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不迁”是屈原人格美的核心。它包含两方面：一是对养育了自己的故乡的热爱与依恋；二是在政治斗争中坚持原则，决不随波逐流。

屈原的一生便是“独立不迁”的最好诠释。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美政”理想，屡遭打击，毫不动摇，正如他在《离骚》中所说的：“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他也曾打算像战国时代一般士大夫那样周游列国，去寻找了解自己的君主。但是，对于自小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的深挚感情，使屈原不能他迁。回楚都既不可能，远游、求贤又不成，最后，在无可奈何之际，只好身投汨罗，以死来殉自己的祖国和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

与“独立不迁”相联系，屈原在诗歌《橘颂》中还提出两条为人的准则：无求与苏世。《橘颂》中说：“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一个人胸怀坦荡，不图私利，不干人，不屈己，才能顶天立地，保持独立的人格。《橘颂》又说：“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必须头脑清醒，是非明辨，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而不至于随波逐流。无求与苏世浸透在屈原“独立不迁”的人格里，使之臻于更坚实、更完美的境地。

《渔父》的中心思想也是“独立不迁”。不过这首诗人们多以为伪作。王逸既说是“屈原之所作”，又说是楚人追记屈原与渔父的对话，本来就自相矛盾。但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已采用它的内容作为事实来叙述，因此可以设想，这篇作品的文字虽然不一定出自屈原之手，而渔父与屈原的问答却实有其事。屈原的答话可以作为了解屈原思想的可靠资料。渔父问屈原何以被放逐，他答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又问他：“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他答曰：“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

渔父和屈原的对话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渔父大概是一个逃避现实的隐者，他不满意社会的黑暗，但他的态度是与世推移，随波逐流。屈原则不然，他要保持自己的清高和清醒，不肯同流合污。这当然会陷入孤立，但他不怕孤立，决不会投合世俗而改变自己的态度。正如他所说的“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独立不迁”的人格还表现为对正直的追求与维护。屈原批评那种“背绳墨以追曲”的行为，发出“伏清白以死直”的誓言。在《涉江》中，他表示：“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

在儒家的典籍中，治水有功却被天帝处死的鲧一直是个反面人物，那么鲧到底犯了什么天条会被天帝处死呢？《山海经》说：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原来，鲧的罪行是私自窃取了天帝的息壤去填洪水以拯救人类。这样说来，他简直就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屈原对这样一个英雄深表同情和赞赏，从这可以看出屈原自己人格的崇高。屈原明知自己的结果会和鲧一样悲惨，但是他决不屈己从俗，而始终保持着“独立不迁”的人格，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啊!

（选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有删改）

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确立文化自觉观念正逐步成为国人的共识。一般来说，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和基础部分，哲学的发展对于文化建设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程中，我认为文化的自觉必先做到哲学的自觉。

②哲学    没有华丽的外表和富贵的身份，    因其追求朴实的真理和阐发深邃的思想而散发出迷人的光辉。哲学与时代水乳交融，任何哲学都不能脱离它所处的时代，任何时代都不能缺少哲学的精神境界。哲学是时代的窗口，是一种社会生活。正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所说：“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人们生活的环境在决定他们的哲学上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反过来他们的哲学又在决定他们的环境上起着很大的作用。”

③高品质的人生不能没有哲思的陪伴，健全的社会不能没有哲学理念的导引。哲学是思想者的事业，哲学是行动者的头脑，哲学是社会的灵魂。哲学离不开火热的生活，也离不开冷静潜心的探索。学习和研究哲学需要耐得住寂寞。哲学徜徉在神圣世界和世俗世界、理想与现实之间。它既超越神学的虚幻思辨，又突破具体科学的实证局限。人们在哲学思考中究古今之变，穷天人之理，寻精神家园。在哲学园地，一代又一代学子和哲人默默耕耘、无怨无悔、上下求索。哲学也有自我放逐或被边缘的时候，也有魅力消减或深陷尴尬的时候。然而，哲学只要与时代同行，与生活为伍，与思想同伴，它的价值和魅力就会永驻。

④哲学家是社会中独特的思者和智者，他们为社会奉献的是思想和智慧。哲学家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例如，有的哲学家把“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痛苦的难以承受的怜悯之心”当作自己的精神动力。我们面对的世界充满矛盾，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现代化进程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许多传统价值观念被颠覆，而新的信仰和价值观念未能确立；到处都呼唤人文关怀和诚信，可现实中却又充斥着冷漠和欺诈；倡导以公平正义理念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却与悬殊的贫富差距和城乡鸿沟并存；急功近利的发展换来了自然环境的破坏。哲学家需要面对现实。一些学者不满哲学的现状，发出了“哲学究竟离我们有多远”的疑问，并呼唤哲学回归现实生活。当代哲学家们越来越认识到，拯救社会，拯救信仰，拯救诚信，已经成为自己的重要使命。

⑤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成为当代中国的重要思想事件，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民族、国家和政党。新中国成立伊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成为人们解析中国国情、激发攻坚克难精神的重要思想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的典范***哲学思想成为人们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哲学名篇为人们耳熟能详。在建设新中国的历史岁月，“学哲学用哲学”的倡议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念得到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得到系统解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各国各时代哲学发展历程的著述蔚为大观。

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哲学研究筚路蓝缕、启发民智、锐意创新，对纷繁复杂的重大问题做出了富有现实感的哲学解答，反映了时代发展进程中的价值诉求。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功不可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以哲学语言表达的改革号角。改革的哲学与哲学的改革相伴而行，改革开放为哲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空间。中国的哲学学者们面对现实的社会和现实的人，审视和反思现实问题，探讨实践哲学、价值哲学、主体性哲学、人的哲学，深切关注人的地位、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发展、人的解放、人的幸福；他们以开放的胸怀面向世界，充分吸纳世界文明成果，重视对外国哲学名著的翻译、介绍和研究；他们尊重历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思想资源，深入开掘中国传统学术典籍中的哲学思想；他们以哲学的方式反思时代，促进科学认识与价值目标的融合，提升理论研究的现实维度，实现学术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⑦我们处在文化发展多样化的时代，应该继续坚持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文化建设中的引导作用，在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在思想文化、道德文化、艺术文化、宗教文化等方面，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和回答各种挑战和问题。

（选自2011年10月26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①汉字演变过程是在六书造字法的基础上，从最初幼稚的象形字开始，继而出现了指事、会意的造字方法，进一步出现了以语音表意的假借字和音形并假的转注字，最后发展到以形声为主的音、形、义结合的表意文字系统。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文字字体也经历了由甲骨文、金文、篆、隶、楷、行、草的变化，最后才奠定了楷书的标准地位，这也充分体现了汉字与时偕行的应变功能。

②方块汉字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由于儒家文化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汉字在发展过程中便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中许多思想不同程度地浸润到了汉字的形体构造之中，汉字实际上成了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载体。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习惯是重整体、直觉。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正是来自于儒家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儒家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它由不同等级和处在不同关系的人所组成，而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和关系是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其界限也是不可逾越的。这种政治伦理思想维持人们之间和等级之间的平衡，使整个社会协调发展，长期统一。

③以象形因素为约的特点几千年不变，始终不脱离以形知意。汉字的以意统形的方块形式常使人能从其形体结构直窥其意，从而加深对文意的理解。从单个汉字来看，其结构也往往体现着统一的整体思想。如“国”字，甲骨文即“或”字，字中“戈”表示兵器，“口”家城邑形，放在一起表示守城。而“国”之繁体“國”在原有的“或”字外边再加一个大框，表示周围有界，被围之意，这一演变蕴含了人民持戈守城，继而划定疆界，圈固城郭，从而表达了国家统一、不可侵犯的丰富内容。

④儒家思想重视普遍联系的思想，认为天地人合一，自然界与人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和谐统一体。这一重协调、重和谐的思想反映在汉字的演变过程中，导致形声配合结构增多，部首偏旁日益丰富，而偏旁部首体现的正是一种普遍联系的思想。如以“走”作部首，造出与前行的动作有关的一系列字来，如“赴”、“越”、“超”等；与太阳有关的现象，汉字常少不了“日”；与动作有关的字，大都以“扌”作部首。

⑤儒家文化思想中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如《易经》中把具有辩证内容的初期哲学中如“阴阳五行说”等进一步展开引申出否与泰、损与益等一系列范畴。这种辩证思想在文字的创造中也有所反映，被称之为“夫子之通”的“忠”、“恕”二字不仅相互构成对立的关系，而且两个字本身的上下结构也形成了一种对立与统一的关系。

房屋是房屋，园林是园林。没有园林的只能算是房屋，没有房屋的只能够是荒野。房屋加上园林才是完整的建筑。故此，较小型的房屋附设庭院，大型的园林附设房屋。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在官场俗务之余，都会向挂在墙上的水墨山川投以向往的一瞥。这种寄托看似无足轻重，却被视为知识分子达到“完整人格”的基本条件。

在条件未成熟时，“寄托”会投射在住屋的方丈庭院里，明、清两代就有不少名士对处理小庭院（小至天井）的心得大作文章；一旦有足够的经济条件者，例必大造园林。无论建造房屋的目的如何，园林的要求都大致相同，就是在现实的目的之外，创造一个令身心舒放的境界。

君子慎其独也。“独”是在非公开的场合，往往就是自己在家的时候。于是大家的“家”就带着培养“君子”的严谨和克制的气氛。长期居住在行必有据的礼仪之所得君子，身心未必可以平衡，幸而有园林。儒家思想落实在严谨规整的合院式建筑布局里，老庄强调的生命则弥漫在园林中。

中国历史绵延漫长，园林之嬗变，皆有迹可寻。传说中黄帝有个百兽都来饮甘冽泉水的玄囿（前27世纪）（《穆天子传》），很明显，有皇室就有皇家园囿。囿，园有垣也。一日禽兽有囿。圃，种菜曰圃。园，所以种果也。苑，所以养禽兽也。信史（有文字记载）开始，整个商代值得一记得可不是园林，而是纣王的“肉林”和“酒也”。所以一般园林故事大都从英明有为的周文王开始（前12世纪），他营造的灵囿是人类第一个可以开放给百姓捉雉猎兔的野生公园。与民同乐的时间很短暂，四分五裂的春秋时代，各国都忙于兴建高台，高观重楼，望敌方，望属于自己的一片江山。园囿用来狩猎野兽，操练骑射大于游玩欣赏。

魏晋南北朝，战争和佛道思想一起兴盛，南朝烟雨楼台中，寺寺园林。“登山临下，幽然深远——岩岩清峙，壁立千仞”，“朗朗如日月之入怀——谡谡如劲松下风”。写崇山峻岭，却是形容人的风采，园林景致开始与内在品格相应。这个不稳定的时代，清高的知识分子大多远离是非地，隐逸山居，参禅读书，开田园诗、山水画和山居园林的先河。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那种与世无争的况味便成为了私家园林的新意象。

魏晋的隐逸田园之所以能避过盛唐富贵的色彩，主要归功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这位开山水画南宗的天才诗人，将诗情画意一并写入自己的园林辋川别业里。古代圈地成园那种“且占它一片好江山”的大手笔，到这个时候终于完全洗脱“游牧的记忆”，上升至境由心造的诗意之路。中国古代建筑出现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后世所谓的园林艺术（并非自然艺术），亦在这个时候真正开始。

元、明两代，文人画走到巅峰，上接王维，中国园林已被诗书画熏陶了超过一千年。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的作品每被视为造园的蓝图。崇山峻岭与人的内在品格相应，宋、明著名画家笔下的苍雄山势和一草一木，都成为园林里假山花石造型的蓝本。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园林故事，中国园林最大的特色并不在于源远流长，而是在于文人与园林结下的不解之缘。凿石引泉，编竹为篱，画家、诗人、思想家、政府高官以至帝王都介入工匠建设，正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本色。

“凡士人皆懂造园”，造园者非要有一番见识不可。

（摘自赵广超《中国园林的文人气》，有删改）