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节选自《***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基本一致，从政治社会制度到文化哲学艺术，无不闪烁着生态智慧的光芒。生态伦理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

中国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其本质是“主客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儒家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正如《中庸》里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国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皈依。强调人必须顺应自然，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庄子把一种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合一的境界称为“物化”，也是主客体的相融。这与现代环境友好意识相通，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相合。

中国佛家认为万物是佛性的统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涅槃经》中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异。”佛教正是从善待万物的立场出发，把“勿杀生”奉为“五戒”之首，生态伦理成为佛家慈悲向善的修炼内容。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生态保护的相关律令。如《逸周书》上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因为春天树木刚刚复苏生长。什么时候砍伐呢？《周礼》上说：“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除保护生态外，还要避免污染。比如“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把灰尘废物抛弃在街上就要斩手，虽然残酷，但重视环境决不含糊。

（材料2、3选自人民网）

材料一：

港珠澳大桥是一个全球瞩目的超级工程，是展示中国国家实力的超级舞台。作为一名国家培养的建设者，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是林鸣建设生涯的一个高峰，也可能是他的收官之作，但对中国的工程建设来说，只是一个新的起点。

每一个节假日，林鸣必定陪伴在坚守岗位的工人身边。

这种“在一起”不仅是生活层面的关心、爱护，更是工作上的充分尊重、理解以及激励和培养。在林鸣的带领下，港珠澳大桥岛隧建设队伍攻破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的工程难题。自项目开工以来，这支队伍中的16个集体、9名个人获得国家级荣誉，1名一线技术工人被誉为“大国工匠”。

2005年接手这个工程后，林鸣对它的投资方、环境做了研究。林鸣对这一带很看好。在一些人对这个工程建设表示困惑的时候，他坚持认为，要把珠江口区域当作一个超级城市。现在，包括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虎门二桥和正在规划的伶仃洋大桥，将来东西连通后，珠江口区域将会成为一个超级城市。

从这个意义上说，超级工程不能简单地用工程经济指标来衡量，而要用社会发展的战略价值去考量。它正在改变格局，改变人的思路，改变城市化的观念。用四句话来概括就是：对现状的理性，对创新的欣喜，对超越的欣赏，对尝试的包容。

现在，林鸣心底还有一个愿望：等到港珠澳大桥全线通车那天，如果可能的话，他想在大桥上跑一次。到现在为止，他的跑步纪录是46.3公里。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他想他应该能跑下来。

（摘编自《独家专访港珠澳大桥总工程师林鸣：每一步都是第一步》）

材料二：

“说到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座大桥，我们得先看看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孟总说。

珠江口水域面积大约2100平方公里，半径60公里以内有14个珠三角的大中城市、7座机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仅在历史上就是中国南大门上的一道防线，今天更是国家发展珠三角，特别是与香港、澳门携手打造“大湾区”前景非常辽阔的一个经济大舞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广东省依靠香港经济的带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之一，只是多年来粤东、粤西发展并不平衡，交通造成的阻碍是主要的原因。

孟凡超说：“香港通过珠三角东岸这一侧的交通互联互通，已经实现了和内地，比如深圳的经济勾连。但和西岸，和澳门这边基本上是一个空白，原因就是珠江口东西两岸天堑的阻隔，导致珠三角西岸经济开发建设明显滞后，经济布局相对薄弱，如果要改变这种状态，进一步发挥我们香港经济在大湾区内的龙头和辐射作用，建一条港珠澳大桥就显得很有必要。”

（摘编自长篇纪实文学《天开海岳——走近港珠澳大桥》）

材料三：

由33节巨型沉管连接的海底隧道，是世界上唯一的深埋沉管隧道。它将直接消耗33万吨钢筋和200万吨混凝土，足以建造8座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

每节标准沉管长180米，宽37.95米，重约8万吨，大小相当于一艘中型航空母舰。但在此之前，中国工程师还没有做过外海沉管隧道，而聘请国外专家进行技术咨询需要十几亿元。

“港珠澳大桥的建设一定要有飞跃式的发展，这么重要的工程，如果我们还简单重复，那就对不起肩负的这份职责。”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设计负责人孟凡超在大桥设计之初，就定下目标——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创新，书写中国人自己的“大桥故事”。

勇于开始，敢于尝试，沉管制造的一项项创新成果应运而生：2012年，伶仃洋深处牛头岛，数千名工人在荒岛建起一个足有10个足球场大小的超级工厂，成为世界最大的现代化沉管预制工厂。

从未制作过模板的工程团队，用半年时间完成了世界上精度最高的自动化模板制造，并集成开发了钢筋流水线生产、大型全液压模板、混凝土控裂、管节顶推等成套技术，提高了工效和质量。

为了让沉管能经受近30米厚海底淤泥的重压，设计师们开创性提出半刚性沉管结构，解决了沉管隧道深埋的难题，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做到了深海沉管“滴水不漏”。

（摘编自《海上工匠——记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和它的建设者们》）

人们的审美观念的相通性体现在不同的艺术门类之中。诗歌与书法紧密相关，使二者在审美取向上具有更多的相通性。

诗歌以可感的、具体的、生动的形象表达诗人那无形的思想情感。塑造鲜明的形象是诗歌的第一要素。书法是诉诸视觉的平面造型艺术，它以笔墨在纸上塑造的形象来表达丰富的内涵。首先是结字，结字指的是字形的结构形态，它的基本要求是字的重心平稳、短长合度、疏密匀称。但“结字无定法”，每个书法家都有自己的追求和习惯，所以又有结字要奇而稳的讲究，即在遵守大家公认的结字规范的前提下，自出新意，如此才能形成书法结构形态的千变万化。其次是字的布局，布局指书法作品的整体形态，包括字的大小、字距的疏密、行距的排列，以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呼应连贯等。一位书法家不仅要注意到每个字的结构，还应注意到它在全篇中如何贯穿与联系，如何形成疏密、斜正的正比和呼应，大小、长短的参差与错落，从而使作品更富有美感，也充分显示书法家的艺术个性。线条是组成汉字形态的最基本的要素，是书写者以毛笔蘸墨汁在宣纸上书写而成的。书写者的技巧和笔、墨选择的不同，使得线条具有粗细长短、正侧断连、方圆转折、藏露收放的不同。这是最见书法家功力之处，粗重的线条要浑厚而不臃肿，纤细的线条要坚韧而不柔弱，圆转的线条要流畅而不浮滑。只有经过常年练习，才能写出流畅自然、挺拔圆润的线条。结字、布局、线条的变化构成了书法的形象性，使书法成为有生命、有空间立体意味的艺术品。

节奏感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散行文字的最重要的标志。节奏之于诗，是它的外形，也是它的生命。节奏感可以带给诗歌音乐般的美感，也可以更好地表现诗人的情感与诗歌的意境。如诗人表现平和细腻的感情时，宜用较舒缓的节奏；表现奔放激昂的感情时，宜用较急促的节奏；表现大起大落的感情时，宜用急缓相间、转换跳荡的节奏。所以唐代的近体诗不仅要押韵，还要讲究平仄格律，就是为了加强诗歌抑扬亢坠的节奏感。宗白华在《美学散步》里说：“中国书法本是一种类似音乐或舞蹈的节奏艺术。”我们也可以说，节奏之于书法，是它的外形，也是它的生命，是评价书法作品水平高低的关键所在。它的节奏表现在书法家书写过程中因用笔的轻重缓急而形成的结构线条、结字、行气、布局的变化。线条或流畅，或凝重；结字或四平八稳，或起伏跌宕；行气或一气贯注，或笔断意连；布局或停匀得当，或计白当黑，从而赋予书法作品千变万化的外在形象。不仅如此，书法的节奏更赋予它丰富深厚的内涵，古人有“书如其人”之说，指的是书法作品不仅反映出一个人的书法水平，还反映出书写者的性情、学养、审美追求。

（选自詹福瑞《诗与书法》，有删改）

材料一：

知识付费是一种与知识传播相关联的商业现象，近年来的发展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所谓知识付费中的“知识”，与传统媒体中的“知识”有所不同。这里的“知识”，其本质是通过交易手段使得更多的人愿意共享自己的知识积累和认知盈余，是通过市场规律和便利的互联网传播达到信息的优化配置，其形态包括线上教育、数字出版及咨询业等多种形态。知识付费可以看作“信息付费”，即在信息生产和消费者之间存在消费差，并可以通过平台进行信息沟通和变现。

知识付费风口的到来给整个内容生产领域带来了新的生机。对于知识生产者来说，知识付费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保护知识信息生产者的知识版权，激励优质内容的生产；对于知识付费的用户来说，在互联网信息爆炸时代，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却相对稀缺。知识付费能够使用户高效地筛选知识，获得更个性化的信息服务。

（摘编自王国英《知识付费对内容为王的反思与重构》，《新闻论坛》2018年2月）

材料二：

“知识付费”热在某种程度上是知识经济在人们生活中的倒影。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接入互联网的同时，也接入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即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知识经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进步，“知识”成为支撑经济和经济增长的首要生产力要素，相应的人力要素、物质要素被大大削弱。在今天的社会中，个人要想在经济生活中取得成就，知识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就迫使个人不得不获取更多的“知识”。

从社会经济生活的角度出发，知识对于消费者而言已经是一项必须要进行的消费。随着都市生活节奏的加快，移动互联网下信息爆炸所带来的社会议题如走马灯般快速变化，消耗着人们的注意力。如果不及时吸收新的知识和讯息，又很容易与同龄人失去共同话题。这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被迫追赶的焦虑感，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人们追赶时代步伐所必须付出的努力，即不停地学习以提升自己。

从知识付费者的角度而言，知识付费项目确实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调查机构的研究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内容付费用户规模为0.93亿人，同比增长93.8%，预计2018年将达到2.9亿人。

（摘编自张程《内容付费：知识经济的倒影》，《记者观察》2018年3月）

材料三：

知识付费产业要想向着更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必然会经历重大洗牌。洗牌后，未来的知识付费行业或许只能留下一两个平台，其他知识输出方只能在这些平台上生存。平台会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精准匹配知识分享者的产品和客户需求，保证客户找到有用的产品，而知识分享者找到能够“听得懂的人”。同时，平台要想做出声誉，就必须对知识产品严格评估。而知识产出者要想生存，必然会朝两个方向分化：一个是部分知识生产者会走向更垂直、更深度的道路，在某一领域深耕细作，保证自己提供的东西“有用”是他们的生存依靠；另一个是部分知识生产者会走向泛娱乐化的道路，他们提供的东西主要用于陶冶情操，扩大见识，保证自己提供的东西“有趣”是他们的生存之道。总之，所有的知识生产者都必须提供更专业、更聚焦、更精准的产品。

（摘编自易鹏《知识付费还得“洗牌”》，《环球时报》2017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