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华社华盛顿1月27日电美国科学家发现，蚊子能迅速学会识别并记住让其不愉快的人的气味。这一发现可能对预防蚊子叮咬以及防止其传播疾病具有重要意义。

最新一期美国《当代生物学》杂志发表的研究显示，蚊子一旦将一些人的特定气味与不愉快的感觉联系起来，下次叮咬时就会避开散发这种气味的人。参与研究的华盛顿大学杰弗里·里费尔在一份声明中说：“一旦蚊子以厌恶的方式学习识别某些气味，那么这些气味就会让它们产生厌恶反应，就像对驱蚊剂的反应一样。”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意识到，蚊子更爱叮咬某些人，而非随机叮咬。里费尔等研究人员对此展开了研究。首先，研究人员通过实验让蚊子学会将特定人或特定动物的气味与不愉快的机械冲击和振动联系在一起。24小时后，他们利用Y型迷宫评估这些受过训练的蚊子。结果显示，蚊子不会选择气味让其“不爽”的人，而是更多去叮咬对照组目标。进一步研究显示，与情绪相关的多巴胺在蚊子的厌恶学习中发挥关键作用，缺乏多巴胺受体的转基因蚊子失去了学习能力。

里费尔认为，通过了解蚊子如何决定叮咬哪类人等行为，可以更好地了解蚊子的基因和神经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有助于开发出更有效的控蚊工具。

材料二：

蚊子会传播很多疾病，如登革热和寨卡。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博客上曾发布的图表指出，蚊子每年造成的人类死亡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动物都多。这也促使人们发起所谓的“蚊子大战”。最近的一项实验可能成为这场战争的转折点，因为它可能让我们拥有了一种令人惊讶的潜在革命性武器，即训练蚊子学习和记忆的能力。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沃尔特·利尔对《国家地理》杂志表示，“现在我们知道有些化合物会触发蚊子这种避免叮人的记忆，我们可能会使用一种配方，它不仅包括主动驱避剂（比如避蚊胺），而且还包括一些会引发它们避免记忆的化合物。”

材料三：

里费尔等研究人员发现，通过训练，蚊子可以把特定气味和引起其不适的冲击、振动联系在一起。经过训练的蚊子在24小时后被关进Y型迷宫嗅觉仪，它们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以前特别喜欢的味道，另一条是对照组。经过了科学家的反复冲击和振动，蚊子学乖后，毅然避开了它们先前十分喜欢的味道。之后通过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和RNAi（干扰技术），科学家们又确定多巴胺是蚊子具有厌恶性学习能力的关键因素。

市民文化节与社群意识改变

仲富兰

①新中国建立后的上海，从弄堂里走出来的市民文化曾经创造过许多先进经验，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居委会并在此后几十年社区建设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的典型，上海的“凝聚力工程”、“文明街区”等在全国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推广。历史地看，城市化运动将人们一步一步推向文明，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生活空间的立体化、高层化、单元化、独立化，改变了传统社区的人文生态，左邻右舍之间的交往密切程度减弱，千百年来，“千金买宅、万金买邻”、“远亲不如近邻”的融洽邻里关系逐渐失衡，楼上楼下，左邻右舍相邻了多年，互不了解对方的情况并不鲜见，甚至连对方姓甚名谁也茫然不知。套用一句理论术语叫社区整合性差，社会关系松弛，表现为居民与居民之间，或居民与社区领导层之间难以沟通，彼此难以信任，无法团结合作。

②从精神层面看，这种状况造成的后果之一便是居民“社群意识”的薄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既不热心参与社群事务，也缺乏社区归属意识和参与意识。    是在全球消费主义独占鳌头的境遇下，经济逻辑取代社群的亲和关系，消费主义的延伸使商品附带的象征意义以及商品在消费中建立的社会关系成为市场价值在空间运作中的投射，空间的拆除和重建在工业萎缩的境遇下承担其刺激经济的作用，成为消费的催化剂。曾经人情融融的社区只能在空间架构下步步后退，消费主义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传统文化的疆域遭遇切割和划分，现代性的触角已经延伸到每个角落，无孔不入的能力将社区文化空间一再逼到墙角。这就是我们当今所面临的现实，尽管伴随着浓浓的苦涩味。

③综观整个世界的现代化发展走向，社群意识与社群问题一直是世界性的难题，即使西方的发达国家也未能幸免，所以，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美国，他们都相继开展过“睦邻运动”、“社区组织运动”、“美化社区”等，其目的都是充分利用社区的人力资源，培养社区居民的自治精神和互助精神。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赛尔森就认为，社群心理意识是“对于其他人有类似的知觉、与其他人交互相依、借由给予或为其他人做所期望之事而有意愿去维持交互相依，并且是一部分较为可靠及稳定的结构的情感”。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逻辑就是，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永远是人与人、人与自我这样一些基本的问题。人的生活离自然越远，就得跟人生活得越近。从社区的实际状况来看，告别了传统民居的旧习俗，新的习俗的肇建就构成新的难题。群体生活的问题，诸如人际关系淡化，凝聚力减弱，居民对社区缺乏责任感、投入感和归属感等等也就再次横亘在人的面前。我们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当然欢迎城市街区建设的推陈出新，但这种创新应与一地的社区文化精神与世代流传的文化认同相谐合。根据美国跨文化学者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一书中的观点，文化的交流与认同过程往往与具体的语境相关。而记忆场所恰好被认为是一种具体化了的文化认同。相比官方认定的、纪念碑式的建筑遗产或者成规模的历史地段来说，一条小街，一个街区的文化记忆场所更具普遍性、多样性，更贴近市民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情感。也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尹·博尔在《从集体记忆到集体想象》一文中指出的，尽管这些记忆场所与城市的整体意象并非一致，或者还没能进入城市的档案馆或者博物馆，但正是它们构成了社区文化的认同性与多样性。

④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强化市民的主体地位的上海市民文化节的举办，不仅为上海提供文化服务、保障公民文化权利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创新，更对于政府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的转型，创造了新鲜经验，对推动上海市民社群意识的改变也带来了新的契机。

⑤随着办节的不断深入，将呈现多方面的文化意义，但从根本上向人的“社群”意识（或者称之为“社群精神”)的复归，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复归”也并不意味着回到传统的、封闭的、同质的生活共同体，就像当下许多人盛赞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淳朴社群关系那样，实际上我们也永远不可能再回归那个时代的社会图景了。我这里指的“复归”是在当代都市社会发展进程中，如何进一步发掘和复兴“社群”这一传统社会结构中蕴含的某些精神文化价值，如人际聚合力、社群公共生活的参与性、基于群体生活意识的认同感、归属感、互助性和公益精神等。回归既是对社区本质精神的诉求，又是要超越狭隘的亲情、人情等关系，走向更大的人际互动。

⑥我们民族一直存在邻里互尊、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孟子当年说：“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和睦。”以今天观点来看，我们应该把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科学的现代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上海市民文化节这个平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真正落细落小落实，通过长期、多重、互动的文化影响和熏陶，把“社群”意识与市民的行为和思维方式联系起来，使和谐文明的邻里关系得以确立，为独具魅力的海派文化增添新的内容。

（《文汇报》2015.2.28）

几百年来，苏子提出的“诗中有画”这个观点，一直为人津津乐道。我想大家读王维诗，一定像《红楼梦》里的香菱一样，分明是感到了一种画意，所以才会对苏东坡的见解产生共鸣，关键是对这种画意究竟该如何看待。

莱辛曾说：“一幅诗的图画并不一定就可以转化为一幅物质的图画。诗人在把他的对象写得生动如在眼前，使我们意识到这对象比意识到他的语言文字还更清楚时，他所下的每一笔和许多笔的组合，都是具有画意的，都是一幅图画。因为它能使我们产生逼真的幻觉，在程度上接近于物质的图画特别能产生的那种逼真的幻觉。”这是说，诗的语言有一种造型能力，能像画一样给人近似直观的印象。比如最典型的例子，“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确有一种宛然在目的逼真感。

但即便如此，也别忘了香菱的鉴赏经验：“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这“合上书一想”乃是调动记忆表象的过程，没有读者经验的参与，任何诗都只是一堆语词和概念，和绘画毫不相干。按克罗齐的说法，“凡是有艺术感的人，都会从一行诗句中，从诗人的一首小诗中既找到音乐性和图画，又找到雕刻力和建筑结构”。如果说这一结论略显武断，那么我们可以将命题的外延缩小，说凡是有一定美术修养的人都能从诗歌中读到画意。事实上，正像英国作家王尔德所说的，“我们看见什么，我们如何看见它，这是依影响我们的艺术而决定的”。或者像德国艺术史家沃尔夫林说的：“人们看见的总是他们所寻找的东西，而且这要求有一个长期的教育来克服天真的知觉，因为它与客体在视网膜上的反映毫无关系。”

“诗中有画”从根本上说，乃是经受美术熏陶的读者用一种特定的欣赏方式(画家的认知框架)去读王维的结果——苏东坡并不是这种读者中最早的一位，更早还有殷璠，他已看到了王维“着壁成绘”的潜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读者，就有什么样的王维；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画面。如果读者习惯于从这种美术的角度，从语言的造型能力去欣赏诗的话，那么从曹植、陶渊明到杜甫诗都被看出画意，而且当然也可以分析其构图取景着色的特征。苏东坡不就读出了“少陵翰墨无形画”吗？朱子也曾称赞杜甫自秦州入蜀诸诗“分明如画”。只不过老杜不传画笔，无从捕风捉影；而王维兼擅丹青，遂予人以口实。其实身为画家的诗人，也有诗中无画的，比如顾况也是名画家，他的诗就缺乏造型的兴趣。对这种情形，我们将如何解释呢？

看来，诗中有画无画并不取决于作者是否为画家，强调王维“诗中有画”及与绘画的关系，非但不能突出王维的独特性，某种程度上恰恰遮蔽了形成王维诗风的更本质的东西。我发现当代最早的王维研究专家陈贻焮先生几乎不谈“诗中有画”，他认为王维山水诗的艺术特征是“注意把握并描写客观景物作用于审美主体所产生的浑然一体的整个印象”。另外，不属于汉字文化圈而对中国诗歌有良好感觉的斯蒂芬•欧文教授，在《盛唐诗》里也只说大多数研究者“从其作品中发现了画家的眼光”，而他本人对此未置一词，却着重分析了王维诗对某种真实性的追求——不是从类型惯例中获得的普遍反应的真实性，而是直接感觉的真实性，“通过在诗中描写所见而不是诗人的观察活动，诗人将使得读者眼睛重复诗人眼睛的体验，从而直接分享其内心感受”。两位专家的意见都很值得我们深思。

(选自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有删改)

诗的产生和流传，很大一部分源于对音美的表现。音美，是诗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最根本要素。没有音美，则诗不能称诗，歌不能称歌。应该说，中国很早就产生了以音来表现文学的形式，这就是最早的民歌或谣歌。尽管这种民歌或谣歌未必有文字表现，但这种声音的文学，随着汉语的成熟，逐渐形成了文字的文学，而且成了追求声形合一的韵文文学。中国韵文文学产生的源头，即以最早的歌谣为代表。所谓韵文，即是美文，有韵方能产生美，无韵则不美。故凡美文，无不追求韵律。

韵律如何产生？古老的四声，是中国汉语的基本韵律规则。所谓四声，即通常所说的平、上、去、入，也即我们现在通行的一二三四声。四声中再加入平声、仄声，则形成阴平、阳平八音。四声与八音，构成了汉语的八个基本音节，这也是形成韵文文学的基本要素。音节是构成音韵美的基本要素。有了高低起伏的音节，才有旋律。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音韵学，而是一种最基本的美学追求。如果我们用原思维的方式去想象，则不难理解。尚不识字的小孩，就喜欢听和模仿动物的声音，他甚至能把自己当成动物，把动物当成自己，把动物当作好朋友。每当他听到动物的声音，就会很愉悦，因为，他感觉自己在和动物交流。为什么呢？因为，懵懂未开的孩童，当然和动物更有亲近感。不过，动物的声音和人类（小孩）模仿的声音毕竟有区别。动物的声音是原始的、未经修饰的，而人类（小孩）模仿动物的声音则是经过人修饰的，比如人类（小孩）模仿老虎叫声时，发明了一个汉语词汇：嗷呜。“嗷呜”就是一个经过汉语修饰了的音节，而且是有起伏的音节。再比如鸟叫声：咕咕。鸟叫的时候，这个音节是没有变化的，两个“咕”都是同一音，但当我们人去读的时候，前后音节就发生了变化，第一个“咕”是一声，第二个“咕”则成了轻声。这就是节奏。再比如：妈妈。当我们都读一声时，便明显没有节奏感，但当我们读声、轻声时，节奏感就出来了。再比如小孩叫小猫“喵”，如果按照纯正的普通话来读，就是miāo，读一声，但当小孩去读的时候，却不是读一声，而是中间有一个拉长的起伏的声音，这就是一种拟音。所以，当要用文字来描述这些声音时，当一个汉字无法表达这种声音的美感时，就必须增加一个字来表示，比如当我们用单个字“喵”无法形容小孩学小猫叫的美妙乐感时，就得再增加一个“喵”，即“喵喵”，甚至用三个字“喵喵喵”来表示。两个以上的音节就构成了诗歌。

什么是诗？诗一定是与韵律有关的。某种程度上说，诗不仅仅是文辞的艺术，更是声音或音节的艺术。汉语诗歌之美，一定是通过音节呈现的。只有具有音节或音律之美，才能成诗。否则，便不是诗。所以，写诗，必读诗；读诗，则必吟诗；吟诗，则必有律；有律方能吟，有律方为美。诗而不能吟，则不能为诗。诗的美学价值，往往在文辞之外。

（摘编自《韵律和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