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将我们在生活中的表演称之为“前台”。他观察到了真实生活和戏剧表演的某些共同之处：为了特定的目的，人们总是在生活中为自己涂脂抹粉、培养各种礼仪和谈话技巧、通过阅读和学习来获得谈资，凡此种种，构成了我们对外的“公共人格”。这种“公共人格”就是我们人生自我展示的一块广告牌。我们塑造自我角色形象并透过它被周围的人知晓，从中，我们积累下了人际资本，博得了重要人物的好感，为自己获得机会并维持这一形象。这便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常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很难说它是不虚伪的。。

而戈夫曼也注意到，对于我们这些人生的演员来说，“前台”之外，还存在“后台”。那“后台”就是我们“卸妆”的地方，把自己从社会角色、职业角色和公共人格的表演中暂时解脱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人而存在的时刻。通常，这个时刻不会很多，除了自己和极密切的人以外，也不会有更多的人看到。

戈夫曼的这套理论在移动互联时代面临着一个新问题是：移动网络的出现似乎让我们的“前台”以一种可怕的速度在延展，而“后台”的空间则在不断的退缩、减少。如果我们把“虚伪”等同于“前台表演”时间的增多，那么我们将看到，在微信朋友圈的“绑架”下，我们几乎24小时每天都处于“前台”。早上起床微信自拍刷脸，每去一个地方都打卡签到，时而低调炫富，时而转发寓意深刻的鸡汤文。在这八万四千六百秒的时间内，每一秒钟几乎都贡献给了此类廉价的表演。说实话，悲催的真相是，我们的内心一如过去那样热衷表演，只是现在表演的成本和门槛更低：几张PS痕迹严重的照片，几句转帖，几帧模糊不清的场景，塑造出了我们微信时代的公众形象。换个说法，这叫互联网思维。

提供前台表演的场景在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不断增多，我们今天不但要“线上”而且要“线下”的表演，从线上演到线下，每一个不断扩大的前台都占用了我们过多的表演时间。并且，如今的我们不仅是演员、是观众，还是希腊戏剧中的唱诗班。留言、点赞、转发……让我们成为了无比疲惫的演员。我想询问的是，当硕大无朋的“前台”不断侵占占我们的生活之时，当我们的“后台”已缩小至几无立锥之地，甚至彻底消失时，生活中是否有某些重要的东西正在失衡，在倾塌？

（孙骁骥《我们都爱上了朋友圈里的虚伪》，有删改）

当前中国所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实实在在写在祖国的山河大地上。一个突出的事实是：作为国家地情资料最权威也最为完备、最具连续性的地方志，即便最新编撰，也已经明显跟不上新时代巨变的节奏。在这样的形势下，文学反映现实并及时记录“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迁，就变得非常紧迫、必要甚至时尚起来。这样的作品既尊崇以文学方法反映新时代巨变的美学规律，又是对方志记录地方舆地、物产、风俗、传说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可称之为“新方志文学”。

对“地方性知识”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迁的文学性、时代性、连续性、史志性表达，是我对“新方志文学”的一个基本界定。这里的“地方”当然不是地方志所指的狭义的行政区划，而是包括特定的行业或领城在内，如教育、科技、航天等。另外，面对新时代的历史巨变，新方志文学所采用的，也并非狭义的纪实手法，而是包含了叙事、抒情、政论、新闻、口述实录等多种方法，而且文体也比较开放，可包括写新时代巨变的诗歌、小说和散文，并不单指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

时代变革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审美品格。当前，推动文学创作关注现实、反映新时代历史巨变的呼声更为强烈。《人民文学》杂志2017年第12期开始推出的《新时代纪事》栏目、就在这方面立起一面旗帜。栏目不仅发表报告文学类的纪实性作品，也发表长篇小说。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2018年出版的一套20部“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系列长诗，分别以少数民族村寨及特色小镇、古镇的历史变迁为题材，以诗配画的方式讲述贵州儿女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精彩故事，也颇具新方志文学的品格。可以说，从创作观念、写作姿态、创作方法到文体，近年这一类作品一直在引领文学关注现实、书写现实的热情。新方志文学的命名，即是对这类作品美学特征的概括。创造新时代文学的历史，需要有更多这样的作品。

方志与文学，自古以来关系密切。有些地方志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两京赋》《三都赋》。不少地方志的“艺文”部分，或收录文人的作品，或关乎他们的经历、是文学研究的宝贵资料。至于地方志所记载的“一方之事”，则可以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与地方自然地理、名胜古迹有关的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不胜枚举，明清两代的地方志中大量地收录的“景观诗文”即是突出的例子。直到当代，这样的作品仍不少，如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之类。显而易见的是，融入了时代变迁内涵的独特自然地理、山川名胜，能够唤醒诗人沉睡的诗兴。反过来，景观诗文亦能提升地方的文化品相，让它们享有更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便是“诗以地兴”“地以诗传”现象，在中国文学文上并不鲜见。

（摘编自杜国景《关注时代变革，新方志文学大有可为》）

最近，中国某地模仿法国风格建筑的小镇在网上热传。大到埃菲尔铁塔，小到路灯、雕塑、植被，让人真假难辨。有网友直呼，和巴黎相比，这里就差一条塞纳河了。

这一现象并非孤例。据统计，中国至少已有6座“凯旋门”，10余座“美国国会大厦”，3座埃菲尔铁塔……徜徉其中觉得很“洋气”，“摆拍”出来像置身异域，让人不出国门就能体验世界风情。这些建筑的出现，固然有其出现的土壤，但“全心全意搞山寨”，总归是附在别人文化表层的一贴“狗皮膏药”。法国的巴塔兰克剧院作为当代音乐史上的圣地，建筑虽也融合了中国元素，但并没有因此而丢失自己的文化属性，而恰恰是因为其承载的巴黎文化，使之屹立150余年仍魅力不减。反观国内的一些高仿建筑群，哪怕是被冠以“中国的巴黎”“东方佛罗伦萨”，做到极致也不过是赝品，失了本国本土的文化精神，有皮没瓤。

事实上，中国的建筑风格从来都是兼容并蓄的，并不一味拒绝“洋建筑”，关键在于如何在借鉴的过程中，呈现出建筑的文化主体意识。比如，北京的前门大街，就是一个融合了中西风格，呈现出独特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积淀的特色历史街区。而人们之所以质疑当下的一些西式建筑热，就在于其舍本逐末、生搬硬套，缺少了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文化的理解。

与“模西建筑热”同样遭受诟病的，还有“仿古建筑热”。有的地方，本来并没有什么前朝风土，却乐于以古街古巷为名，雕梁画栋，青砖粉墙，小饰品假古董齐出，臭豆腐烤肉串并售。如果前者是对西式风格的盲目崇拜，后者则是复古思维的畸形生长。“从街区历史找卖点，然后找投资，再找规划设计、施工队”的仿古建筑公式，对于西式建筑热来说，同样适用。无论是抄袭西方，还是效颦传统，建筑设计与规划的盲从背后，是对文化传统的不自信、对文化根底的不自知。

建筑，既是文化的表现，也是生活的沉淀。每个地方的建筑，都植根于自己的历史脉络之中。千姿百态的开平碉楼，集防卫、居住功能于一体，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民居风格；马达加斯加首都族群混杂，马来高脚草屋、非洲木板棚与欧式教堂错落有致，多元才是那里的和谐；而作为中国获得普利兹克奖的第一人，王澍让每一层的每一户都有自己的小院和植物，“出则繁花似锦，入则清净悠远”。房子可模仿，文化难复制，只有立足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能找到创新式融合的思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我们的文化与历史，已经给建筑留下了丰富的馈赠。立足文化本体，深挖地域特色，根深方能叶茂。北京如今大力推动中轴线沿线重点地区综合整治保护和申遗，就是因为那是老城的灵魂，中华民族“内和外安”的文化基因、“左右对称”的营城理念、“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都集中体现在这里，在人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缺了非物质文化的滋养，建筑即使再雄伟也缺少一条脊梁；而有了乡愁和人文的淬火，哪怕穿越千年，安身之所也能成为精神家园。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