雕塑、罗马的万神庙、拜占庭的镶嵌画，还是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望远镜，莫不是欧洲文明的奇丽瑰宝。

中国与欧洲各国文明对话源远流长，其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不同文明之间能够实现互容互鉴互通。自2014年启动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以来，中法两国在教育、科技、文化、艺术、社会等领域的交流发展迅速，而以此为依托的双边政府交流、民间交往、经贸往来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近年来，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陆续建立了高级别财金对话、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等机制，为各领域合作持续推进提供了动力和保障。中俄两国民众相知相亲的历史举世公认，已经成为了两国关系发展的不竭动力，两国文化在彼此国家的影响力、亲和力和感召力不断提升，已经成为了当今大国之间文明对话的典范。

源于欧洲文明的美国文明，与美洲文明结合，发展成为一种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其文明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基于多元文化的价值观。而中国一直努力倡导着多元文化和不同制度间的和平共存，已成为世界文明互通的有力推动力量。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中美交往40年来的教训和启示说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唯有合作才是正确选择。在中美利益已经高度融合的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时代，中美双方更应该承担大国应承担的特殊责任，摒弃冷战思维，谋求合作共赢。

然而4月29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就中美关系发表谈话，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文明较量”，宣称美国正在制定基于“文明冲突”的对华关系框架，从而将中美关系渲染至所谓“文明冲突”的层面。在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的21世纪，这种“文明冲突论”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人类文明的悲哀。

文明的生存和进步离不开交流互鉴，文明只有在交流互鉴中才能不断前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一个充满自信的文明，其前提是要拥有对其他文明包容欣赏、乐于交流的心态。只有交流互鉴，尊重、包容姹紫嫣红的不同文明，自己的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大国文明的自身发展及对话交流更是如此。当前的大国关系，需要的就是文明的交流与融合，需要的就是文明的理解与对话，而不是冲突和较量。

（摘编自潘震《大国文明对话的时代意义》）

材料一：

在信息匮乏的时代，人们想得知信息而不能，容易陷入恐慌状态。如今，互联网和无线技术的整合和传播方式的改变，使信息再无时空限制，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主动或被动地接触“爆炸”的信息“碎片”。

我们有太多的媒介资源接触到海量的信息，信息的制造速度早已超过了人们处理信息的速度，于是信息的“冗余”伴随着媒介的飞速更新悄然产生。它给当代人造成的困扰比之信息困乏有过之而无不及。信息以排山倒海、无限量递增的速度把现代人淹没，一个信息严重超载的不可承受之重的时代正在开启。当人们以有限的精力不断地“超支”处理无限的信息时，注意力难免会被分散。注意力的稀缺是信息过剩时代的必然产物。信息的严重过载，而人们精力的有限，这就导致每个人都想花最少的时间，获取最多的信息，从而不断确保自己能够跟得上这个“分”新“秒”异的时代步伐——而这一切，就意味着“碎片化”阅读时代的到来。

材料二：

无论是严肃深阅读还是碎片化浅阅读都是读者的自主选择，但当一种阅读方式逐渐流行甚至泛滥的时候，便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与评价。碎片化阅读有其自身的优势与存在的意义价值：它单位信息量大，内容题材丰富多样，耗时少，效率高，可以使人们轻松获取大量信息。只要拥有一部手机或网络电子终端，海量信息便唾手可得，知识的获取变得简单；它可以快捷、及时、交互、充分地将零碎的空余时间利用起来，尤其适合当下空余时间渐趋零散化的大众的需求。这些是传统纸质严肃深阅读很难具备的优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时代阅读新风尚。然而，不可忽视的事实是，碎片化阅读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它让我们注意力涣散，形成思维惰性，失去深度阅读的能力，历史感逐渐消退。

王蒙曾感慨：“虽然不能回到孔孟时代悬梁刺股地读书，但也不能都躺在乔布斯的怀里看微博。网络带来了方便，但也使我们的阅读、讨论、思维变得普泛化、浅薄化、零碎化、快餐化，成了无中心、无目标、无深思熟虑的‘三无’浏览。”当碎片化阅读成为一个社会的常态阅读方式时，或许我们该思考的是：究竟是我们利用了碎片化时间进行阅读与知识获取，还是碎片化阅读从根本上绑架了我们？

材料三：

碎片化阅读会妨碍人们对一些问题的深层思考，但又可以帮助人们更快地获取多元信息，从而更全面地认识事物，这是形成理性认识的基础。如果用户为了特定目的而不断延展阅读领域，即使读的都是短文章，所获信息也可汇聚成深度的认识。

对习惯于借助电子媒介进行阅读的人来说，需要养成良好的阅读、思考习惯，不断提高检索信息、评估信息、组织信息、分析信息、表达信息、保证信息安全和信息协同等个人知识管理能力。要让他们知道电子深读的意义、策略、方法、路径，养成将浅阅读信息予以系统整理与标记进而深入思考的习惯，或者让他们能够基于浅阅读顺利转向深入的电子或纸本阅读。因此，要促进碎片化阅读走向深入，书刊出版传播就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电子阅读和纸本阅读，将二者的优势相结合，走融合媒体发展之路：由平媒或网上推荐试读，引向纸质或电子深读，然后走向网络分享与共读，促进更广泛、更深入的全民阅读与文化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