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言谏制度对周人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邵公谏厉王止谤时提到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说明周代言谏制度中有“献诗”作为谏言的制度性安排，进入周代体制内的诗歌生产和消费是一种职务行为。

《诗经》中的颂美诗也同样可以理解为谏言。今人以为谏言一定是批评性意见,不能用赞美之词,但古人并不这么理解。古人所谓美颂,不是阿谀奉承，而是树立一个正面人物典型，让君主去学习他们；或者描绘出一种美政理想,要君主去仿效。事实上,古人正是这样理解《诗经》的,当然,周代言谏制度对诗歌发展的影响并不仅限于社会上层，它其实已深入到社会下层，发挥着巨大的社会政治作用。西周实行过的采诗之制，就是言谏制度的一部分。

周代言谏制度除有采诗、献诗等制度安排外，还有献书的制度安排。“史献书”和“列士献诗”一样，其实都是周代言谏制度的题中之义。《逸周书•史记解》记有穆王要求三公、左史戎夫将前代败亡的历史教训作为鉴戒，“朔望以闻”便可以印证周公所倡导的这种“史鉴”已经成为制度，并对周代社会政治产生了实际影响。

春秋后期，诸子崛起，子书实为史书之旁衍，诸子“上说”也有“史献书”之意,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他以“道德”为中心来阐述自己的思想，提供的是“君人南面之术”,其所著五千言也是政教之谏言，孔子虽不是史官,但他的知识和学问于史，其编撰《春秋》，代行史官之责，也有以史为鉴之意；其一生活动都以政教为中心,《论语》开头两章即是《学而》和《为政》。战国诸子虽然各有个性,但“上说下教”却是他们的共性。尽管他们所进谏的已经不是天子而是诸侯，甚至是卿大夫，但政教谏言的思想内涵和精神气质仍然是与史官一脉相承的。

“谤”其实是一种政治谏言，是庶人对统治者执政过失进行的公开批评。由于庶人意见不能直陈统治者，故要通过“士传言”来实现。听取庶人谏言是古代传留的政教传统，周代只不过将其制度化而已。

周代服侍天子的”百工谏”人数众多，分工细致。在周代“百工”中最出名的是乐官这个群体，而乐官这个群体中言谏活动最活跃的除了大师，则数俳优。在中国，君主使用俳优有悠久的历史。《韩非子》的记载证明俳优在周代尤其是在东周不仅为君王所喜爱,而且能够参与政教活动，俳优的政教活动主要是进行优谏,《史记•滑稽列传》载有俳优优孟、优旃向君主或公卿进谏的事例。

周代小说是随着“百工谏”的制度建设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其成熟形态出现在春秋后期，故早期小说带有春秋后期的时代特征，它植根于世守其职的周代王官文化传统，受到言谏制度的激励和影响，在注重生活化和娱乐性的同时，仍然将政教工能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在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矫枉过正。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发展以拔乱反正开其端，天然地带有远离政治、远离现实的学术倾向。但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端，不免走向“以偏治偏”，导致史学逃避现实、埋头故纸堆。“文革”结束后，“古为今用”的治史口号被“为历史而历史”“回到乾嘉去”的新口号所取代。到了上世纪90年代，历史研究中的现实因素被一再剔除，学者避之唯恐不及。这一转向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使得许多史学家遁入象牙塔中，在社会变革最需要历史提供镜鉴时却无动于衷。事实上“现实”并不必然会阻碍史学发展，在许多情况下还是促进史学发展的积极因素。比如，“二十四史”当中，哪一部脱离了意识形态的需要?又如，如果不是为了“清算帝国主义血账”，又怎么会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史学家亨利·皮朗说，“历史学者的第一要务，是对生活怀有兴趣”。“为现实而历史”则是年鉴学派的信条。刻意将史学与现实隔离开来，显然不利于史学发展。

与远离现实相联系的是重史料轻理论的偏颇。历史研究需要处理好史论关系。“以论带史”无疑应当摒弃，但若重蹈旧史家“重史轻论”的覆辙，滑入“史料即史学”的观念之中，拒绝“理论”和“思想”，显然也不可取。重史料轻理论，忽视重大问题的研究而走向细枝末节的考证，容易导致历史研究的边缘化、微观化和碎片化。重史料轻理论还容易导致一些史学家不断解构宏大叙事，放弃对历史大脉络、大趋势、大走向的关注。即便在有限的理论探讨中，历史理论也逐步让位于史学理论，由对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追寻转变为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的探求。改变这种状况，要求学者在细化和深化微观研究的同时，下更大的功夫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综合概括。

（节选自2018年9月3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8月30日，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制定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公布。

诸如确保小学生每天睡眠10个小时，严禁学生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控制新增网络游戏上网运营数量等，方案列出一系列为儿童和青少年“护眼”的硬措施。

方案提出，到2023年，力争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在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0.5个百分点以上，近视高发省份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

到2030年，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新发近视率明显下降，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整体水平显著提升，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阶段学生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秀率达25%以上。

（摘编自《八部门防控青少年近视：调控网游总量课堂禁带手机》2018-08-31中国新闻网）

材料二：

青少年近视率统计

（摘编自卫生部门发布的《不良用眼习惯调查报告》2016-6）

材料三：

视力监测是最基本的初筛，近视和不近视的人也可能测出一样的视力，所以需要更进一步的检查来判断有没有近视。另外，视力监测受主观和客观的影响很大，学校范围内开展的视力监测存在前后两次检查可比性不强的问题。

目前各地近视流行病学调查还缺乏统一的检查标准。比如，查视力时的视光学环境未统一、使用的视力表未统一。此外，各地视力表灯箱的照度也未统一，也会对近视诊断带来影响。同时，对近视的检查结果也未做细分。

对于诊断近视的标准也未统一，有的用睫状肌麻痹后的电脑验光结果，有的用主觉验光结果，有的按现有眼镜的光度。因此，应该先确定各地近视流行病学调查的标准，进行充分调研，在此基础上再制定近视防控的具体目标。

由于目前儿童近视率的问题，关于儿童近视康复的机构也是各种各样，其中存在不少治疗不规范的现象。比如，有的机构号称不戴眼镜、不用药、不手术就可以控制甚至“治愈”，导致很多孩子错过最佳控制时机。乱象的出现，其中一大原因是家长求医心切、对治疗期望值过高。真性近视在目前医疗水平下做不到治愈，只能控制加深。很多家长在固有错误观念引导下，拒绝医生给予的建议，转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投奔这些商家。

（摘编自《有效防控青少年近视须补上哪些功课》，2018-09-05《法制日报》）

站在当代社会、网络时代的高点上，我们谈论传统文化，是在谈什么呢？

有人说“谈传统文化，实际上是谈日常生活”，这种观点可以说道尽了文化、传统的本质特征。因为，对于我们的传统来说也好，对文化来说也好，它们不过是世世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我们的生活的实践中，是一种生活方式。谈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在谈我们的生活与头脑中的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就是在谈你我他的日常生活，更谈我们的思路、我们的风度、我们的气派……

说到中华文化的玄妙处，我首先想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昆曲”。昆曲向以“闲雅整肃、清俊温润”的艺术品位著称，被看作是精妙高雅的传统艺术。它不仅是一种传统戏剧艺术形式，更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和情趣品位，本身就是传统和时尚的结合。著名作家、昆曲制作人白先勇曾制作了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他大胆创新，并将时尚作为演出的美学标准之一，力求贴近当代人的日常审美生活，创作了美到极致的画面和舞美，让一部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名剧具有了符合今天审美趣味的时尚色彩。在演出时，人们感叹“太美了，美得惊心动魄，美得让人黯然神伤……”昆曲表演中的水袖柔婉、昆腔曼妙，可谓是对这种“玄妙”美的最好解释，“罕有其匹”。

传统文化是古老的文化，它走自己的路，处处坚持自身特色，但如果要融入社会与时代的大湖，变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要求新求异，从文化样式上、审美趣味上体现时代精神。

故宫不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符号、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载体。近年来，故宫推出的一系列“萌系”文创产品迅速蹿红，比如朝珠耳机、“朕就是这样的汉子”折扇、建筑彩绘“秘密皇宫”与“戒急用忍”等，“故宫淘宝”在其微信公众平台发布《雍正：感觉自己萌萌哒》微信小文，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将有600年历史的故宫这一古老IP推上时代的风口浪尖……故宫博物院推出的这一系列文化创意之举，改变了文物仿制品素来古典、肃穆但缺少新鲜生命力的形象，切合了年轻人的审美心理，受到众多网友的认同和赞扬。正是这种随着时代生活进行文化创新和艺术个性超拔的努力，让古老的故宫走入当代生活，融入时代的文化之中。这也正合了王蒙先生所说：让我们试着接触一下中华传统文化，看看到底有多少奥妙玄机，可塑可化，真才实力，奋勇前进，得其时矣！

这些年来，我们正努力寻找一个合理的方向和方式来对待传统文化，但现实中，我们看到有的人在割裂传统文化，有的人对传统文化进行浅薄和轻浮的解构和颠覆，更有甚者，干脆采取一种商业化的态度，消费传统文化……事实告诉我们，中华传统文化本就该是亘古常新的，这是其绵延五千年而不曾断裂的秘诀所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传承弘扬传统文化，就要让传统文化更深地进入我们的生活，内化为我们时代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最好的传承之道。这也印证了文化和传统的生命力所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