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于公元前2世纪的礼记・乐记，以儒家思想为主，阿时吸救道家与法家思想，是出界最早的音乐美学论著，也是最早论述礼乐教化即美育的论著。《乐记》及其礼乐教化理论，以“礼乐交融”为其东方特色，以“正声”“德青”为其艺さ求，以“天人合ー＂为其文化理念，明显区別于西方的美育观念，彰显光彩照人的中国精神，这充分证明中华民族在文化艺术特别是美学与美育上的成熟与伟大，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

《礼记》记载，当年周公通过制礼作乐而治理国家、统一天下。中国古代的“礼”起源于宗教祭祀之礼仪，发展为政治制度、道德行为规范和社会交往之人文礼仪等；“乐”是乐舞歌诗的总称。礼乐教化是一种集政治治、道德与审美为一体的整体性教育，充分体現中国传统文化关联性的特点，相异予西方文化区分性的特点，强调发浑礼乐刑政文融互补的综合性治理作用。礼乐教化还可以发特有的和合父子君臣族长乡里的团结教育作用，还有感染熏陶、移风易俗之用，所谓“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总之，礼乐教化在传统社会中充分发挥交融性与綜合性作用，是治国之重器。

《乐记）言：“乐者，伦理者也。儒家学说认为乐与道德相通，乐音是人与禽兽的区别，而对整体音乐的理解则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礼乐教化之乐教包含乐德、乐语与乐舞等部分，所谓“乐德”指“中、和、祗、庸、孝、友”等德性的核心内涵，是乐教最重要的成分。礼乐教化最重要的目的是弘扬德音与正声，抛弃溺乐与溺音。《乐记》说：“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之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又说:“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恩礼，不接心术。”这里将正声与德音提到“纪纲既正，天下大定’，’的政治高度，将奸声与淫乐视作扰乱思想与破坏心术的负面现象。礼乐教化涵养德性的精神需要提倡与继承，以纠正重利益而轻道德的价值倾向。

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哲学有其独特意蕴与魅力。《乐记》阐明礼乐与天地宇宙相应相和的特点，从而带来四海之内自然宇宙与人类社会合敬同爱的结果，充分强调礼乐教化沟通天地人的巨大作用。《乐记》还阐述礼乐教化所形成的一种礼乐交融、天地相合、阴阳相得、万物繁茂的生命之美，诚如《周易》所言“生生之谓大德也”。这种生命美学体现于中国传统艺术与传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乐记》还强调礼乐教化与亲和天地的关系，诚如《中庸》所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主张万物一体。这些美育观念不同于西方古代的人类中心论，具有重要思想价值。

中华美育历经几千年历史，滋养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需要立足中华文化立场，继承其精华，扬弃其糟粕，发扬其传统的民族的文化力量，建设新时代美育精神。

 (摘编自曾繁仁《珍视并发扬中华优秀美育传统—从(礼记，乐记>美育思想谈起》)

景德镇制瓷史上具有特色的产品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宋代的青白瓷，第二是元明清的青花瓷，第三是清代的粉彩瓷。

青白瓷是北宋初景德镇窑工在五代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根据本地原料特点和广大民众审美需求的变化，模仿青白玉质和玉色的效果而创造出来的。这种风格独特的单色釉瓷器使景德镇在宋代进入了中国名窑的行列。景德镇这个响亮的名称，就是因为宋真宗赵恒偏爱青白瓷，而于公元1004年的景德元年用自己的年号来命名的。一个皇帝将自己的年号赐予一个城镇，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自然促进了景德镇青白瓷的发展。

青花瓷是一种运用钴料进行釉下装饰的瓷器。它虽早在唐代河南的巩县窑就已萌芽，但真正成熟来自元代中后期景德镇窑工的贡献。景德镇元代青花瓷的烧制成功，既得益于宋代青白瓷的烧制基础，又得益于磁州窑、吉州窑釉下黑彩瓷的生产技术，同时还得益于此前波斯对青花钴料的运用。元代青花瓷对景德镇陶瓷发展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青白瓷。由于青花瓷具有素雅大方、纹饰丰富、彩料不易磨损、无铅毒等优点，很快赢得了国内外各阶层的普遍青睐，并成为明清景德镇瓷器生产数量最多的品种。元代以后，以青花为主的彩瓷逐渐统治了明清时代整个世界瓷器的市场，景德镇开始真正成为中国及世界的制瓷中心。

粉彩瓷是一种釉上彩瓷，它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从康熙珐琅彩瓷器蜕化而来的。粉彩瓷器到了雍正、乾隆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但很快地取代五彩瓷成为景德镇釉上彩瓷的主流，而且也成为能够与青花瓷器抗衡的景德镇瓷器的主要品种。粉彩瓷的色彩丰富，有立体感，形象刻画生动细腻，给人以华丽富贵的艺术感觉，正好迎合了清代追求华丽丰满的审美思潮。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瓷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景德镇的瓷业发展空前繁盛，“甲 ，乙”是景德镇明清时期窑业繁荣的写照。然而，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世界制瓷业逐渐进入了多元争霸的时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景德镇瓷业的国际地位每况愈下，昔日陶瓷霸主的地位怎么也恢复不了。

（取材于曹建文、余志琴的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