麟角峥嵘数脊兽

中国传统高等级木构建筑的屋脊上多装饰有“脊兽”，它的应用使得建筑屋脊轮廓富于变化，尤其是大型建筑上脊兽的应用，更使得屋脊造型繁简有度，颇具清人邓石如所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构图之美。除却装饰，脊兽还有稳固瓦件的作用。其他钉帽一类的瓦饰虽不在脊上，却与瓦钉配合固定檐口端头，具有与脊兽类似的作用。

脊兽的起源约在东周，这是瓦件逐渐普遍应用的时代。已发现最早使用瓦饰的实例，见于秦雍城遗址出土、可追溯至春秋晚期的陶质建筑构件中。形式有鸟形、三瓣花形、屋形瓦钉钉帽，也有正着脊端与后世鹅尾位置相当的羊角形构件，甚至还有人形瓦饰。这类瓦件皆为捏塑，手工造型感强烈，不似后世的模制风格，说明尚未大规模生产，正处于初创阶段。

除秦以外，东方列国也有各具特色的瓦饰，如河北灵寿中山国遗址出土的檐头筒瓦上装有叶片形并开半圆孔的巨大瓦钉钉帽等，显然是源自独立发展的瓦饰体系。

东汉时期，大量陶楼涌现，为认知当时脊兽的面貌提供了较为直接的信息。南北朝数百年间，制瓦技术大大提升，瓦饰的生产也普遍趋向于批量模制。东汉陶楼上已出现一种装饰于脊端、上下三瓦当叠起的瓦饰，其最初可能为三件独立的脊头筒瓦叠砌而成，形成风尚后，逐渐出现整体制作的做法。

纵观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脊饰造型题材，大致可归为鸟形、兽形、叶片形三类。其工艺从捏制到局部模制、再到整体模制，具体形象细节则缺少统一制度规范，可发挥空间大，呈现出物象杂陈的面貌。

隋唐时期的脊兽继承了南北朝的特点，出土实物中仍以兽面脊头瓦数量最巨，两京诸宫殿皆有发现。

唐代除有大量兽面脊头瓦发现以外，尚未见脊头瓦前端的“仙人走兽”实物。然而敦煌莫高窟中自初唐开始，就有若干建筑壁画表现出角脊下端以筒瓦上翘叠落、每片筒瓦端头置瓦当的做法，形成锯齿形构造，颇似明清建筑上“仙人走兽”的发端，只不过还未出现兽形。

莫高窟晚唐五代寺院建筑类壁画中，还普遍出现了在建筑正脊、角脊、前檐瓦面上设置陶制或金属制火焰宝珠以为装饰的做法，使建筑整体更为华丽精致，同时起到瓦钉的作用，这也是东汉明器与九原岗北朝壁画中叶片形钉帽的造型延续。

北宋后期，“仙人走兽”的面貌已与明清时比较趋近，这应当是经历了较长时间演进后制度化的结果。

两宋绘画中的亭台殿阁上，皆形象地描绘了包括各类走兽在内的脊饰。

经历了北宋时期定型和金元时期的发展，脊兽的使用到明清时更趋制度化，造型上也发生了新的改变，既不似魏晋南北朝模印的质朴风格，也不似唐宋堆塑的夸张风格，而是呈现出高度程序化的特点。其制作趋近于在方整的空心砖上加以雕饰，大型吻兽则用数块空心琉璃砖拼合，体块感十足。类型方位虽大致继承了前代，但对宋式脊饰中浓郁的民间性加以调整，追求庄严整肃，以见“威仪”。明清是古代集权制度加强的时代，这在微观的建筑装饰上也体现出来。

（选自《文史知识》，有删改）

慎 众

周振国

①慎众，是说人处在群体中的时候，要努力坚守自我，不盲目从众，不随大流。它和慎独是相对而言的，强调的都是一个“慎”，即独处或众处，都要心中有戒，做好自己。

②法国心理学家勒庞认为，人一到群体中就变得低智商、非理性、易盲从，于是他把人群称为“乌合之众”，著有著名的畅销书《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谚云：“毒蛇能害人，群蚁能治它。”自然界中的弱小动物喜欢扎堆，是因为它们需要借助群体的力量来壮大自己，或者在群体中寻求一种安全感，这是一种生存法则。但盲目从众或随大流不同，譬如，过马路集体违规，这是“羊随大群不挨打，人随大流不挨罚”的投机心理；“一盲引众盲，相将入火坑"，这是无知和迷信的悲剧；只因自己的叫声不合群不招人待见，原本是益鸟的猫头鹰便无奈东徙，这是消极退让、委曲求全；至于小斑鸠出主意让猫头鹰彻底改变自己天生独异的声音来讨好别人，则纯属馊主意或使坏；朝堂之上迫于赵高的淫威附和着把鹿说成马，这是明哲保身或保命等。柏拉图有言，智慧、勇敢和正义为善，照这个说法，盲目从众或随大流就要被划为“不善”了。

③韩愈在他的《伯夷颂》中，盛赞伯夷“特立独行”“信道笃而自知明”。伯夷的事有些争议，且不提他。但李斯的事，还是值得一说的。秦王朝建立以后，丞相王提出以分封制治国，没有人提出疑义，独李斯区区一个廷尉，敢当众站出来反对，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制度，即郡县制。重要的是，他舌战群儒，最终使得秦始皇采纳了他的意见。郡县制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也为现代的行政区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考。

④但是，“人对于自己不太了解、没有把握的事情，一般会采取随大流的做法。”这是墨菲定律的若干定律之一。事实上，柏拉图如果不自信，李斯要没点见识，恐怕也不敢悖众或当众犯愣。所以，慎众，得有双慧眼，能看明白事情。《<读书敏求记>序》：“益人神智者，惟书而已。”但眼下碎片化阅读强势抢滩国人本就可怜的阅读时间，碎片化阅读也是阅读，但浮皮潦草，终使人肤浅而浮躁，这个问题解决不易，任之堪忧。面对如今这个信息纷扰、舆情复杂的社会，遇事若不多加分析、轻信盲从，分分钟就会被裹挟、被绑架。爱默生有句名言：“要独立思考问题，不要人云亦云。”

⑤事实上，一般情况下，慎众，主要还是难在不敢做自己，怕落个不合群、不识相或假清高、假正经之类的名声，因而讨人嫌、招人恨，说到底还是修养不到，私心杂念在作怪。元人王冕，不从权贵，不随世俗，穷隐村野，唯抱贞心，其《墨梅题图诗》云：“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摘自《思维与智慧》）

“文学是人学。”文学关心人，关怀人的命运和处境，从根本上说，就是关怀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命运。今天的“人”，不仅同“类”，而且同“村”。所以，文学在关怀单个人的时候，归根结底是在关怀整个人类。现今世界，高科技把所有人不分民族、不分肤色、不分区域地都“互联”到一起，人类的命运也就更加密切地融为一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使得“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更加深刻和丰富，成为新时代文学创作的重要指导方针。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天下情怀和理论主张，是孕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基石。《尚书·尧典》记载：“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是说国家之间应该和谐相处。《周易》认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威宁。”这里明确勾画出万国安定团结、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图景。《礼记》认为圣人乃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吕氏春秋》认为“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并逐步形成“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观念。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追求“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力图建构起一个人人各得其所、共享发展、友好相处的美好社会。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观照文学创作，有助于重新认识和研究世界文学的内在发展规律，深入分析和解读经典文学作品中蕴含的精神内核。这可以在更加开阔的视野上发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渊源，同时推进文学创作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开展文学创作，可以让作品具有更饱满的人性价值和更深邃的思想价值。

世界文学经典实际上都曾经历史性地参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在西方，古希腊文学中“人本意识”的觉醒，表现为开始认识自我，表现为以人为中心观察世界。斯芬克斯之谜寓意无穷，深藏着“认识你自己”的哲学意蕴，反映出古希腊人对“人”的思考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巴尔扎克深刻地批判了现代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扭曲，探索着现代文明的走向，他的小说对人类前途和命运有着深切的关注。庞大而又奇特的《人间喜剧》展现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人情世俗，揭示了人被物化的历史悲剧。“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唤重视人的价值，鲁迅创作的重心就是主张“立人为本”。进入新世纪，刘慈欣在科幻小说《三体》中进行大胆的设想：当更高级的三体文明碾压人类文明时，人类文明将如何生存？刘慈欣痴迷于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自始至终都贯穿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切思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表达了全人类共同的信仰、信念、理想和追求。

（摘编自郝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观照文学创作》）

宋元山水画经历了北宋(主要是前朝)、南宋、元这样三个里程，呈现出彼此不同的三种面貌和意境。

“无我之境”中的“无我”，不是说没有艺术家个人情感思想在其中，而是说这种情感思想没有直接外露，甚至有时艺术家在创作中也并不自觉意识到。它主要通过纯客观地描写对象，终于传达出作家的思想情感和主题思想。从而这种思想情感和主题思想也就更为宽泛、广阔、多义而丰富。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便是这种优美的“无我之境”。它并没有直接表露或抒发某种情感、思想，却通过自然景物的客观描写，极为清晰地表达了作家的生活、环境、思想、情感。画的“无我之境”由于根本没有语词，就比上述陶诗还要宽泛。五代和北宋的大量作品，无论是关仝的《大岭晴云》，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董源的《潇湘图》以及巨然、燕文贵、许道宁等等，都客观地整体地把握和描绘自然，表现出一种并无确定观念、含义和情感，从而具有多义性的无我之境。

如果看一下南宋马远、夏珪等那许许多多的小品：深堂琴趣，柳溪归牧，寒江独钓……我们就会发现细节真实和诗意追求正是它们的美学特色。它不再像前一时期那样宽泛多义，而是要求得更具体和更分化了。尽管标题可以基本相同，由画面展示出来的情调诗意却并不完全一样。应该说，比起北宋那种意境来，题材、对象、场景、画面是小多了，一角山岩、半截树枝都成了重要内容，占据了很大画面；但刻画却精巧细致多了，自觉的抒情诗意也更为浓厚、鲜明了。这是不是“有我之境”呢？是，又不是。相对于第一种意境，可以说是：艺术家的主观情感、观念在这里有更多的直接表露。但相对于下一阶段来说，它又不是：因为无论在对对象的忠实描写上，或抒发主观情感观念上，它仍然保持了比较客观的态度。

上述第二种意境可说是形似与神似、写实与诗意的融合统一，矛盾双方处在和谐状态中。但形与神、对象(境)与主观(意)这对矛盾的继续发展，在元代社会氛围和文人心理的条件下，便使后者绝对压倒前者而直接表露，走到与北宋恰好相反的境地：形似与写实迅速被放在很次要的地位，极力强调的是主观的意兴心绪。自然景物不过是通过笔墨借以表达“不能不尽”的主观心意罢了。“远山一起一伏则有势，疏林或高或下则有情。”这当然是标准的“有我之境”了，它开拓了宋元山水画中的第三种意境。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