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命脉，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符号标识，是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础，使用、传承自己民族的文字，是一种文化情怀和文化责任。汉字不只是简单的文字，更是中国人的思维之根、文化之根、情感之根。有了汉字，才有了中国人自己的精神，才有了中国五千年绵延不绝光辉灿烂的文化。目前，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取得了辉煌成绩，但在汉字传承方面形势严峻。

第一，国际文化竞争日益加剧。经济全球化必然伴随文化全球化，虽然文化全球化也有双向交流的性质，但是文化全球化并不是平等的全球化，而是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实力竞争的全球化。文化霸权、文化单一性与弱势文化、文化多样性的矛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激烈。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全世界的政府交往、经济贸易、学术交流都用英语，而且互联网上的材料90%左右也是英文。相比而言，汉语使用人口虽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其地位和影响力却与英语无法相比。据媒体报道，近年来亚洲个别国家曾有意将汉字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管消息是否属实，这说明汉字发明权已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作为发明汉字的中国人，一旦汉字被其他国家作为非物质遗产申报，如何对得起自己的祖先和后人。

第二，国人对汉字的重视程度不容乐观。目前，在国人的心目中，汉语的地位远没有英语重要，汉语学得好不好无关紧要，只要英语学好了就可以拿学位和出国留学。现在中国人从幼儿园开始学英语，一直到硕士博士毕业，前后长达二十几年。英语学不好，上不了好大学。过不了四六级，有的学校规定拿不到大学学位证或硕士博士学位证。参加工作后，英语不过关，不能晋升职称。而作为母语的汉语，就没有这种高规格的待遇。正是这种制度和规则的导向作用，使得汉字和汉语的地位不断下降。

第三，媒介转型加速了人们对汉字的遗忘。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快速发展，手机使用的普遍化，汉字书写由原来的毛笔与硬笔日益转变为键盘和拇指。一项针对书写的调查结果显示：37%的人经常提笔忘字，甚至很多不难的字都忘了怎么写；22%的人写字时依靠的是电脑，而不是笔；16%的人觉得除了名字写得还行，其他字基本没法看；13%的人去外面听课或者开会，最怕的就是记笔记。键盘化、拇指化，已经让人们体验不到汉字书写带来的愉悦，千篇一律的印刷体代替了富有个性和温情的手写体。汉字书写水平的整体下降，带来的更多是对于汉字的隔膜与疏离。

第四，流行文化对汉字的冲击。目前网络流行语、时尚流行语、娱乐节目语言、广告语的泛滥造成大量对于汉字的更改与颠覆，使原本规范化的汉字变得不伦不类。例如把没有写成“木有”、同学写成“童鞋”，妹子写成“妹纸”，悲剧写成“杯具”，什么写成“神马”，还有一些生造词，如“十动然拒”“人艰不拆”等，至于为了书写方便而出现的难以认出的简化字更是比比皆是。这种对汉字的滥用与破坏使原本美丽的汉字变得丑陋。

今天汉字传承面临着内忧外患，提高对汉字传承的认识水平，激发国民对汉字的热爱，捍卫国家文化安全，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摘编自汪振军《汉字传承与国家文化安全》）

围棋与国家

林建超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相符。

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宜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他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它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宣寄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艺技。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对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节选自《围棋与国家》，有删改）

材料一

对都市圈副中心级城市发展的研究始于对“城市病”的关注。以北京为例，北京“城市病”的主要成因，不是全行政区的人满为患，而是中心城区的人挤为患。导致人挤为患的主要原因在于北京“同心圆”式的城市发展模式，使商业、文化、教育、医疗等功能过度集聚在中心城区内。要缓解北京“城市病”，关键在于大力疏解中心城区的功能、避免过度集聚。近十年来，为改变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方式，北京市不断研究新的空间功能布局方案，从已建成的重点新城即可窥见一斑。然而事实是，通州、顺义、大兴等重点新城由于规划规模偏小、配套服务滞后、功能不完整，职住严重分离的弊端难以缓解，不仅不能起到疏解中心城区功能的作用，反而在城市“摊大饼”的背景下成为“大饼”的一部分，未达到预期的规划效果，这使得重点新城的传统发展思路亟待创新。

从国际大都市圈的发展经验看，一个循序渐进、产城融合、设施先行、服务配套，具有充足产业支撑与配套保障的城市副中心可以有效缓解城区人口压力，形成都市圈内真正的多中心发展。建设城市副中心，既能保证城市的规模效益，也能缓解“城市病”，目前已经成为对北京发展空间形态的共识。

城市副中心在特大城市发展过程中经历过不同的发展形态，其功能也存在差异。目前主要有Sub-CBD和Sub-City Center 两种形态。

Sub-CBD，直译为“次级商务中心区”，是世界特大城市在城市规模扩张期出现的形式，也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多的类型。它主要是指与城市商务中心区(CBD) 在空间上相呼应，功能上相补充，同时又有相对独立性的城市次级商务中心，也是城市空间结构由单核向多核演变的结果。这一概念是从经济地理角度定义的，是相对于中央商务区(CBD) 的一个次级中心区，特别突出了商业、商务的职能，其建设目的主要在于运用经济杠杆疏解城市中心地区的部分商业、商务功能，培育新的城市经济增长极，改善城市空间结构。

Sub-City Center，直译为“次级城市中心”，是特大城市成熟期出现的新的表现形式，是“单一城市”走向“网络化城市区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形式。它是指大城市周边能够在局部代替城市主中心承担经济发展核心带动作用的城市，能疏解或补充中心区功能，并与中心区共同构成层次性较强的城镇体系。这一概念是从行政区划角度定义的，更侧重于行政区划中城镇体系的概念。次级城市中心为行政辖区，有自身较完备的公共服务设施，是独立于主中心城市的城市。

对于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势在必行。目前北京已超过最优规模，而在京津冀城市群中只存在北京和天津两个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发展严重不足，缺少发挥“二传”作用的中间层。因此，要缓解北京“城市病”，亟需有达到一定规模的城市副中心，一方面分担北京中心城区的功能，增强中心城区的辐射力;另一方面发挥其城市规模效应以及与超大城市的协同效应，促进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改善其基础设施条件、投资环境以及城市间交通运输条件，从而逐步形成一个良性的城市群结构。

（取材于刘洁等人的文章）

材料二

2019年1月，是属于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的“高光时刻”。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一期主体工程全面竣工，教育、医疗等配套工程开工，城市副中心核心区的建设如火如荼。第一批市级机关已正式入驻，通州区也进入了城市副中心的时代。

通州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有2200多年的建置史。京杭大运河从这里起航，多种文化和资源要素交汇流通，自古就是商贾云集、人文荟萃的水陆都会和商贸重镇。燃灯佛舍利塔、三教庙、大光楼、曹雪芹墓等一大批历史古迹和遗存，让通州散发着古老和迷人的魅力。在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建设中，还发现了始建于西汉初年的路县故城遗址。

通州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与天津、河北交界，作为北京城的“东大门”，地处京津冀的重要交通节点，素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美誉。这里交通十分发达，距长安街20公里，15分钟可到达首都国际机场，35分钟可到达北京新机场，1小时可到达雄安新区。

通州是美丽的滨水生态城区，多河富水，是北京流域面积最广的城区，也是北方不可多得的内陆水城。这里有万亩森林公园，绿带环绕，蓝绿交织，水城共融，鸟语花香。

通州有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全域面积906平方公里，境内一马平川。城市副中心规划面积155平方公里，通州境内产业园区总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

早在1993年，通州镇就被定位为北京14个卫星城之一。2005年，通州新城被定位为“北京未来发展的新城区和城市综合服务中心”，是中心城区行政办公、金融贸易等职能的补充配套区。2010年底，北京市委明确提出“集中力量，聚焦通州，借助国际国内资源，尽快形成与首都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国际新城”。

一路走来，通州的地位不断得到强化，直至定位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主导职能包括行政、居住、商务办公等，通过优化交通路网、配置优于中心城区的公共设施、绿地环境等，吸引人口到通州就业和生活。

按照新的定位，通州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不仅要疏解中心城区的压力，还要带动整个北京东部地区，乃至北京和河北地区的协同发展。目前，城市副中心和北三县（河北省廊坊市的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和香河县）正在统一规划，统筹推进。

建设城市副中心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根据《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的要求，城市副中心将坚持“副中心质量”，打造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和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取材于赵磊、王彩娜、李苑溪等的相关文章）

心头一杯冷咖啡

陈思

①鼓浪屿是厦门人心头的一颗朱砂痣，窗前的一抹明月光，是他们永远怀不完的旧。

②因为鼓浪屿是绝无仅有的音乐之岛，它与它的音乐，使厦门从滚滚红尘中跃升仙境。

③鼓浪屿被称为“音乐之岛”，一方面是因为小岛诞生了无数音乐大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培育天才的音乐土壤之深厚：面积不足1.87平方公里的地域，竟聚集了500余家钢琴，钢琴密度居全国之最。

④500架钢琴，不是500架神龛。比起鼓浪屿人对待电器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乐器们却像不时走访的穷朋友，彼此知根知底，礼数就马马虎虎了。这音乐，是如此日常化。它是贴着生命攀援起伏的藤蔓，它是闽南人见惯不惊的稀粥咸鸭蛋。

⑤50年代，祖父不惜血本专辟40元购“曼陀铃”一把，寄回家供年轻的父亲消遣。父亲闲暇时，与弹奏手风琴的大伯父、拉小提琴的二伯父与同样拉提琴的邻居叔叔组成四重奏。父亲后来又短暂沉迷口琴与小提琴若干年，不想以此糊口，亦不求技艺精进，那把口琴与提琴最后也不知所踪。

⑥到了我这一代，好乐之风不减，对音乐却无任何形式上的敬畏。小提琴的琴弓是让人又爱又恨的双刃剑。每次授琴，只要老师迟到，琴弓就是男孩子们互相砍杀时手握的十八般兵器；每次老师告状，父亲抓起琴弓一顿臭揍，它又瞬间变成家法。在这些音乐之外的奋力挥动中，马尾做的弓毛一根根地掉落下来，岁月飞逝。

⑦在别的地方，音乐是被供奉起来的；而在这里，音乐是贴肉长的，音乐从未作为急功近利的谋生手段。几代人的音乐教育，都是无心插柳式的。听天由命，有的最终长成参天巨木，大多数人永远是路边随手捋的一把青草。

⑧教会曾经承担了音乐在岛上的撒播任务。非要引经据典的话，《黄河》钢琴曲改编者殷承宗，出生于基督教家庭，替父亲的大太太刷皮鞋、整理房间，赚到了两美元。一美元买了琴谱，另一美元则用来跟外国牧师太太学习识谱。许斐平音乐天赋的展露，源于教堂司琴手的母亲张秀峦某次因故缺席。当时才5岁的他手脚并用爬上琴凳，竟无需翻看琴谱，将所有圣诗无误演奏至终场。歌唱家兼医生的林俊卿，祖父林温人是厦门竹树脚礼拜堂的创办人，母亲廖翠绸是虔诚的基督徒，他本人5岁就能演唱整部《闽南圣诗》，担任儿童唱诗班的领唱。即使是我读过基督教小学的祖母，在接近九十高龄依然可以眯着白内障的眼睛，翻看歌谱。不用专业、系统的音乐教育，基督教家庭、教堂、礼拜与圣诗，就是上一代岛民的音乐必修课。

⑨我们这一代人的音乐教育，离不开鼓浪屿的那所音乐学校。

⑩旧址是荒凉的鸡山路上一座旧教堂。全部由笨重粗砺的花岗岩砌成，墙壁斑驳厚达一米，门窗颇有大和风范，采光极差，蛛网遍布的厕所修在主楼之外。校门两边是基督教会的基地，时常野猫出没。

⑪当时条件看似简陋，其实遭际却颇离奇。我们的“音乐欣赏”课是在殷承宗、殷承典兄弟的祖宅（准确的说是客厅地板）进行的。当时厦门音乐学校校长是殷承典先生。他是著名音乐家殷承宗的二哥，也是这一音乐脉络在岛上的留守男士。鸡山路上，有他的殷家祖屋，全部闽南花岗岩石砌成，冬暖夏凉，卓妍异色，有幽森的门户、阁楼与狭窄望不到尽头的木梯。尤记当初，校长打开音响，塞进录像带或唱片，给一众孩子讲解《动物狂欢节》、《天鹅湖》，《胡桃夹子》等名曲名刷。他激情澎湃，我们都坐在地上，或玩，或打瞌睡。

⑫这是封存了提琴的我对童年的追忆，还是对曾经生我养我的海岛的最后一点致敬？

⑬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这座岛屿被迅速卷入了厦门的整体发展战略。历任政府，总有一些莫名的政策，以鼓浪屿作为招徕资本的金字招牌。今天的鼓浪屿每天接待越来越多的陌生游人，再也没有以往的风情，对于本土居民来说，老房子年久失修，加上医院搬迁，人口老化，学校因为收不到足够的学生而一间间撤销。小岛越发不适合居住，同学、师长纷纷搬走。喧嚣，压倒了琴声。终于有一天，厦门人开始纷纷抱怨：“鼓浪屿不再像当年的鼓浪屿了。”

⑭音乐正在从岛上全面退潮。以此为代表的鼓浪屿黄金时代的衰败，已然无法挽回。无论厦门人承认与否，现在的鼓浪屿只是我们心头的一杯冷咖啡，韵味不再。

⑮即便你在回忆里，把它热了又热。

羊皮扇鼓

①在陕北寒雪匝地的季节，我挤在涌动的人群中，热热地观看旷野上羊皮扇鼓方阵精彩的表演，心底因之而强烈地嘭嘭作响。

②开阔的山脚下，列立了百十号男女，他们身穿白羊皮褂大红裤子，在群山为背景的大地上等待声音的召唤。有了，是唢呐声，像是从天上忽然落下来的，又仿佛是从地下陡然冒出来的，游丝般苍凉悠蜿地响了起来，恍若无影的手指弹在人们的心尖上。鼓手们一惊一动，犹如春天里出圈的盖羊，哗的一下冲散而出。在浑亮的鼓乐声中摆首起舞，扭身踏浪。他们挥动百十面扇形羊皮手鼓，嘭嘭敲打，跳起来、缠起来、绕起来、腾踏起来、歌吟起来。忽而似嫩柳在春风间交错、忽而如茂密草地里一群蹦跳的蚂蚱，忽而像身醉心不醉的武士……天色由此一暗，羊皮扇鼓的群体舞蹈灿亮如焰。鼓声如雨，一重再重。左手鼓，右手槌，昂首向天，脚下旋转，轻轻地轻轻地敲出一片细语，那是对天的问候，那是对无所不能的上苍的敬畏：再看，鼓手们弯腰行地，状如收割，慢节奏打出一片浑厚之响，应该是他们对大地的感激，是对生长五谷的原野赤诚的祈愿。又一番鼓声激烈，鼓手们踢腿扬臂，阴柔中见刚硬，摇首蹈足，宛转中现强悍。面对面，手挽手，打得狂放，打得自由，打得似雨似风，春潮阵阵，歌颂人的伟大，鞭策着心灵的无边。那訇然而起的呐喊声，泼洒着一种胆气，犹是敢在虎口拔牙，亦能在权贵面前挺胸，不为功名利禄所累，充满了拥抱生活的坚定，洋溢着处逆境而不弱的奋争。

③羊皮扇鼓是一种藏刚于柔、纳火于水的舞蹈，它不仅跳动出了粗犷古朴的美，而且让我体味到了生命的深沉和负重、容忍和期盼，它实实在在渲染了陕北人生存在高粱大峁之间，直面困苦的豁达脾性。无论是巫师手中曾经挥舞过的羊皮扇鼓，还是人员众多的群舞，都能压人心魂。在我童年的山村长夜里，时不时地听到阵阵古奥凄怆的鼓声，鬼魅一般久久飘浮，冷森森地怵人心胆。那天，我跟大人们看了巫师“跳神”，满脸胡茬的汉子，裸着上身，一手执了羊皮蒙制的扇形手鼓，一手使劲而优美地敲打，随着鼓点身不由己地舞蹈吟唱，他在努力拯救一个病入膏肓的女人。巫师时而如虎如豹，飞跳扑闪：时而癫狂如痴，浪移醉步：时而吼喊如雷，跺脚有声：时而哀歌不止，一唱三叹。我看见头蒙红布的女人，端坐在小方桌上，痉挛哭泣。巫师的歌唱是那样的悲伤，那么的感人——半崖上开花半崖崖红，你为什么半路上惹闪人？扯不长的荞面剁不断的水，你为甚绝情坏良心？为你的爹娘为你的儿，吃苦受罪奴家无怨意。不要你的金不要你的银，你为什么还要嫌弃人……

④这是为一个人的生命做法事，用歌舞驱赶不明不白的病疾，用现实感极强的歌声，企望把精神失常的她拉回生活的正道。当然，这也是在用神秘的力量抚慰和激发受难者重新生活的勇气！在晃动的灯影下，众人肃立不语，木然观看，巫师操纵着神灵去按人的意志泯灭鬼怪。那时，没人怀疑这种击鼓而歌的虚幻。往往身患所谓邪病之人，经过巫师鼓歌一番，渐渐病消，重又旺盛地活了下去，不管后事怎样，都对生活充满了清醒而热烈的爱。

⑤扇鼓来自哪里？应该是在古老遥远的文明之初，羊皮扇鼓就诞生在了游牧民族的手中，驱赶豺狼，传递平安，消解寂寞，也许还曾发展成一种庆祝六畜兴旺的舞蹈。由于南鼓的饱满浑亮之声，演化为战场上助阵的武鼓，系上铁环，铮铮作响，杀气腾腾。多民族血液融合的陕北，在艰难生存的困苦中，承传了扇鼓，敲敲打打，变为消灾祛病的巫器，哭哭唱唱，一辈又一辈地延续下来。

⑥但是，当二十世纪末的艺术家把它改编成壮美的现代广场舞蹈时，它便更突显了向命运之神挑战以及鼓舞生存的品质。我看过安塞腰鼓洒脱刚猛气壮山河的阵容，我看过洛川的欢腾火热的场面，我也看过威风锣鼓的浩荡和大气，然而，羊皮扇鼓一经打起来，就不能不使人心生悲壮之美。它美在阐释陕北人不畏天命的高贵、不服命运的安排、不惧苦难的风度。可以说，羊皮扇鼓打的是一种解剖人生和慰藉心灵的哲学。告诉你生命不易，应该多些忍耐、多些沉着、多些坚持、多些准备、多些信心。

⑦陕北的羊皮扇鼓呵，一节一节，直打到人的心里去。

（取材于崔子美同题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