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积雪  熊召政

材料一：

物联网，英文名称叫“The Internet of things”(简称IOT)。通俗地讲，物联网就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是将各种信息传感设备通过互联网把物品与物品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个巨大网络。其中两层意思，第一，物联网是互联网的延伸和扩展，其核心和基础仍然是互联网，第二，其用户端不仅仅是个人，还包括任何物品。

“物联网”概念的问世，打破了人类之前的思维方式。过去，人们一直是将物理基础设施和IT基础设施分开：一方面是机场、公路、建筑物，而另一方面是数据中心、个人电脑、宽带等。而在物联网时代，钢筋混凝土、电缆将与芯片、宽带融合为统一的基础设施，实现人类社会与物理系统的整合。在此意义上，基础设施更像是一块新的地球工地，世界的运转就在它上面进行，并达到“智慧”状态，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力水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物联网是什么》，摘自2016年08月10日《科技日报》）

材料二：

（数据：公开资料）

材料三：

中国不再是一个技术模仿者——它已经成长为一个技术革新者，巩固了其作为物联网领军者的地位。

中国朝着物联网的采用、创新和研发方向的结构性转变的过程似乎一夜间发生了。物联网的增长渗透进几乎所有商业领域和公共系统，不仅包括制造业和工业部门，还包括交通、城市服务（包括污染减排）、医疗、零售、农业等。

中国的政策为物联网制造商提供了减税优惠；为了引导自动运输和其他物联网解决方案，中国正在积极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主要技术公司招聘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和其他前沿领域的专家。

我们应该留意并考虑采取中国成功的物联网战略：放眼全球，在当地采取行动，不要害怕致力于革命性而非渐进性的变革；要在标准的制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积极参与标准的制定，欣然接受并大量投资于关键的国际标准机构。

（美国《福布斯》文章《我们从中国的物联网中可以学到的东西》，摘编自2018年03月07日《参考消息》）

材料四：

前不久，国家质检总局发出警示，智能摄像头抽检八成存隐患。智能摄像头的风险表明，物联网潜藏的安全漏洞已不容小视。

传统互联网主要有计算机、手机两类接入点，通过杀毒软件和防火墙即可排除多数安全隐患。而物联网则是所有智能终端互联互通，大到发电机、汽车，小到电视机、吊灯、眼镜、手环，每个设备都是网络接入点。接入点越多，未知漏洞和后门也就越多，被攻破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没有网络安全，智能生活便处处有陷阱，物联网发展也将受阻。防范物联网安全风险，仅仅依靠用户、企业或政府的单一力量，不可能解决所有安全问题。因此，不能单方面寄望于普通用户提升专业水平，关键要依靠相关智能硬件厂商加固防火墙。企业应更新安全理念，因为安全不但可以吸引用户，还可以产生用户黏性；不直接产生利润，但可以成为品牌护栏。更重要的是，我们还须制定和完善物联网的安全标准、安全规程，真正让安全成为所有物联网用户的公共品。

不同参与主体联防联治、密切协同，真正构建起“云+网+端”的立体防御体系，才能共筑物联网安全共同体。

（《物联网更该是安全网》，摘编自2017年06月22日《人民日报》）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梅兴无

1934年初，斯诺以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身份应邀任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讲师。第一次上课，他的开场白颇具亲和力：“我不是来教的，我是来学的，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充满了新事物的地方，可学的东西太多了。”

斯诺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将大量国民党“禁书”给学生们看，还经常在家中向学生披露被当局封锁的消息，学生们称斯诺的家“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窗口”。他热情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运动，当时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姚依林（后任国务院副总理）、黄华（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都是斯诺家的常客。“一二·九”运动爆发，斯诺联络好几个国家的记者现场采访，使“一二·九”运动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1935年底，斯诺得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后，立即产生了采访红色区域的强烈愿望，在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经西安辗转来到陕北。1936年7月，斯诺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受到几乎所有中共领导人的迎接。他多次在保安***居住的窑洞里彻底长谈，了解红军的成长、长征的胜利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一天采访结束，他提出给***拍照，选好角度后，忽然发现***的头发很长，他想“戴上军帽才像红军领袖”，就把自己头上戴的那顶嵌有红五星的帖子戴在***子的头上，记录下这著名的历史性镜头。

1937年2月5日晚，燕大新闻学全体大会上，斯诺首次放映了反映陕北的影片300余尺，幻灯片300多张，让国统区的学生看到了“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世界许多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斯诺的报道和摄影照片。1937年6月，斯诺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不久该书在英国公开发行。1938年2月，该书译本在上海出版，在许多学生中流转。《西行漫记》影响了很多青年学生，他们中不少人奔赴延安，身边除了路费和行李，就是《西行漫记》。

“七七”事变时，邓颖超正在北平治病，斯诺让她化装成自家的保姆，从北平护送到天津，并托付给好朋友、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护送邓颖超乘船到达烟台。斯诺还掩护了不少抗日青年，并以释放扣留的意大利传教士为条件，帮助西山抗日游击队变卖了从日本人手里夺来的黄金珠宝去购买弹药，他说：“这样做不好，会损害你们的抗日事业，不能获得国际上的同情。一次只能同一个敌人作战，不宜树敌太多。”在斯诺家花园的地下，爱国学生埋藏了许多被日军查禁的进步书刊。斯诺甚至还同意在他家中设置了一部秘密电台，斯诺除了忙于新闻采访，报道中日战况，每天还要为众多的避难者的吃饭问题奔忙。

1941年，斯诺返回美国，但仍关心关注着中国。他于1960年、1964年、1970年三次访华，每次到访，都造访燕园，徜徉于未名湖畔，久久不愿离去。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日内瓦逝世。弥留之际，他一吐毕生情感：“我爱中国，我愿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那样……”***发来唁电，称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链接一：1973年10月19日，斯诺的一半骨灰安葬于燕园的未名湖畔，周恩来参加了骨灰安葬仪式。

链接二：1985年，为了缅怀中国人民三位亲密的朋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德加·斯诺，我国原邮电部于6月25日发行一套《中国人民之友》纪念邮票3枚，其中第三枚80分的邮票就是埃德加·斯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